回憶與反思，四百年前的瘟疫與半年前的解封

近一個月來，各地又有陸續的復陽現象，大多數人都說，這次要比上一次輕的多，按照這樣的情況發展下去，也許下一輪陽的時候，稍微咳嗽咳嗽，頭疼個一時半會兒就過去了。

如今不僅癥狀變輕了，人們對于那段時間的記憶也減輕了，枷鎖被剪短之后，人們紛紛振翅高飛，如今四處一派繁榮的景象，讓大家早就不愿再回憶起那段封閉往事，也就逐漸的忘卻了。

不過也有人說，對苦難的忘卻，就是對自身的背叛。具體的痛可以忘，但反思的痛卻不應輕易地拋棄。前者是卸下負擔地前行，而后者則是避免重蹈覆轍。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深陷苦難大多數只能體會而不能反思，只有經歷了時間的洗滌，遠離那個時空之后，回顧才有了價值。

解封已近半年，這半年的時空隧道，能否讓人看清那段日子還不得而知。但四百年前恐怖的歐洲大瘟疫所留下的點點滴滴，已經足以讓人理解很多當前的狀況。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就對17世紀的歐洲如何應對瘟疫進行了深入解讀，同時他還將由瘟疫引發的隔離和由麻風病導致的放逐進行了比較，在這兩種現象背后，發現了不同的權力運行模式以及帶來對社會的影響。

福柯的洞見無須總結，在其深刻的陳述當中，也在半年前每個人都能切身體會的隔離當中。以下就是福柯對瘟疫與隔離的見解——

根據17世紀末頒布的一道命令，當一個城市出現瘟疫時，應采取下列措施。

首先，實行嚴格的空間隔離：封閉城市及其郊區，嚴禁離開城市，違者處死，捕殺一切亂竄的動物；將城市分成若干區，各區由一名區長負責。每條街道由一名里長負責，嚴密監視該街事務；如果他離開該街，將被處死。在規定的一天，所有的人都必須待在家里，違者處死。里長本人從外面挨家挨戶地鎖門；他帶走鑰匙，交給區長；區長保管鑰匙直到隔離期結束。

每個家庭應備好口糧。但是沿街也設立了通向各所房子里的木制小通道，這樣每個人都可以收到分配的面包和酒，同時又不與發放食物者和其他居民發生聯系。肉、魚和草藥將用滑輪和籃子送進各家。如果人們必須離開住所，那就要實行輪流的辦法，避免相遇。

只有區長、里長和衛兵可以在街上走動，另外還有在被傳染的房子、尸體之間活動的“烏鴉”。后者是些人們不管其死活的人。這些“窮人搬運病人、埋葬死人、清除污物以及做其他許多的下賤工作”。這是一個被割裂的、靜止凍結的空間。每個人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如果他移動，就要冒生命危險，或者受到傳染或者受到懲罰。

監督不停地進行著。到處都是機警的監視目光：“一支由可靠的軍官和富人指揮的民兵隊伍”，在各個出人口、市政廳和各個區進行警戒，以確保民眾的服從和長官的絕對權威，“還嚴防一切混亂、偷盜和勒索”。在每個城門應設一個觀察站，在每個街口設幾個哨兵。每天，區長巡視所負責的地區，了解里長是否履行了職責、居民是否有不滿之處。

他們應“監視他們（居民）的行動”。每天，里長也深入所負責的街道，在每所房子前停下，讓所有的居民都在窗口露面（住在面對院子方向的居民應分得一個面向街道的窗戶，只有他們可在露面時使用）。他呼喊每個人的名字，了解每個人的狀況——“因有死刑的威脅，居民會被迫說出;真實情況”。如果有人不在窗口露面，里長應該追問原因：“這樣，他會很容易發現是否有死人或病人被隱藏起來。”每一個鎖在這種籠子中的人，每一個在各自窗口處的人，都要回答點名和在追問時露面——這是對生者和死者的大檢查。

這種監視建立在一種不斷的登記體制的基礎上：里長向區長報告，區長向市長報告。從“鎖門”之時起，每個城市居民的角色就被逐個確定了。“每個人的姓名、年齡、性別”都被登記注冊。登記冊一份交給區長，一份交給市政廳，另一份供里長每日點名用。在巡視中所能了解的一切情況——死亡、病情、抱怨、異常現象——都被記錄下來，轉達給區長和市政長官。

市政長官對醫療處理握有完全的控制權。他們指定一名醫生負責。未獲得該醫生的便條，任何醫生不得治療病人，任何藥劑師不得為病人配藥，任何神父不得拜訪病人。這是為了“防止有人背著市政長官隱藏傳染病人或與這種病人打交道”。病情記錄應該不斷地匯總。每個人的病情和死亡都要經過權力當局，經過他們所做的記錄和決定。

在隔離五六天后，開始對每所房子逐一地清理消毒。每所房子的居民都要離開。在每間屋子里，“家具和財物”都堆到高處或懸在空中。房間四周撒上香料。
在用蠟把門乃至鎖孔封好后，點燃香料。香料燃燒時，整所房子被封閉起來。完成這項工作的人在出口處受到檢查，“當著住戶的面，看他們是否在身上藏有進來時所沒有的東西”。四個小時后，住戶被允許回家。

這種封閉的、被割裂的空間，處處受到監視。在這一空間中，每個人都被鑲嵌在一個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動都受到監視，任何情況都被記錄下來，權力根據一種連續的等級體制統一地運作著，每個人都被不斷地探找、檢查和分類，劃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疇。

所有這一切構成了規訓機制的一種微縮模式。用以對付瘟疫的是秩序。秩序的功能就在于清理各種混亂。當肉體混雜在一起時，疾病就得以傳播。當恐懼和死亡壓倒了禁令時，罪惡就會滋長。秩序借助一種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權力，確定了每個人的位置、肉體、病情、死亡和幸福。那種權力有規律地、連續地自我分權，以致能夠最終決定一個人，決定什么是他的特點，什么屬于他，什么發生在他身上。

瘟疫是一種混合，規訓是一種解析。規訓施展自己的權力來對付瘟疫。圍繞著瘟疫形成了一批歡度節日的文學作品：法律中止，禁忌全無，時間凍結，肉體不分貴賤地混雜在一起，每個人都揭去面具，拋棄了過去據以相互辨認的法定身份和形象，露出一副全然不同的真相。

但是，也有一種與此截然相反的關于瘟疫的政治夢想：癌瘟疫期間不是集體的狂歡節，而是嚴格的隔離；非但法律沒有受到踐踏，相反，通過確保權力毛細滲透功能的完整等級網絡，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不存在戴上又摘掉的面具，只有對個人的“真實”姓名、“真實”位置、“真實”肉體、“真實”病情的排定。瘟疫作為一種既是真實的又是想象的混亂形式。有其醫療的和政治的相關規訓方法。在規訓機制背后，可以發現關于“傳染病”、瘟疫、造反、犯罪、流浪、開小差以及在動亂之時出現與消失、生存與死亡的人們的種種揮之不去的記憶。

如果說，麻瘋病人引起了驅逐風俗，在某種程度上提供了“大禁閉”的原型和一般形式，那么可以說，瘟疫引出了種種規訓方案。它不是要求將大批的人群一分為二，而是要求進行復雜的劃分、個人化的分配、深人地組織監視與控制、實現權力的強化與網絡化。

麻瘋病人被卷入一種排斥的實踐，放逐——封閉的實戰。他被遺棄在一片無須加以分解的混沌之中，等待毀滅。瘟疫患者則被卷入一種精細的分割戰術中。在這里，個人的區分是一種權力擠壓的后果，這種權力自我擴展、自我衍生和連接。一方面是大禁閉，另一方面是規訓。一方面是麻瘋病人及對他的隔離，另一方面是瘟疫及對它的分割。前者是被打上印記，后者是受到解析和分配。放逐麻瘋病人和制止瘟疫所伴隨的政治夢想并不是一樣的。前者是一個純潔的共同體，后者是一個被規訓的社會。在行使統治人的權力、控制人際關系，清理有害的人員混雜方面，二者的方式不同。

瘟疫流行的城鎮，應完全被一個層級網絡、監視、觀察和書寫所覆蓋；一種廣延性權力以一種確定無誤的方式統治每個人的肉體，使該城鎮變得靜止不動。這就是一個治理完善的城市的烏托邦。瘟疫（至少被視為一種可能性）是人們在理想地確定規訓權力運作的過程中的一個考驗。為了使權力和法律能夠完全按照理論運作，法學家陷于關于自然狀態的想象；為了看到完美的紀律發揮作用的情況，統治者設想了瘟疫狀態。作為規訓方案的基礎，瘟疫意象代表了一切混亂無序狀態，正如被切斷一切與人的接觸的麻瘋病人的意象，構成各種排斥方案的基礎。

它們是不同的方案，但并非互不相容。我們看到它們逐漸匯集在一起。19世紀的一個特有的現象就是，將規訓分割的權力技巧應用于以麻瘋病人為其象征性居民的排斥領域（乞丐、流浪漢、瘋人和不守法者是其真實的居民)。把“麻瘋病人”當作“瘟疫受害者”，對混雜的拘留空間進行精細的規訓分割，同時使用權力特有的解析分配方法，區分被排斥者的個性，但是使用個人化方法是為了標示排斥，這一切就是自19世紀初起在精神病院、妓女收容院、教養所、少年犯教養學校以及某種程度上在醫院中規訓權力的常規運作情況。

一般說來，一切實行對個人的控制的權力機構都按照雙重模式運作，即一方面是二元劃分和打上標記（瘋癲/心智健全；有害/無害；正常/反常)；另一方面是強制安排，有區別的分配（他是誰，他應該在哪里，他應該如何被描述，他應該如何被辨認，一種經常性監視應如何以個別方式來對待他，等等)。

一方面，麻瘋病人被當作瘟疫受害者，個人化規訓戰術被應用到被排斥者身上；另一方面，規訓控制的普遍化導致給“麻瘋病人”打上標志，并調動起雙重的排斥機制來對付他。不斷地劃分正常人和非正常人，使所有的人都納人這種劃分，是把對付麻瘋病人的非此即彼、打上標記、予以放逐的方法應用到完全不同的對象上。

這使我們想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由于有了一系列度量、監視和矯正非正常人的技術和制度，就使因恐懼瘟疫而產生的規訓機制得以施展。直至今天布置在非正常人周圍的、旨在給他打上印記和改造他的各種權力機制，都是由這兩種形式構成的，都間接地來自這兩種形式。

——以上，就是福柯的主要論述，特別是最后一段，“這使我們想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如果說福柯只能是在類比和隱喻的層面來去體會瘟疫大流行時代和他的時代的話，那么我們當前就可以比福柯更加真切的，在隱喻和切身體會層面，理解四百年前的社會狀況。

同時，比對那些對四百年前人們面對瘟疫所實施的政策，也提醒了我們，人作為一種社會性的動物，其基本的思維方式以及創造出來的那些社會運作方式，并不會隨著物質文明的發展而發生本質的變化。我們依舊是擁擠在一起吵鬧的動物，為了某些欲望與恐懼，彼此利用、彼此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