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毛主席接見斯諾，閑聊時主席：35年前到現在，我對你不講假話

毛主席和斯諾

前言

1936年7月，美國記者斯諾到達陜北蘇區，采訪毛主席等中共領導人。8月，斯諾暫時離開保安，深入前線采訪。毛主席在發給彭德懷的軍務電報中，多次問起斯諾：“他們什么時候回來？”

斯諾離開陜北后，他的朋友們受其影響，也陸續來到陜北，毛主席隆重地接待了斯諾的朋友們。

1970年，斯諾來到中國，毛主席曾對他說：“無論發生什么變化，我們的關系是持久的。”在長達30多年的交往中，毛主席對斯諾的信任和重視，是無可比擬的。

奔赴陜北

1928年，出于對神秘的東方古國的好奇和游歷的愛好，23歲的斯諾乘坐輪船橫跨太平洋，沿途欣賞了熱情的夏威夷和面積窄小的日本，歷時3個月，終于抵達中國上海。

初次踏上這片古老的土地，斯諾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那些充滿年代氣息的建筑，訴說著歷史的繁華與厚重，帶給他深深地震撼。

斯諾

然而在這里，斯諾也看到了難以置信的一幕幕。他親眼目睹了上海街頭流浪乞討的兒童，目睹了底層人民苦苦掙扎在貧困線上，目睹了辦事機構里，外國人只需要工作三四個小時，而中國人卻要包攬最苦最累的活計，外國人的盛氣凌人和中國人的愁眉不展形成鮮明的對比。

斯諾震驚了，他深切體會到了底層人民的疾苦。那時候，斯諾對自己說：“我必須為拯救中國做點什么，得趕緊做。”

斯諾原本只計劃在中國逗留六周的時間，但這個歷史悠久，卻滿目瘡痍的國度讓他難以割舍。于是，斯諾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留在中國。那時的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會在中國待13年之久，游歷中的驚鴻一瞥會徹底改變他的人生軌跡。

自那以后，斯諾一直在中國境內游歷，足跡遍布大江南北，了解了中國最全面的情況。

30年代的上海

1931年9月，日本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斯諾在1933年出版的《遠東前線》一書中，戳穿了日本企圖吞并中國的陰謀，讓數以萬計的讀者了解了戰爭的真相：

早些時候，他們說，為了保衛日本，必須占領朝鮮；昨天他們說，為了保衛關東租界地，必須占領東北；那么明天他們的軍事理論將是：為了保衛熱河，必須占領華北。這是何等美妙的帝國主義邏輯！

從日本開始侵略中國的那一天起，斯諾始終與受到外來侵略的中國人民站在同一條戰線上。

斯諾一直住在上海，并幸運地結識了宋慶齡。在與宋慶齡真誠的交往和對話中，斯諾看到了中國人身上與生俱來的善良與頑強，并由衷地相信中國終有一天會煥然一新。斯諾說：“通過她，我體驗到了中國最美好的思想和情感。”

1934年，斯諾受邀擔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從此離開上海去了北平。后來，他采訪過自吹自擂、高傲自大的國民黨要員，也親眼看見了國民黨毫無原則的退讓，置國家于水火之中而不顧。

斯諾清楚的知道，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會加快日本侵略者強取豪奪的步伐，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需要全世界的關注和國際正義人士的援助，同情心和正義感驅使斯諾開始關注中國的革命問題。

1936年初，斯諾聽說中國革命的光明和未來在陜北，在陜北鱗次櫛比的窯洞里，便迫不及待地想去那里看一看。

斯諾

這一時期，由于國民黨的封鎖、抹黑，關于共產黨以及紅軍動向的消息少之又少，斯諾迫切的想知道，蔣介石豪擲25萬銀元懸賞捉拿的“紅軍最高統帥”毛主席是什么樣的人？支持者成倍增長的紅軍，他們的戰略戰術是什么？這種種疑問盤旋在斯諾的心頭，他急于找到答案。

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斯諾得到了一個十分寶貴的機會，他終于可以去陜北采訪了，他會弄清楚心里所有的疑問。

就這樣，斯諾冒著生命危險，穿過國民黨的重重封鎖，踏上了一趟未知的旅程，這也標志著他成為第一位進入陜北的外國記者。

中共非常重視斯諾的到訪，他們明白，通過斯諾的采訪和報道，中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會更加了解共產黨、了解紅軍。中共的聲音、中共的想法會借由斯諾的筆傳到千家萬戶、五湖四海。

到達陜北，斯諾首先見到的是周恩來，周恩來用一句流利的英語，向這位遠道而來的客人問好，這使斯諾大吃一驚：“紅軍中竟然有人懂英語。”

周恩來笑容滿面地說：“我接到報告，你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

周恩來的話給斯諾吃了一顆定心丸，這表示他的到來受到了歡迎和重視，表示他的采訪會得到各方的支持。斯諾毫不掩飾的說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采訪毛主席。

于是，周恩來把斯諾抵達陜北的事情向毛主席作了匯報，并讓李克農為斯諾配備一匹馬，方便他外出，派一名勤務兵當他的向導，并安排斯諾住進外交部招待所，給予了他高度禮遇。

7月13日晚上，毛主席親自來到招待所，歡迎斯諾的到來。此前，斯諾只從別人口中聽說過毛主席的事跡，由于缺乏真正的了解，他心里的“紅軍最高統帥”始終帶著一絲神秘色彩。

毛主席親切地與斯諾握手，熱情地說：“可以熟悉一下周圍環境，同別人談談話，待認清方位后，再來見我。”寒暄了幾句，毛主席起身離開，走到街上散步去了。

在與毛主席短短的會面時間里，斯諾的腦子一片空白。直到毛主席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他才漸漸回過神來，心想：“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毛主席？他穿的什么衣服？長得什么樣呀？”可是斯諾怎么也想不起毛主席的模樣。

7月15日，斯諾收到毛主席的誠摯邀請，走進了他的窯洞，同時也邁著記者的步伐，走近了毛主席的革命故事中。

毛主席

交談中，毛主席直言不諱，言辭辛辣，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侵略的問題不僅是中國一國的問題，而且是一切在太平洋有利害關系的國家整個待解決的問題。”

毛主席還極其睿智的預言：

戰爭初期日本將打贏所有的重大戰役，占領主要城市的交通線，還將摧毀國民黨的精銳部隊。繼而出現持久斗爭的局面。到那時，紅軍游擊隊將起主要作用，并在國民黨的力量衰落的同時，迅速地壯大。

要知道，毛主席說這些話時，抗日戰爭還沒有爆發，但毛主席準確的預言了抗戰的走向。后來，當抗日戰爭爆發，斯諾再想起毛主席這番話，感受到的是一種實實在在的震撼。

毛主席說話不繞彎子，妙語連珠，使得斯諾的提問興趣徹底爆發，連續不斷的拋出問題，他提的每一個問題毛主席都作了回答。

整個采訪過程中，毛主席眼神明亮，舉手投足間從容自若，整個人散發著智慧的光芒，讓斯諾深深折服。

后來的幾天里，斯諾每天晚上都會去毛主席的窯洞，兩個人酣暢淋漓地進行每次對話，精彩不斷升級。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斯諾這樣形容自己所了解到的毛主席：“對新鮮事物很敏感，眼光很銳利，有演講才能和寫作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是一個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

在與毛主席的對話中，斯諾無時無刻不充滿驚喜。他沒有想到，傳聞中的“紅軍最高統帥”是那么平易近人，而且有超凡的魅力和杰出的才能。

每一次與毛主席交談，斯諾都有一種打開新世界大門的感覺。毛主席巧妙風趣的話一句接著一句，時而引人深思，時而讓人打心里佩服。毛主席卓越的軍事見解，對戰爭絲絲入扣的分析，讓斯諾眼前一亮，精神得到升華，靈魂得到洗滌。

當窗外夜幕降臨，斯諾仍然舍不得結束談話，在昏黃的煤油燈下，毛主席和斯諾愉快的交談著。

毛主席和斯諾

在陜北生活的日子里，斯諾不僅慢慢了解著毛主席的軍事思想，還細致入微地觀察著毛主席的日常生活。

他驚訝地發現，盡管身為“紅軍最高統帥”，但毛主席的生活極為簡樸。他和妻子賀子珍住在兩孔簡陋的窯洞里，窯洞銹跡斑斑，里面除了一張地圖，沒有多余的陳設，最值錢的東西是一頂蚊帳。

除了身份不同，很難看出毛主席和普通紅軍戰士有什么區別，他沒有私人財產，沒有金銀財寶，真正屬于他的不過是窯洞里擺放的生活用品。然而，他似乎并不在乎個人的得失，只關心著革命的未來。

早年間，斯諾采訪國民黨官員，看到了他們頤指氣使的可憎面孔。如今在陜北，斯諾親眼見到毛主席與當地老百姓熱火朝天地交談，場面是那么融洽，沒有高低之分，毛主席和當地群眾平等共處著。

毛主席和群眾

斯諾說：“我曾幾次同毛主席一起去參加過村民和紅軍學員的群眾大會，去過紅色劇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觀眾的中間，玩得很高興。”

經過長達10天的采訪，斯諾全面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戰術，也看到“紅軍最高統帥”毛主席在軍事、政治上的獨到見解。

而且在與毛主席的暢談中，斯諾掌握了毛主席的成長經歷和革命歷程，這也是毛主席有史以來第一次向記者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這讓斯諾深感榮幸，好像得到了極珍貴的寶物。

來陜北之前，斯諾作了充分的準備，隨身攜帶了兩部相機。來到陜北，他用相機記錄下這里的人們，這里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記錄下紅軍與當地群眾和諧相處的珍貴瞬間。

斯諾在采訪

除了拍攝在陜北的所見所聞，斯諾最大的愿望莫過于給毛主席拍一張足夠表現他個人風采的照片。

其實，在與毛主席接觸的過程中，斯諾經常會舉起相機，找好角度，拍下毛主席沉思、散步、吃飯的樣子，但始終沒有拍到一張滿意的照片。

毛主席

斯諾認為，那些照片反映不出毛主席真實的個性和獨特的人格魅力，并計劃再給毛主席拍一張照片，一定要生動傳神，讓人過目不忘。

一天，斯諾和醫學博士馬海德來到毛主席的窯洞。由于剛剛午睡過，毛主席整個人精神抖擻。

斯諾直截了當地對毛主席說，想再給他拍一張半身照，毛主席興致高昂地同意了。

斯諾領著毛主席走到窯洞外的石凳上坐下，引導他做出嚴肅的表情，并建議他戴上軍帽。但是，毛主席的軍帽已經褪色，戴上它拍照顯然不夠得體。

幾位警衛員馬上把自己的帽子遞給毛主席，但帽子太小，毛主席戴不進去。折騰了半天，毛主席大手一揮：“算了算了，干脆就不要戴它了。”

作為一名記者兼攝影師，斯諾有豐富的拍攝經驗，他知道毛主席戴上軍帽一定更精神、更有氣魄，拍出的照片會更有韻味，便笑著說：“紅軍的統帥怎么能不戴軍帽呢？”

說完，斯諾把目光投向圍觀的戰士們，眼睛掠過每一位戰士，但大多數人的帽子都太舊了。

這時候，斯諾一抬手摸到了自己頭上的帽子，才想起這頂帽子是新的，便趕緊摘下，遞給毛主席。毛主席戴上后，斯諾仔細端詳了一會兒，滿意地說：“不大不小，正合適。”

后來，馬海德回憶：“斯諾是當時唯一能讓年輕的毛主席戴帽子的人。”

過了十幾天，毛主席戴軍帽的照片洗出來了，斯諾看著這張成品，高興得手舞足蹈，這絕對是他這輩子拍下的不可多得的好照片。

毛主席

在這張照片中，毛主席的眼睛炯炯有神，顯露出無限的氣質吸引力和精神感染力。而且毛主席臉色嚴峻，鼻梁高挺，給人一種堅韌、無畏的感覺，眼睛直直的看著某一個地方，像是在靜靜地思考，又像是被某件東西深深吸引。

這張照片絕對稱得上當之無愧的傳世經典，斯諾對它十分偏愛，離開延安時還不忘帶走毛主席拍攝照片時所戴的軍帽。

斯諾在陜北待了40多天，他目睹了陜北人民平靜、祥和的生活，目睹了紅軍英姿勃發的精神面貌，見到了運籌帷幄、親切和善的毛主席。

在來陜北之前，斯諾對中國革命的未來憂心忡忡。離開陜北時，他對中國革命的未來滿懷希望。40多天后，斯諾帶著無限的傷感和留戀離開了陜北。離開陜北后，他與毛主席仍然保持著書信往來。

斯諾在陜北采訪途中

1937年，斯諾根據在陜北的采訪記錄和耳聞目睹的一切，撰寫了一本書《紅星照耀中國》，并順利面世。

《紅星照耀中國》一經出版，立即在世界范圍內引起轟動。在書中，斯諾揭開了陜北蘇區的神秘面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正義人士對陜北充滿想象，開始關注中共、關注中國革命。

在中國國內，無數的愛國青年對陜北心馳神往，不約而同地來到陜北，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批外國記者個個懷著強烈的好奇心走進陜北蘇區。

而對于飽受戰爭之苦的普通群眾來說，斯諾的書籍猶如一道黎明的曙光，讓他們在無邊黑暗中看到了國家的希望、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他們流著淚，激動地說：“中國不會亡，不信，你看西北的紅軍和共產黨。”

1939年，斯諾收到毛主席的邀請，第二次來到陜北。

1941年，斯諾回到美國。

毛主席：我對你不講假話

1960年，斯諾時隔19年再次來到中國，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他第一次踏上這片熟悉的土地。

這里不再有沿街乞討的兒童，不再有盛氣凌人的外國人，中國革命勝利了，人民過上了幸福安穩的生活，新中國正大踏步向前邁進，到處是欣欣向榮的景象，這讓斯諾印象深刻。

在中國停留的五個月里，斯諾從南走到北，跑遍了14個省、19個城市。新中國一派朝氣蓬勃的景象、人們信心百倍的精神面貌時不時映入他的眼簾。

50年代的上海

這里與19年前大不一樣了，斯諾興奮地說：“中國完全變了樣，變化之大、速度之快令我驚訝。”

10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豐澤園接見了斯諾。時隔21年再次相見，兩個人完全沉浸在久別重逢的喜悅中。

斯諾緊緊地握住毛主席的手，目不轉睛地看著毛主席，動情地說：“您現在住的窯洞比我1939年看到時大多了。”

毛主席發出爽朗的笑聲：“事情確實好轉了一點兒，不過，你沒有變，我也沒有變。”

兩個人走到沙發上坐下。毛主席點燃一根煙，認真地詢問斯諾：“你來中國已經四個月了，你的印象如何？”

五個月來看到的一幕幕闖進了斯諾的腦海，他向毛主席表達了自己的驚訝和震撼：“中國的確變樣了，在物質和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毛主席會心一笑。

隨后，毛主席與斯諾越談越起勁，整整暢談了九個小時。斯諾認為，毛主席與在陜北時一樣，還是一如既往的坦誠。

毛主席和斯諾（右二）等人

11月，斯諾乘坐飛機離開中國。回國后，他根據中國之行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撰寫了一本書《大河彼岸》，依舊引發強烈的反響。

有權威雜志曾評價這本書：“毫無疑問，不管是專家或一般讀者，只要希望了解中國，這本書是必讀之物。”

對于斯諾來說，中國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那里發生的一切的一切都讓他著迷。

1964年10月，斯諾又一次來到中國，正趕上新中國成立15周年的重大時刻，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隆重上演，斯諾受邀觀看了這部舞臺劇。

當節目開始，一張毛主席的照片出現在舞臺上。斯諾定睛一看，那不正是自己1936年給毛主席拍攝的半身照嘛！

看到這張年代久遠的老照片，拍攝照片時的一幕幕，突然間涌上斯諾的心頭，他百感交集，忍不住向旁邊人講述給毛主席拍照時的情景。

28年來，斯諾一直珍藏著毛主席拍照時戴過的軍帽，并將它視若珍寶，常常向家里的客人展示那頂帽子，重溫那段讓他心潮澎湃的往事。

1965年1月9日，毛主席宴請斯諾，喬冠華以及夫人龔澎作陪。

吃飯完，毛主席與斯諾暢談了四個小時，這次談話是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天馬行空的。

告別時，毛主席堅持要把斯諾送到門口。當時，北京正值冬天，刺骨的寒風凍得人瑟瑟發抖，毛主席出來時忘穿大衣，但他目送車輛遠去才返回房間，仿佛不在乎寒冷。

1970年8月，這是斯諾生命中最后一次來到中國。來中國之前，他剛剛完成膀胱手術，身體還沒有痊愈。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了斯諾，這一次，他們談了5個小時。

這次中國之行，毛主席推心置腹地對斯諾說：“總而言之，我跟你反復講的一句話就是，35年前到現在，我對你不講假話，我們兩個人的基本關系沒有變，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的。”

1971年，身在瑞士的斯諾被診斷為胰腺癌。1971年12月15日，斯諾完成了胰腺手術。讓人始料未及的是，手術過程中，醫生在他的肝臟處發現一個轉移癌，導致他的病情更加復雜，生命危在旦夕。

為了將斯諾從生死邊緣拉回來，斯諾的夫人向中國求助。毛主席、周恩來收到消息，立即派中國醫護團隊趕赴瑞士，準備把斯諾接到中國治療。但由于斯諾的身體無法承受長途飛行的勞累和顛簸，他沒能來到中國。

毛主席

但病床上的斯諾很感謝中國方面在他最困難、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及時伸出援助之手，斯諾說：

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恩來的美好心意，他們對于我當前的困境提出的具體援助的建議使我極為感動，我知道在中國的土地上我會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關懷和愛護。我熱愛中國，我不愿意作為一個病人到中國去，我不愿給中國增添累贅。

1972年2月15日，斯諾逝世。毛主席發去唁電：“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