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中國訂購的蘇27回國，進入蒙古時被警告：立刻離境，否則開火

1992年3月， 上海港外的花鳥山錨地，一艘俄羅斯貨輪在此停泊了整整兩天。讓人奇怪的是，停泊期間上海港務局多次用無線電呼叫該船，但都沒有應答。

與此同時，總參裝備部也接到俄羅斯武器公司駐華副代表佩利申科上校的通知，說蘇27的部分設備已經從俄羅斯運抵上海。原來，這艘徘徊在港口外并保持無線電靜默的貨輪，正是前來送貨的“特資船”，也就是運送軍事物資的貨船。

得到消息后，總參裝備部立刻派專項辦主任馬慶華、空軍專項辦主任楊亞群以及翻譯劉慧中三人，和佩利申科上校一起從北京飛往上海，準備接貨。但他們到了現場后，佩利申科卻和上海港務局發生爭執，差點導致裝備無法卸載。

1991年8月，在引進蘇27的合同簽訂后不到半年，蘇聯國內局勢就陷入動蕩之中。

從1991年8月12日起莫斯科及周邊地區的街頭開始出現大量坦克和裝甲車，社會秩序開始混亂，當地人已經無法正常生活。正在籌備的中蘇混合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也受到嚴重影響。

前來參會的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在登機前，被迫臨時取消行程；包括中央軍委軍品貿易辦公室主任曹剛川將軍在內的中方先遣組，也被困在莫斯科的飯店里無法撤離。

此時“906工程”的合同剛剛開始執行，雖然已經有中國飛行員和地勤人員，分別在俄羅斯和吉爾吉斯斯坦進行培訓，但面對錯綜復雜的形勢，我們也一直在擔心：飛機還能不能順利拿到？

幾個月后蘇聯宣布解體，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出于自身國家利益考慮，表示俄羅斯將接替蘇聯，繼續履行對華軍貿合同。蘇27項目在經歷一番波折之后，開始繼續推進。

1992年3月，蘇聯解體后的第三個月，第一批海運而來的蘇27地面保障設備終于運抵上海，但在接貨的過程中卻出現意外，起因是俄羅斯繼承自蘇聯的一個“保密條款”。

當時，總參裝備部的三名代表和佩利申科一起趕到上海，他們馬上和上海港口辦的領導開會，協調裝卸事宜。

會議中佩利申科提出，根據前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時制定的“80號船隊保密規定”，蘇聯向國外運送武器裝備的貨輪抵達目的地后，必須由蘇聯駐當地的武官或軍事代表登船，指揮貨輪卸貨。

聽完這個要求，上海港務局立刻答復：按照中國法律，任何外國船只在停靠中國碼頭前，必須先由中國引水員登船并領航至碼頭靠港，再接受邊防四聯檢后才能卸貨。

上海港務局顯然對這個“80號船隊保密規定”有些不滿，在做出正式答復后，還特意補充了一句：“外國船只在中國橫行霸道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復返了。”

佩利申科解釋說，這個條款純粹是為了武器裝備的保密而制定，他個人也無權更改。但如果作為俄方軍事代表的他不能先登船，那么船長也不會允許中方引水員登船，停滿三天如果還不能進港卸貨，就只能返航。

這是一個突發情況。

中國此時雖然已經是貿易大國，航運早已和世界接軌，但和蘇（俄）進行關于武器的海運交接，還是頭一次。而且此事涉及中國主權，上海港務局也不可能在原則問題上讓步。

如果貨輪不能按期進港，將會嚴重影響本來就一直在趕時間的“906工程”進度，還可能進一步引發其他一些不可預料的變故。

眼看佩利申科和上海港務局在會談中互不讓步，作為收貨方的總參“專項辦”代表們心急如焚，立刻緊急上報。

了解情況后，總參裝備部的領導指示“專項辦”，請上海市市長出面協調。因為上海市長也同時兼任市政府特運領導小組組長，此事在他的權責范圍之內。

這時已經是深夜，但事關重大，接到通報的上海市委相關部門連夜組織多方進行第二次磋商。經過協調，中俄之間終于找到了一個互相都能接受的靠港方案。

第二天一早，上海港口辦領導、兩名中國引水員、佩利申科上校和總參“專項辦”的代表一起，乘坐一艘公務船向俄羅斯貨輪停泊的錨地駛去。

在距離貨輪10公里的地方，佩利申科上校用對講機呼叫俄國船長并通報身份，俄方船長這才打破無線電靜默開始通話。

接近中午時公務船來到貨輪錨地附近，佩利申科上校在公務船上再次用無線電呼叫，命令船長放下舷梯。隨后兩位身著制服、頭戴國徽大蓋帽的引水員乘快艇靠上貨輪，從舷梯登船。

在中國引水員指揮下，貨船緩緩駛入上海港。等整個接船流程走完，已經是傍晚時分。

就這樣，中俄用“雙方代表乘坐公務船同時抵達、無線電確認身份”的方式，解決了這個“80號船隊保密規定”所帶來的麻煩。

這次波折之后，俄羅斯取消了海運武器時的“80號船隊規定”，此后所有貨船都不再要求軍事代表登船。906工程后續的交接中，俄羅斯貨船先后在天津港、上海港、南京港等地順利卸載了蘇27使用的地面設備、武器彈藥等物資。

事后中俄還專門修訂、細化了武器到港后的接船程序，并作為附件正式列入合同。此后數十年中，中俄之間的武器接收工作一直進行的非常順利。

講完了上海港外的風波，接下來我們講講2架“二手”蘇27的故事。

上期我們已經提到，在中蘇政府間協議中，中國采購蘇27的數量是24架，但最終裝備部隊的是26架，這中間也有一段軼聞。

“906工程”的貨款，由35%外匯和65%易貨兩部分組成。當時國家的外匯儲備很緊張，因此在這35%的外匯中，只有5%由國家撥付，其余30%則由總參裝備部自籌，主要來源是“軍貿創匯”，也就是我國對外出口武器裝備所賺取的外匯。

貨款的其余65%，由國家撥付人民幣采購國內商品，再用商品和俄羅斯進行結算，抵扣飛機款。當時國家規定，撥款金額確定后，多出部分不再追加預算；但如果有結余也可以繼續用于軍隊的裝備建設。

在談判桌上，談判小組爭取到了比較優惠的條件，所以預算還有一些結余。恰在此時蘇聯解體，所有蘇聯軍工企業幾乎在一夜之間陷入困境。

當時，已經和中方熟識的蘇霍伊設計局局長西蒙諾夫，親自找到總參裝備部，說設計局有兩架用于科研的蘇-27UBK也想賣給中國，價格和其他條件都可以優惠。

我們當時急于拿到飛機，在引進技術時也會經常和蘇霍伊設計局打交道，而且采購經費也確實沒有用完，如果能用更優惠的條件多買兩架飛機當然更好。

經軍委批準，總參正式和蘇霍伊設計局簽訂了購買兩架蘇27雙座型的合同。

由于這兩架飛機并非全新，所以我們的采購價要遠低于新飛機，而且還爭取到了飛機款100%使用“易貨貿易”的條件；蘇霍伊設計局為促成交易，還多送了幾臺AL31發動機和一些零部件。所以最終達成的協議讓總參非常滿意。

多年后西蒙諾夫去世，接替他的是總設計師科內舍夫。在請總參軍貿局局長陳洪生吃飯時，他滿懷真情地向中方表示感謝。他說，當年蘇霍伊設計局已經有半年發不出工資，中國買了這兩架飛機是“救了他們的命。”

因為有了這次合作，蘇霍伊設計局在后來和我們的合作中，關系一直非常融洽。

1992年5月30日，兩架單獨采購的蘇27UBK在其余24架正式交付之前，率先在蕪湖做了交接。

“906工程”中，絕大多數蘇27地面設備和彈藥是通過海運送來的。但因蘇27具備超大航程，所以在飛機交貨時，選擇了從俄羅斯起飛，長途轉場直接在中國降落的方式。

第三個故事就來講講在飛機轉場中，俄羅斯無奈支付20萬美元“過路費”的事情。

1992年中國訂購的首批10架蘇27下線，它們從共青城飛機廠和伊爾庫茨克飛機廠分別起飛，在蘇蒙邊境的德日達空軍基地降落，預計再從這里飛往中國蕪湖的空三師駐地。共計有7架蘇27SK和三架蘇27UBK。

德日達空軍基地位于蘇蒙邊境，距離蒙古國邊界只有30公里，是前蘇聯的一處重要前進基地。在中蘇交惡時期，從這里起飛的飛機直接威脅著我國的國家安全。

然而時過境遷，1992年的德日達空軍基地，卻成為中俄政治互信的見證。10架戰斗機將從這里起飛，長途跋涉后在安徽蕪湖機場降落，完成一次“友誼之旅”。總參為了協調指揮，專門派精通俄語的馬宙光少校提前抵達基地，從這里向北京通報情況。

當年這個軍事基地的通信條件很差，俄方也不負責向馬宙光提供通信手段。在需要向國內匯報時，他只能通過當地郵局打提前預約好的長途電話，先向莫斯科大使館通報，再由大使館向北京轉述，整個過程非常繁瑣。

1992年8月4日一早，飛往中國的戰斗機隊按計劃起飛。除俄羅斯飛行員之外，還有三名中國飛行員參與轉場。他們是空三師師長張建平和兩名大隊長，三人分別搭乘三架蘇-27UBK和俄軍飛行員一起飛往中國。和空三師師長張建平同乘一架飛機的，是他的俄羅斯教官。

除了戰斗機，還有一架裝載著部分隨機零備件和保障設備的伊爾76運輸機一起轉場。因為飛行速度慢，運輸機需要提前起飛。

一切準備就緒后，機隊呼嘯著飛離跑道，馬宙光少校立刻向北京作了匯報。但沒想到的是，編隊起飛后不到一小時，竟然又原路返回德日達基地降落，第一次轉場失敗。

北京馬上詢問飛機為什么返航，但當時誰都不知道具體原因。事后馬宙光才了解到，原來機隊是在穿越蒙古領空時，遭到了蒙古的拒絕。

在蘇聯時代，蘇軍飛機在過境蒙古時都是直接穿越，根本不需要向蒙古通報，只需事后補辦一下過境手續即可。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對周邊國家的影響力已經今非昔比，這次蘇27過境時，體現的淋漓盡致。

當天，10架戰斗機按蘇軍慣例，起飛前沒有向蒙古通報。結果飛機在進入蒙古領空后立刻遭到警告。蒙方態度強硬，說沒有收到提前通報，飛機必須立刻離開蒙古領空，如果堅持過境就要開火。無奈之下，機隊只好返航。

其實蒙古當時也并不知道飛機是中國買的，只想修改游戲規則。最后這件事的解決方法是，俄羅斯武器公司向蒙古駐莫斯科大使館交了20萬美元的過路費，才獲得了過境許可。

事情傳開后，我們駐莫斯科的工作人員還跟俄方開玩笑說，小兄弟長大了，不聽招呼了。

幾天后，轉場再次進行。

對這次轉場中方很重視，林虎副司令、葛文墉副參謀長、馬慶華主任等都已先期抵達蕪湖機場，提前做好了交接的組織、安排。

按計劃，當天總參何其宗副總長、總參裝備部部長賀鵬飛、軍貿局局長陳洪生等領導，也將乘專機從北京南苑機場飛往蕪湖迎接編隊。但因為俄方不嚴謹的飛行計劃和飛行員的粗線條，在降落時又出了狀況。

早在起飛前，俄羅斯國防部就專門向飛行員們強調，這次轉場飛行距離很遠，沿途不許亂飛、不許偏離航線，要嚴格按規定速度飛行。

但起飛后俄國飛行員根本不按預定計劃執行，在空中擅自提高航速，結果比原定時間提前很多到達了蕪湖。

蕪湖機場塔臺沒有接到允許降落的命令，因此不許機隊降落。結果，先期抵達的那架伊爾76上的俄方工作人員，竟然在塔臺上搶過話筒，強行指揮10架蘇27降落。

因為蘇27機隊提前到達，從北京起飛的中方專機反而晚到。計劃中本來是中方迎接蘇27降落的儀式，變成了俄羅斯飛行員全體列隊，迎接總參領導的專機降落。

這次人為的“意外”，讓總參裝備部賀鵬飛部長和林虎副司令既惱火又無奈，但俄方長途跋涉而來，當時情況下不讓他們降落也不行。

等所有飛機都安全落地后，俄方的首次交貨實際上已經順利完成，這對他們來說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所以俄羅斯武器公司的總經理非常高興，當場拿出了滿滿一提包現金，開始分發獎金。

所有參加轉場的蘇27飛行員和伊爾76飛行員，每人都得到了2000美元的獎勵，一共發了30多份，連參與飛行的中國飛行員和翻譯也人人有份。

以上，就是發生在首批蘇27來華時的三個真實故事。

隨著這些重型戰斗機的交付，從1992年開始，中國空軍殲擊航空兵的裝備水平，邁入了世界先進行列。

引進26架蘇27整機，是中俄之間的第一個大型合作項目，它不但為后續關于蘇27的技術引進打下了良好基礎，更為此后長達數十年的中俄軍貿合作，樹立了成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