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福奇醫生高開低走的人生路

899 年，Charles H. Duel（他是美國專利局局長說）：“(突今為止)能夠被發明的東西都已經被發明了”。

這是荒謬的,但是也顯示了一百年前人類自我感覺之良好,

1972年，人類又自我感覺良好了一把。當時的免疫學大師，1960年的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獲得者Frank Macharlane Burnet 爵士，和另一位著名微生物學家 David White，聯名發文綜述傳染病學的歷史，他們下結論道：傳染病學的未來將是非常乏味和單調的。

為什么？因為抗生素和疫苗的普及，以及人類生活衛生條件的提高，讓昔日致命的傳染病一個接一個地成為了歷史。在西方發達國家，傷寒沒了，霍亂沒了，麻疹快沒了，天花和小兒麻痹癥正在走向消失的道路上，就連歷史上殺人最多的傳染性疾病，肺結核，其發病率也穩步下降50年了。

也就是說，流行病和傳染病專家很快就無事可做了。這樣的職業生涯豈不是很枯燥和乏味?

美國免疫和傳染病學史上的傳奇人物，托尼福奇（Tony Fauci），就在這樣一個未來貌似平淡單調的時候進入了該領域：在康奈爾大學紐約醫校做完住院醫訓練之后，他進入國立衛生研究院下面的過敏和傳染病所作臨床助理。

這一干就是50 年。

這50年里，人類又見證了80年代出來的艾滋病，第一次引發全球性恐慌的2004年非典，各種禽流感豬流感，死亡率極高的埃博拉，能誘發嬰幼兒小頭癥的澤卡病毒，等等，等等。當然，最終集大成者載入史冊的，還是這個很多國家在歷經慘禍后選擇忘記，而中國仍在決死奮戰的新冠毒。

所以，這半個世紀以來，平淡和枯燥絕對不是形容傳染病和公共衛生領域的形容詞，權威又一次鬧了笑話。

托尼（Tony,美國業界人士一般都這樣親切地稱呼福奇醫生）,在這50年里始終站在美國傳染病研究和公共衛生的第一線，參與了和上述各種病原奮斗的所有戰役。

托尼在 1983 年才四十歲出頭的時候出任 NIH 下面的 NIAID（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的時候，正值艾滋病開始在美國冒頭，開始大面積地傳播，而里根政府在開始的時候采取了睜一只閉一只眼的輕描淡寫和拖延的戰術，而托尼卻憑借著豐富的研究學養和臨床經驗確定了問題的關鍵。他一邊大力地從聯邦政府爭取支持艾滋病研究的經費，同時充當了行政機關和病人群體之間溝通的橋梁，并且不遺余力地在藥企推動新藥的研發。在1987年第一個對付艾滋病的新藥疊氮胸苷研發成功并通過了FDA的審批，在這里托尼的功不可沒。

也許很多人以為對抗艾滋病的重大成功是托尼在傳染病領域的第一個重大成就，其實托尼在執掌NIAID 之前就已經是免疫學基礎研究中成名立腕的人物了，他在出任行政領導之前的一個重大成就，還要用新冠來舉個例子。

現在對付新冠的藥物不少,但是方便口服的和有效力高的并不多，默克的Molnupiravir可能導致新冠病毒的突變；輝瑞一度風光無限的 Paxlovid能管用幾天,但是他有相當比例的病人在服藥見效幾天后會經歷病毒載量反彈的現象；至于最開始的人民的希望瑞德西韋就更別提了，由于它的口服吸收性之差，必須靜脈注射，極大地限制了其應用。

而現在市場上唯一一個價廉物美的對付重癥新冠的是一個老藥；二十塊錢一盒的皮質類固醇，地塞米松。它在治療重度新冠上功效確立，還要回溯到18年前中國醫學界運用類固醇激素類藥物拯救患者的標準方法，現在有一定年紀的讀者可能還記得，在非典最緊張的時刻，地塞米松發揮了救火隊長的作用。遺憾的是，由于當年的劑量控制不好，為了救命而大量使用地塞米松造成了部分患者股骨頭微細血管的阻塞，造成了關節壞死的后遺癥。但這是醫學界對新生病毒認識不夠的問題，并非激素治療的過錯。

那么這個運用地塞米松來壓制病毒感染者體內過度免疫風暴的機理是誰提出來的呢？托尼在這個領域內劃時代的論文功不可沒，那是在1976 年。

十年后,托尼成為推動研發疊氮胸苷治療艾滋病的關鍵性人物,

30年后，當時絕大部分公眾還不知 mRNA 為何物的時候，托尼慧眼識真，力主自己麾下的 NIAID 和當時僅為一個小企業的 Moderna 簽約共同開發 mRNA 新冠疫苗，那個時候離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出來只有幾天的時間。僅僅三年后，mRNA 技術已經從業界的新秀成長為下一代疫苗研發的主要平臺這棵參天大樹，它的威力甚至還可以延伸到腫瘤治療這樣更加艱深的領域。

但是當托尼幾天前表態，要在年底之前從 NIAID 所長的職位上退下來的時候，社會的反響遠遠不是這個服務國家超過五十年的老科學家所應得的依依別情。

《科學》雜志對托尼離職前最后一次長篇采訪是這樣的一個題目:《托尼福奇，被愛戴被憎恨，思考下一步的計劃 》， Anthony Fauci, loved and hared, plotting his next step。

1988年美國的總統選舉辯論中，當老布什總統被問到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的時候，他提到了托尼的名字，以及他做的當時還不廣為人知的艾滋病領域的工作。大概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托尼的名字開始從科研院所進入千家萬戶,成為美國政府在公共衛生領域和大眾溝通的代表性人物，成為社會上最受人愛戴的醫生和科學家。

有意思的是，當老布什說出他的名字的時候，還加了一句注釋: 大家可能都沒聽說過他。這句話放在今天就錯的不能再錯了，因為拜新冠所賜，托尼在三年的疫情以來，早就成了美國人民家喻戶曉的人物。

但是托尼的悲劇也正在此，新冠疫情讓他成為小一半美國人憎恨的對象。

其實如果深究的話，托尼的負責的是過敏免疫和傳染病的基礎研，以及聯邦政府對此的資助，而公共衛生和疫情控制方面，美國另有一個CDC（疾病控制和防疫中心）這樣一個龐大的行政機構來負責。

本次疫情美國最成功的領域，比如率先推出了效力最高的RNA疫苗，以及輝瑞早期的應對新冠的新藥Paxlovid，這都是在托尼的職責范圍之內的，他做的很成功。

而美國抗疫最失敗的方面是公共衛生的措施，比如接觸追蹤，隔離，必要的封城和戴口罩等等，這些都是 CDC 的任務,公平地說賴不到托尼的頭上。

但是托尼是一個對和公眾的溝通癡迷的人，他對自己在這方面的能力和天分也非常自信。因此自從疫情發生以來，都是他自己沖在第一線對公眾發聲，對疫情的應對提出各種建議。悲慘的是，信息時代和社交媒體讓托尼的這個強項成了負分。因為他在某個特定環境下的長篇講話會被有心人裁剪出某個片段，然后放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語境中去大肆傳播。這樣就造成了他講話自相矛盾的印象。比如他在疫情初期情況不明的時候，曾經不建議大眾普遍戴口罩，而后來又強烈主張戴口罩甚至閉戶封城，這兩個視頻片段被刻意拼接在一起，難免造成一個他故意誤導公眾的印象。

本來就輕視疫情擔心防疫措施打擊經濟的保守民眾,正好用這個當武器來攻擊他。而本來支持他的左派群眾呢，因為美國的抗疫成績實在太差，而托尼又自己把自己放在公共衛生代言人的神壇上，那么有誰好意思替他辯護呢？

除了言多必失以外，托尼另一個致命問題是戀棧太長。他已經干了快40 年的 NIAID 所長，對于美國這樣一個生物醫學基礎研究大國，難道將近半個世紀都找不到一顆更稱職的新鮮血液？這本身就違背常理。

戀棧太長害了他，本來托尼如果能正常從 NIAID 退休，歡送他的將是鮮花,懷念和依依不舍，但是他不幸地熬到了新冠疫情這個大糞坑，難免被糞坑淹沒。

戀棧太長助長了他不切實際的自信心，托尼以為自己有一種神奇的能力和各種意識形態和執政風格截然不容的行政班子友好合作。托尼的政治名言是,永遠不要和總統吵架。這個指導思想讓托尼和老小布什，克林頓和奧巴馬的行政班子的合作親密無間，但是被特朗普這種百年不遇的奇葩人物打得粉碎。在新冠的第一年,保守派憎恨他不和總統保持一致，而左派又嫌棄他對特朗普過于遷，就甚至為了滿足總統的虛榮心而違心地在公開場合道歉。可謂是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

如果歷史可以假設的話，如果托尼對特朗普強硬一點，舍得一身剮就算是不能把總統拉下馬，也能讓總統把自己拉下馬，起碼還能保留一個好名聲，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讓美國悲慘的抗疫成績毀了自個的名聲。

一切都過去了，80歲高齡的托尼福奇黯然離開自己服務半個世紀的國立衛生研究院，他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美國人民對不起他，最后讓我們用一張最能代表托尼職業生涯的照片結束本文，那是一位不幸感染埃博拉病毒的護士在痊愈后和托尼擁抱致意的照片，這個舉動旨在消除社會對埃博拉病擊患者不理智的歧視和恐懼的心理。

醫者仁心是托尼醫生職業生涯的最好總結。

參考資料：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20/04/20/how-anthony-fauci-became-americas-do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