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一“特務”接受警方審訊，開口便說：我曾撫養毛主席的孩子

董健吾

前言

1955年，上海警方抓捕了一名“特務”。審訊期間，辦案人員要他如實交代所犯的種種罪行，供出同伙。

然而，令所有人驚訝的是，這名特務一開口就說：“我是共產黨員，我的入黨介紹人是已逝的烈士劉伯堅，我曾撫養毛主席的孩子。”

在場的人都瞠目結舌，在一片沉默中，這位特務繼續講述自己的革命歷程。隨著了解的情況越來越多，警方的心越來越沉重。

他們不敢輕易處置，只好逐級上報。在這個人被關押不久之后，一封信寄到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周恩來看到信里的內容，立刻找到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告訴他一定要妥善處理此事。

原來，這名“特務”叫董健吾，曾是一名紅色特工，為革命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羅瑞卿

羅瑞卿馬不停蹄趕往上海，經過一段時間的走訪和調查，事情慢慢清晰。他親自探望董健吾，并作出“取保候審”的決定。

隨后，中央對董健吾做了全面審查，他的故事才得以慢慢浮出水面，令人產生無限的敬意......

1960年，毛主席和周恩來約見陳賡，交代他一定要給董健吾安排工作。隨后，陳賡來到上海，找到董健吾。

此時，董健吾已經年近7旬，干起了推拿的行當。交談中，陳賡埋怨董健吾，為什么這些年不來找自己。

董健吾開玩笑說：“不是我不想找你，是你官做大了，怕不睬，高攀不起。”

陳賡笑道：“不應該，不應該，你多慮了，咱們當年一起干特科的人，就剩咱們幾個了，誰來找我，我不見，也不可能不見你呀。”

最后，在陳賡的安排下，董健吾的工作、住房問題一一得到解決。

加入共產黨

董健吾原名董選青，1891年出生于上海市青浦縣一個富裕家庭。由于是同輩中唯一一個男丁，從小就被寄予厚望，擔負著延續家族榮光的重任。

到了適齡年紀，董選青進入青浦圣公會小學讀書。在外國教師的教導下，他掌握了大量西方文化知識，思想開化，還能夠說一口純正的英語。

后來，董選青又進入桃塢中學。在這里，他整日勤奮讀書，也不忘鍛煉身體。因為只有保持強健的體魄，才能夠干一番大的事業。在這種念頭的驅使下，董選青把名字改為“董健吾”。

中學畢業后，董健吾繼續深造，就讀于圣約翰大學。這是一所聲名顯赫的教會大學，董健吾學有所成，還結識了一些意氣相投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位叫浦化人的同學，帶領董健吾走上了革命之路。

浦化人是董健吾的室友，兩人同吃同住，一同探討國家大事，當談論到國家深陷水火之中，人民備受磨難時，他們立志要改變這一現狀，為“中華崛起”而奮斗。

董健吾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外國人槍殺民眾、學生，全國人民義憤填膺。隨后，各地開始爆發示威游行，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所有人都在聲討外國侵略者的惡行。

圣約翰大學不乏愛國積極分子，理所應當加入反帝的浪潮，同學們紛紛響應。可是，校長卜舫濟不滿這類愛國行為，強烈要求全體師生置之度外，并把嚴防學生加入愛國行動的任務交給董健吾。

董健吾騎虎難下，一邊是校長的信任，關系到未來前途；一邊是國家蒙難。經過一番思想斗爭，他深知，作為一個中國人，理應把國家榮辱、民族大義放在第一位，和全體同胞站在一起。

于是，董健吾帶領圣約翰大學師生，降下了校旗，并將它踩在腳下。隨后，董健吾拿出一面中國國旗，高高掛起，還和所有師生一同簽署了“永不回校”宣言。

卜舫濟看到最信任的學生站在自己的對立面，心如刀絞，他惡狠狠地說：“年輕人，你終究會后悔的。”

卜舫濟

多年后，董健吾回憶當年的決定，說道：“我后悔過嗎？我不后悔。正是因為這次出走，我才最終遇到了黨，遇到了我后來為之奮斗終身的事業：共產主義。”

離校后，董健吾成為一名牧師。隨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成為青浦縣立中學的校長。青浦縣立中學是國民黨捐助的學校，根據明文規定，該校校長必須是國民黨員。

萬般無奈之下，董健吾只好加入國民黨。后來，董健吾利用這個身份作掩護，保護了不少革命人士。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眾多革命人士被殘忍屠殺，“白色恐怖”席卷全國。

董健吾是國民黨員，又是青浦縣鼎鼎大名的人物，青浦縣縣長邀請他加入“清黨行動”計劃。董健吾不忍心看到共產黨員遭此災禍，悄悄派人通風報信。最終，“清黨”計劃一無所獲，國民黨的陰謀落空。

青浦當地官員察覺了董健吾的反常，他不得不攜家帶口，遠走他鄉，到達上海，重新做起牧師。

在莊嚴、肅穆的教堂里，董健吾的內心難以平靜。上海的情形日益惡劣，常常會收到朋友們蒙難的消息，董健吾的心在滴血，何去何從成為擺在他面前的困局。

正當董健吾找不到出路時，一位故交來到教堂里，他就是浦化人。兩個人交談中，浦化人告訴董健吾，自己已經光榮加入共產黨，進入馮玉祥將軍的隊伍，還邀請董健吾一同加入馮玉祥的軍隊，利用牧師的身份，投身革命事業。

馮玉祥

這個消息讓迷茫無措的董健吾看到一線希望，他堅信，只有革命能夠帶來光明。1927年，董健吾來到洛陽，這里是馮玉祥軍隊的駐扎地。馮玉祥得知董健吾精通教義、學識淵博，對他禮遇有加，并請他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隨軍牧師，政治部秘書處處長。

在馮玉祥將軍的隊伍里，董健吾的革命思想進一步提升，對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理念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董健吾以為可以和馮玉祥在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至革命勝利。可是，馮玉祥的思想發生了一些變化，他的軍隊中也傳出了“清黨”的聲音。

因為董健吾處世光明磊落，革命立場明顯，有人傳出謠言：“這個牧師是中共方面派來的。”這些話傳到董健吾的耳朵里。

他只能找浦化人訴苦：“要是我真是中共，倒也算是件好事，可惜我不是，我還沒有這個福分，現在看來興教救國這條路行不通，還得走蘇聯這條革命道路。”

浦化人一聽這話，把他上下打量一番，忍不住問他：“你真的想加入共產黨？當共產黨可是會有殺身之禍的，上海那邊，地下黨員都被殺了好幾百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董健吾重重的點了點頭，嚴肅地說：“我知道你是共產黨，所以這話我才敢說，如今看來要救中國，只有依靠共產黨，人各有志，我相信共產黨的主張，為信仰的主義奮斗，雖死無憾。”

這一番熱誠、堅定的話打動了浦化人，他告訴董健吾：“等我的消息。”沒過多久，浦化人就帶董健吾見政治部主任劉伯堅。

劉伯堅

劉伯堅握著董健吾的手說：“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你依然堅定的要求入黨，精神可嘉，黨組織歡迎你，我的好同志。”

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董健吾舉起雙臂，堅定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

幾天后，馮玉祥收到南京來的密電，要求逮捕董健吾。馮玉祥不想加害共產黨員，悄悄給了董健吾一百銀元，一路護送他返回上海。

成為紅色特工

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很快和組織取得聯系。陳賡負責特科工作，他認為董健吾的牧師身份便于掩護，非常適合成為一名紅色特工。就這樣，董健吾成為中央特科第二科的一份子。

為了方便開展工作，董健吾大規模改造了教堂，加設了后門、暗室、密道等等特殊通道，精心修置后，這所教堂成為理想的秘密聯絡點，周恩來、魯迅、李立三、潘漢年等都曾在這里停駐。

董健吾一直在上海搜集情報，并不參與武裝行動。直到有一天，陳賡來到教堂，交給董健吾一項任務：除掉出賣彭湃等人的大叛徒白鑫。

白鑫

董健吾接到任務后，立刻前往白鑫住處，親手繪制了一份清晰的地圖，標注了敵特軍設崗的位置、紅軍人員的隱蔽地點，以及紅隊人員的撤退路線。

11月11日下午，紅隊人員按照先前部署潛伏，董健吾化妝成一個老人，在附近輾轉徘徊，密切監視周圍的一舉一動，察看有無異常情況。

接近傍晚，白鑫出現，在他走向車門的一剎那，紅隊隊員突然現身，頓時槍聲四起。擊斃白鑫后，紅隊隊員迅速離開現場，董健吾需要反復核驗白鑫是否死亡。

可是，巡捕房聽到槍聲后趕到現場，董健吾無法近身，確認戰果。憂心如焚的董健吾，一刻都不敢耽誤，當天晚上便來到巡捕房的內線家中，打聽消息。

得到白鑫確實已經死亡，董健吾心里的大石落了地，并派人向陳賡匯報。當時，上海的形勢波云詭譎，一不小心就會喪命。董健吾無所畏懼，完成了一個又一個艱難的任務，得到組織的高度信任。

1929年12月，董健吾奉命創辦一所幼稚園。原來，眾多共產黨員忙于革命事業，無暇照顧子女；還有一些共產黨員，不幸犧牲，孩子成為無依無靠的孤兒。為了保護革命人的后代，黨組織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撫育他們成人，讓革命后繼有人。

當陳賡把這項艱巨的任務交給董健吾時，他認為這是一項光榮的任務，義無反顧，一口答應。可是上級提供的經費有限，租賃房屋、購買必需品、雇傭人工都離不開錢，擺在董健吾面前的是一大堆難題。

陳賡

正當董健吾籌措資金無門、走投無路時，他收到了祖母的一封信。信中，祖母說，念及他背井離鄉，害怕終有一日無依無靠，將家中六十畝地劃到他的名下。

天無絕人之路，董健吾馬上以一畝50元的價格變賣這些地，換了現錢，解決了當下的難題。祖母知曉后，大哭一場，訓斥董健吾“不孝”。董健吾心里愧疚，可是革命事業怎么能沒有“犧牲”，他只能向祖母請罪。

1930年，大同幼稚園正式成立，30多名共產黨員的子女、烈士子女在這里生活。其中就有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

大同幼稚園成為這些孩子們的庇護所，不管外界的環境多么惡劣，董健吾始終拼盡全力，保護他們，并利用牧師的身份，躲過敵人的一次又一次盤查。

1931年3月，周恩來派遣董健吾隨同顧順章去武漢執行任務。4月，顧順章叛變，上海地下黨組織面臨巨大威脅。為了保全30多名革命后代，黨組織決定解散大同幼稚園，把孩子們養在可靠的同志家中。

毛岸英和毛岸青

此時，毛岸龍已經因病離開，毛岸英、毛岸青跟隨董健吾一家居住，他把兩兄弟視如己出，但由于夫妻二人忙于革命事業，不能面面俱到。

為了更好的照顧他們，董健吾又把他們托付給前妻。從那以后，毛岸青、毛岸英和董健吾的小兒子董壽琪一起生活、玩耍。

1934年，毛岸青出了蕁麻疹。董健吾經濟困難，只好把家中的舊衣物變賣，換錢給孩子治病。董壽琪跟著母親一起幫忙拿藥，回來后煎服。兩兄弟在董家待了兩年多，董健吾給了他們力所能及的照顧，呵護了這兩個革命人的后代。

后來，在黨組織的安排下，毛岸英和毛岸青到達蘇聯，董健吾保護毛家兄弟的故事畫下句點。

1935年，蔣介石認為“剿共”政策進入死胡同，不得不另辟蹊徑，派代表和共產黨取得聯系，并把這項任務交給宋子文和宋慶齡。

宋慶齡一直希望國共合作，共同抗戰，和宋子文經過慎重考量之后，找到董健吾。董健吾被人熟知的身份是國民黨員，又和宋家交往密切，也是蔣介石能夠接受的人。

1936年1月，董健吾來到宋慶齡的住所。在這間公寓里，宋慶齡交給他一封信，說：“你馬上動身，去陜北瓦窯堡一趟，將這封信當面交給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封信里的內容我不便說，但你要是把信送到，益國匪淺，也是為全民族抗戰，立了一個大功。”

宋慶齡

董健吾意識到茲事體大，承諾道：“絕不辜負夫人委托的重任，天大的困難，我也一定要克服，堅決保證完成任務。”

隨后，董健吾將信縫到里衣，一路西行。到達西安后，他原本不打算驚動張學良，但為了把信盡快送達，不得不麻煩他。

在張學良的安排下，董健吾坐上私人飛機，又長途跋涉了六天，終于到達瓦窯堡，把信成功送到，拉開了國共談判的序幕。

1937年上海淪陷，地下黨組織破壞，董健吾在上海的生活日益難熬。經過一位老同學介紹，他在周佛海處謀了一處職務，暗中救過十幾名新四軍戰士。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當時，董健吾在偽稅警總團副總團長熊劍東麾下任職，親眼目睹偽軍們成為國民黨的軍隊，開始反共活動。他謊稱自己患病，離開了熊劍東。

董健吾

從那以后，董健吾一直賦閑在家。他曾多次想方設法和黨組織取得聯系，卻始終沒有回音。

這段時間，董健吾和家人的生活陷入絕望，沒有收入來源，常常忍饑挨餓。家里的孩子們買不起肥皂，不能洗頭，只得剃成光頭，用布裹著腦袋。

后來，董健吾加入民革，曾幫助護送過葉劍英的秘書，也曾親自和孔如霖一起，進入蘇州城里，成功策反蘇州城防司令厲百川，為新中國解放立下功勞。

上海解放后，董健吾曾寫信給上海常務副市長潘漢年，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得到回復。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身份和黨組織關系一直沒有得到確認。

董健吾曾對家人說：“我的前半生已經獻給了黨，后半生不能因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挫折就半途而廢，既然是黨的人，就要從一而終。”

哪怕山窮水盡，董健吾也滿懷熱情地投入新中國建設當中。他又成為公安機關的“眼線”，幫助逮捕國民黨特務。

也正是因為這件事的陰差陽錯，1955年，董健吾被當作“特務”逮捕。

1960年，陳賡來上海找董健吾，一個月后，陳賡因病去世。董健吾參加完陳賡的遺體告別會，回家后一病不起。經過幾個月的治療才康復。

大病初愈后，董健吾擔任上海市委參事室參室。

1970年，董健吾去世，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毛主席曾經評價董健吾：“我總算明白了，當年到瓦窯堡商談國共合作的秘使董健吾，就是撫養我三個孩子的董健吾。如今解放了，他本人卻悄悄隱匿了起來，而我們這些熟人，他誰也不來找，真是個怪人。”

這就是董健吾，他把個人得失放在革命事業、國家利益之后，始終站在隱蔽的角落，默默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