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朔源談何易，這起70年前的公案尚未朔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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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一篇寫到，最近關于新冠病毒來自武漢病毒實驗室“泄露”的說法是越炒越玄乎了，各大媒體紛紛搖旗吶喊，生怕在這次難得的讀者矚目的盛宴中缺席。《華盛頓郵報》在幾個星期前就這個現象發表了一篇時間鏈，來追蹤這個說法從無人問津到發酵流行的全過程。根據我的解讀和梳理，2021年的1月4日是一個轉折點，在這之前的2020全年，主要是一些政客的表態和懷疑，個別右翼媒體人的旁敲側擊，以及部分專業或業余研究人員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的研究型文章，始終沒有在主流媒體中掀起風浪。

但是今年的1月4日就不一樣了，小有名氣的左翼刊物《紐約雜志》刊登了一篇萬字長文，洋洋灑灑，引經據典，談古論今地介紹新冠可能來自實驗室泄露的理論，就仿佛是平地里的一聲驚雷，一下子就吸引了識貨者的注意，深感這是一篇筆力雄健好似偵探小說般引人入勝的佳作，于是一下子就傳開了，從此WHO，美國國務院，總統安全顧問，專業學者紛紛發表談話，聲明和公開信，要求重新重視實驗室泄露說，一時間跳“泄露”坑者如同過江之鯽；有了這些鋪墊，在川普下臺后收視率漸頹的媒體自然又仿佛是被注射了一劑興奮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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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了這篇《紐約雜志》的文章，發現文章的作者叫尼古拉斯貝克（Nicholas Baker），對我來說這是個熟悉的名字。他是一個歷史作家，最近的研究興趣是美國在生物武器方面研發的歷史。在去年8月他在哈佛書店有個讀者見面會，全程有電視轉播，采訪結束后有個聽眾提問：

“有一種說法是我們美軍在朝鮮戰爭中曾經對敵方投擲了細菌彈和生物武器，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貝克的回答很簡單：“有”，the short answer is YES【1】。

此言一出，四座皆驚。

來自中國大陸有一定年紀的人，大都在我們中學教科書上學到過，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美軍曾經對中朝軍隊投擲大量含有病菌的蟲子和老鼠，并引發了軍民的多種傳染病如傷寒，霍亂，痢疾和出血熱等。我們對貝克的結論不會奇怪。

而朝鮮戰爭之后的歷代美國人受到的教育則是，這種說法純系子虛烏有，完全是對方的戰爭宣傳，美軍當時根本不具備使用生物武器的技術能力。支持這一歷史觀的鐵證是，1991年蘇聯接替后大量保密文文件曝光，其中有作為中朝盟友的蘇聯的文件表明，蘇方并不信任作為受害者的中朝方面的指控和證據【2】。

所以在美國聽眾中，貝克的這個發言有點震動三觀。

貝克的這個結論是建立在一本他花了將近10年研究而成的書：Baseless: My Search for Secrets in the Ruins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baseless：我在信息自由法案的廢墟中尋求真相》。此書所希望回答的一個重點問題就是：在50年代初期的朝鮮戰爭中，中朝軍民曾經經受的流行病之苦，到底是自然起源？還是美軍的投毒？

對中方來說，這個事件的起點是在1952年的2月18日，作為代理總參謀長的聶榮臻給中央軍委打的報告：發現美軍在空襲中向志愿軍陣地投下了含有細菌的蒼蠅，跳蚤和蜘蛛等攜帶物。毛主席批復道：請周總理留意并處理。

中方的人證是25名被俘的美國飛行員，他們提供了聲淚俱下的認罪懺悔：如何把含有病原的老鼠昆蟲投向對方的陣地。從今天的視角看，這樣的“電視認罪”顯然缺乏說服力，因為誰也不知道這些俘虜是否是在酷刑下被逼供的。果然，這些人大部分在回到美國后就翻供了。但是，這樣的翻供也不能完全信任，因為回國的戰俘們，在當時麥卡錫主義的恐怖狂潮之中，如果不翻供就可能會面臨上軍事法庭的命運。

此事真相到底如何？

貝克在他的研究中發現，在美軍投擲生物彈的現場，志愿軍和朝軍給總部發出的告急電報被美軍截獲并存檔了，求救的內容和后來中朝在聯合國指控美軍的描述一致：現場的部隊甚至要求急調滴滴涕DDT來殺蟲滅菌【3】。

關于這個DDT多說一句，我們現在都知道DDT的慢性毒性極大，難以分解，特別容易融合在動物的脂肪組織中長期存在。它作為殺蟲劑是危險的，早在上世紀８０年代就被禁了。其實，具有諷刺意味的是，DDT恰恰是因為它的毒性和安全性遠遠優于同時代其他的殺蟲劑才得到了廣泛應用。因為它的消毒殺蟲能力特強，同時對溫血的高等動物的急性毒力很弱，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開始得到廣泛的應用，拯救了成百上千萬人的生命。正因為如此，志愿軍的醫療隊也非常清楚DDT的救急好處，在第一時間要求上級撥發，控制傳染。

貝克反復閱讀這個電報，覺得整個證據很象一個在危急情形下的真實反應，而不是刻意策劃的陰謀論的表演。究竟有沒有這樣一起空投事件，如果有的話，飛機都投下了什么？事件的最終真相，貝克認為，應該存在于５０年代早期美國空軍的秘密通訊備忘錄中，一共有２１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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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克的這本書 Baseless: My Search for Secrets in the Ruins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這個題目里的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 自由信息法案，簡稱FOIA，指的是美國政府存檔的文件可以在公民的要求下公開。這個法案是60年代在美國國策大規模左轉的時候成型的，并在70年代水門事件后的痛定思痛后得到了加強。比如，最近在公民團體要求下，美國首席防疫官員兼科學家福奇博士在疫情初期和外界的電郵通信得到公布于眾，在新冠病毒人造和實驗室泄露這把熊熊大火上又加了一瓢油，就是拜這個法案所賜。

為了準備這本書的研究，貝克在2012年對這些朝鮮戰爭中的空軍通訊記錄提出了解密申請，但是一晃9年過去了依然石沉大海。在這期間貝克得到的回應，不是語焉不詳的聲明繼續保密外（根據FOIA，涉及國家安全相關的敏感信息是可以不公開的），就是關鍵性的內容被掩蓋的刪節本，英文術語叫redacted，讓人無法猜測其意【4】。

所以貝克在他的書名中痛陳他是在“這個信息自由法案的廢墟中尋求真相”。

回到今天，新冠朔源已經完全政治化了，雙方對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都是虛虛實實引而不發，這是因為這些情報信息一旦公開，都將成為中美歐大國之間政治角力之中重要的棋子。可是，貝克質疑道，這些70年前的美國空軍行動備忘錄，到現在還干系到國家安全嗎？

一個月前《紐約時報》登了一篇文章，采訪了一個人物名叫Daniel Ellsberg，他在５０年前很有名，因為他是著名的《五角大樓文件》的泄密者，正是他所披露的這些和越南戰爭相關的機密文件，導致了美國尼克松政府正式決定終止越戰。但是，當時他手里還有另一份文件卻沒有拿出來，那是在５０年代的金門炮戰中，美國軍事最高層一度對華鄭重考慮使用核武器，以防止大陸拿下臺灣【5】。Daniel Ellsberg等了４０年，在２０１７年在網站上把這個密件放了出來，作為自己同年出版的一本人類核戰爭危險著作的參考文獻。

令人稱奇的是，如此敏感和具有歷史意義的機密材料，在公開了整整３年時間里都無人問津，直到被今年這篇《紐約時報》的文章報道出來。這是因為時過境遷，人們注意力永遠是在追逐最新的熱點。

那么問題就來了，連美國最高層討論在冷戰中考慮動用核武計劃的機密都掀不起波瀾，空軍為何對這這些有70年歷史的老舊空襲行動，這些本來只能充當歷史書上小小注腳的材料卻如此諱莫如深呢？

除非這里面隱藏的秘密太不堪了，太丟人了。

貝克是這么想的。于是，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他開展了大膽的聯想和引申。

這篇披露的50年代的臺海核戰陰云的秘密文件中，引用了當時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Nathan F. Twining將軍的一句話，今日讀來仍讓人不寒而栗： “如果對敵人空軍基地的核爆依然不能終止臺灣的戰事，那么唯一的選擇就是把核戰深入中國內地北至上海”（if atomic bombings of air bases did not force China to break off the conflict, there would be “no alternative but to conduct nuclear strikes deep into China as far north as Shanghai）【5】。

8年前的1950年，Twining將軍尚在空軍的時候，他給下級寫的一個備忘錄是這樣的：“（我們必須）立即采取行動，確保美國投放有毒的化學和生物戰劑的能力”（“action should be initiated at once to make the United States capable of employing toxic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agents”）【4】。

我們已知的是，羅斯福總統在二戰期間曾口頭允諾美國將會遵守1925年的日內瓦公約，保證不會主動使用化學生物武器，但是美國政府一直等到1975年才正式簽署了這個條約，所以在操作上和法律上，有很大靈活機動的空間。

再向前推5年，Twining將軍是下達對廣島投擲原子彈命令的指揮官。由于當時還沒有遠程導彈，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使用都需要飛機的投擲，這就確定了空軍在這兩種特殊戰爭中的決定性地位。所以Twining將軍對生化戰的要求很快落到了實處，他們有了一個代號為Baseless的秘密項目。

歷史上第一位空軍出身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Nathan Twining

這個項目的名字就構成了貝克此書的主題目：Baseless: My Search for Secrets in the Ruins of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為什么這個項目要用baseless這樣的代號呢？應該說從保密的角度而言，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選擇， baseless就是“毫無根據”的意思，它妙就妙在，日后如果這個高度保密同時帶有丑聞色彩的計劃被曝光了，那么揭露者只能一遍一遍地重復這個項目的名字“查無實據”“查無實據”（ baseless），讀者也許就糊涂了“查無實據”的東西你報道個什么勁？

貝克用這個詞作為書名，也有他的苦衷。由于美軍對哪怕是70年前的東西都執意保密，他在書中的各種揣測和推斷，也只能是查無實據，baseless了。

貝克寫過不少東西，我查了一下此人的維基網頁，他在快20年前得過一些小的文學獎，2018年獲得過古根漢姆基金會的資助，曾有過不少諾貝爾獎和普利策獎的獲得者在成名前都得到過他家的資助。但也就僅此而已，公平地說他大概只能算是個二流作家。但是去年他這本書出版后卻引發相當的反響，幾大權威的報紙都發了書評，包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時報》。這其中的原因，也許是這個新冠的時代讓這個話題變得敏感了。當然主要的基調都是批評性的，《華爾街時報》給他書評的題目干脆就是“請拿出證據來”！（‘Baseless’ Review: Information, Pleas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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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70年前的那樁公案。

對中方觀點最有力的支持就是的事發后兩個國際調查委員會。第一個叫“國際民主國家律師聯合會”（International Associaiton of Democratic Lawyers)，他們在聶帥給中央軍委打報告的一個月后就派團隊前往了朝鮮現場，拿出了第一份報告，確認了美軍的確是投放了化學和細菌武器；幾天之后的第二份報告，則指控美國違反了1925年的日內瓦公約和1948年的國際種族滅絕會議（Genocide Convention of 1948）。

說到這兒再跑一次題，關心政治的讀者在這兩年可能看到，“種族滅絕”（genocide）這個詞在國際媒體上被當成大棒來上下揮舞，也許還覺得奇怪，前幾年還是戰略伙伴關系，如今怎么轉眼翻臉不認人就把一方成了納粹了？其實這是對種族滅絕一概念過于狹窄的理解。Genocide本來不是一個英文單詞，1944年，有一個叫Lemkin的波蘭猶太人，他從小耳聞了土耳其人滅絕亞美尼亞族的慘劇，成年后又親身經歷了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之后，就發明了genocide這個單詞和概念，它不單單指對一個民族整體的屠殺和滅絕，同時還可以拓寬到“旨在毀滅一個民族生存基礎的各種行動”（signify a coordinated plan of different actions aiming at the destruction of essential foundations of the life of national groups）。

所以，是的，根據這樣寬廣的定義，美國被指控在朝鮮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

第二個國際調查委員會是一個專業委員會，史稱國際科學委員會ISC（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成員有來自法國，意大利，瑞典，巴西和蘇聯的科學家和醫生，牽頭人是大名鼎鼎的英國生化學家和漢學家李約瑟博士（Joself Needham）。要說調查這個事件的資歷，如果李約瑟稱第二，那么可能沒人敢稱第一（有一個人除外，這個我們暫且按下不表）：從知華角度講，在抗戰期間他是英國派駐民國政府科學代表團的團長，國軍的軍醫顧問；從對生化武器的經驗講，李約瑟在日本投降后曾參與了盟軍對日軍731部隊罪行的調查和認證。

李約瑟博士

但是美方從不認為李約瑟具有中立的立場，因為他當時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抱有同情態度，而且當時西方主導的兩大國際醫療衛生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國際紅十字會（ICRC）都有意主導調查，但是得不到中朝的配合。

在這個背景下，李約瑟領銜的國際調查團前往中朝聲稱遭到生物彈襲擊的位置調查，整個行程耗時2個月，采訪了現場600多人，最后拿出了一份長達30多萬字六百多頁的調查報告，從病原載體（蜘蛛，蛤蜊和染病死亡的田鼠），投放容器（有日軍二戰中用過的陶制容器和美軍用于空投宣傳品的金屬容器），引發的疾病（炭疽，鼠疫，腦炎腦膜炎，霍亂）等各個角度進行了總結。

結論：美軍在中國東北和北朝鮮的投毒行為有實錘。

但是這個詳細的《李約瑟報告》也長期被人詬病，認為它有嚴重缺陷。我們可以把那個歷史和今天的現實比較一下。

今年2月17位國際專家組成的WHO的代表團去武漢進行了新冠朔源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新冠源自實驗室泄露極不可能”，主要的可能還是病毒從動物到人類的跨界。這個報告比《李約瑟報告》短很多，但也有193頁內容非常豐富和詳實，但是依然招致了很多的質疑和批評，這里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WHO代表團的團長：Peter Daszak。

這位英國籍歸化美國的動物學家和病毒學家是美國醫學院院士，一家名叫EcoHealth Alliance的非盈利組織的主席，多年來從事病毒在動物和人類跨界的研究，和流行病的預防。所以他和以搞冠狀病毒出名的武漢病毒所石正麗組有多年友好的合作關系。也正是這個原因，很多人覺得他對華的偏好太明顯，鑒于武漢病毒所正處于目前“實驗室泄露說”的漩渦中心之中，由他出面否定這種假說，有涉嫌利益沖突的問題。

另外一個對WHO報告的批評是這個報告的絕大部分的實驗和分析都是中國科學家做的，WHO的專家組進行了審閱，解讀，和對未來進一步朔源研究的設計。這其實無可厚非，WHO十幾個專家在華幾個星期，既不可能在四處捕捉動物，也沒時間親自下場做實驗，不過他們倒是和第一反應的醫護人員，武漢病毒所的師生進行了廣泛的交談，參觀了實驗設施和安全措施，結論是自然起源靠譜，泄露說可能性很低。

《李約瑟報告》也面臨同樣的譴責：委員會沒有獨立調查，報告的內容絕大部分是中方準備的。但這樣的譴責同樣不公平：他們只有7個人，完全沒有能力在廣袤的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開展野地采集。曾經有記者問李約瑟說你們報告里的證據有鼠疫桿菌的樣本，你們有什么證據證明這些細菌就來自那些從天而降的田鼠？李約瑟回答說沒有，我們相信中國科學家的證據。你可以說這是一場愛國主義宣傳的陰謀，但是我寧可相信中國科學家未參與其中（None. We accepted the word of the Chinese scientists. It is possible to maintain that the whole thing was a kind of patriotic conspiracy [but] I prefer to believe the Chinese were not acting parts）。

4

當時聯合軍總司理李奇微將軍對細菌戰的反駁是：“這些證據是偽造的，目的是掩蓋對方在應對這些年度常見流行病上的無能”（“These charges are evidently designed to conceal the Communists’ inability to cope with the spread of epidemics which occur annually throughout China and North Korea and to care properly for the many victims“）。

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為了掩蓋抗疫無能的甩鍋行為。

那么美軍當時到底有沒有已經形成戰力的細菌武器？

Milton Leitenberg是反駁美軍細菌戰爭罪名的美方學術權威，本文的諸多索引也是來自他在2008年的一篇很詳盡的綜述【２】。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如今的新冠“實驗室泄露說”的大火上也曾澆上過一瓢熱油。《原子科學家通報》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是個有一定影響力的學術雜志，專注于討論科技發展對人類社會的副作用。一年前，Milton Leitenberg在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新冠自然起源和實驗室泄露假說應當得同等的重視（我不贊成這樣的說法，因為這個等同論忽視了自然界中大量的動物冠狀病毒向人類入侵的壓倒性概率）。不過，和之前支持泄露說的相比，這不是政客發表的講話，也不是民科在博客上的宣泄，而是實驗室起源論在正式學術刊物上的第一次突破，所以具有深遠的意義。

Milton Leitenberg并沒有否認美軍生物武器項目在二戰結束之后的進展和應用。根據他的研究考證，截至到1951年底，baseless項目唯一一個形成戰力的生物武器是可投放的誘發小麥銹病的真菌，這是給以小麥為農業基礎的前蘇聯度身定制的。它并不引發任何人類的疾病，所以這個戰略的目的不是打擊對方軍隊的戰斗力而是以威脅對手國民經濟基礎為主要目。

美軍生物武庫中的第二種，也是第一個人類病原武器，叫布魯氏桿菌，能夠引發一種叫做馬耳他熱的全身炎癥，可以快速消減對方部隊的戰力。更重要的是，這種人獸共傳的細菌很少有人傳人的現象，所以殺傷的規模和范圍都可控，而且可以通過氣溶膠傳播，是理想的細菌武器。但是Milton Leitenberg論證出這種武器到1954年才投入實戰列裝，它不可能在1952年的攻擊中成為元兇。隨著美國在1975年簽署了日內瓦公約禁止研發和使用生化武器，庫存的布魯氏桿菌彈被銷毀。

但是對我來說，不論是李奇微的否認還是Leitenberg的考據都沒有決定性的說服力。真正讓我傾向流行病乃自然起源而非美軍投毒的是一位真正的專家。

5

今年3月10日，谷歌首頁推出了一個涂鴉，紀念著名華人流行病專家伍連德先生誕辰142周年。他是第一個在英國劍橋獲得醫學學位的華人，1910年東北爆發嚴重鼠疫，哈爾濱市染疫死亡者最高到達每天幾百人。年僅30歲的伍連德被清庭任命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赴哈爾濱調查并開展防治工作，在四個月內迅速控制了疫情。

在伍連德之前的日本醫生一到哈爾濱就拼命抓老鼠，因為教科書說鼠疫是通過嚙齒類動物傳播的，但是解剖數百老鼠全部陰性。而伍連德創造性地確定了，這是一種主要通過人與人之間飛沫傳播方式流行的，以嚴重肺炎為首要癥狀的新型鼠疫，被他名命為“肺鼠疫”。為此伍連德大力提倡通過隔離和戴口罩來控制疫情，并親自改進了傳統口罩的設計，后來他的思路成為了現代N-95口罩的原型。

很多醫學史家認為1910東北鼠疫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運用現代公共衛生手段成功控制了流行病，所以伍連德在1935年成為第一個被提名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華人。我在前面寫的“調查朝鮮戰爭細菌戰的指控，李約瑟稱第二就沒人能稱第一”，有一個例外，那說的就是伍連德，基于他在流行病學上深厚學養和實踐經驗，以及對東三省傳染病歷史的了如指掌。

但是伍連德對朝鮮生物戰卻得出了和李約瑟截然相反的結論。

在事件發生后，他給香港的英文《虎報》投書，認為中朝軍民中的流行病極不可能來自故意的投毒行為【６】。古為今用，伍連德當年的忠告，其實也可以給如今的新冠“實驗室泄露說”和“故意投毒說”的熱炒澆一盆冷水。

他說：“人類是自身環境的受害者，根本就不需要訓練有素的流行病和細菌學家的害人技術”（Man is but a victim of his circumstances and does not need the concentrated skill of a trained epidemiologist or bacteriologist to cause him unlimited harm）。

他又說：“小小的虱子，當攜帶了致死的病原的時候，在當前北朝鮮的環境下就足以引發災難性的傳染病了，完全不需要現代軍隊的飛機投擲和槍支（Thus the small primitive minded but wily louse, especially when nursing the death -dealing virus, may be responsible for human destruction, without the agency of any external enemy amid such surroundings as at present prevail in North Korea, than all the guns and planes that a modern powerful army may assemble）。

那么當時的北朝鮮的情況是如何呢？嚴冬，幾十萬軍隊和上千上萬傷員的稠密集結，衛生和隔離條件極差，衣服長期不洗虱子叢生。所以，戰爭環境本身就是流行病的最好催化劑。伍連德雖然沒有實地考察的機會，但是他憑著自己對流行病滋生的條件和東北傳染病的歷史的深入了解，推斷出自然起源的可能遠遠超過投毒。

那么伍連德所說的“攜帶致命病原的虱子”有無可能是人造呢？可能性很小，伍連德指出，攻擊的時間是北朝鮮的嚴冬二月，投下的昆蟲掉在雪里很快就凍死了，很難想象他們能夠引發大規模的流行病。

這樣一種理性的思維可以同樣適用于今天的新冠起源， 我們在中有詳盡論述。

疫情發生之前的武漢，由于廣泛存在的野生動物交易，稠密和高流動性的人口，已經成為流行病爆發的溫床。去年對新冠的序列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基因工程改造的可能，所以現在很多人開始沉迷于一種“自然毒株在實驗室中培養擴大后不慎泄露”的假說，但正如伍連德所言，大自然才是人類的最大敵人。鼓吹泄露說的人，忽略了動物界存在（特別是蝙蝠）上萬上百萬種冠狀病毒在向人類侵襲之中的進化和適應，反而死抱著實驗室冰箱培養皿里或存在或不存在的有限的幾種毒株上，豈不是本末倒置了嗎？

公平地說，人類的認知能力都是有局限性的，受到其自身經歷和學識的限制。調查日本731部隊的戰爭罪行給李約瑟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難免讓他傾向于對細菌戰的懷疑；伍連德畢業于公共衛生專業，控制東北鼠疫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所以他難免更傾向于傳染病的自然起源；回到今天的新冠，搞病毒進化分子生物學的專家大都偏向自然起源；而專注于生物技術安全的專家都特別強調實驗室泄露的可能性。

到目前為止，證據鏈已經逐漸清晰，那么對讀者來說，伍連德 vs 李約瑟，到底哪一個更可信？

但是貝克書中披露的另外一個事件卻又讓天平向生物武器的方向略微傾斜了一點。

6

在聶榮臻上報“細菌彈”事件之前的一年多一點，1950年9月20日，一艘停泊在舊金山港口的美艦開始秘密朝岸上噴射含有黏質沙雷菌和蘇云金芽孢桿菌的氣霧，一個星期之后，軍方的估計是舊金山80萬居民平均每個人吸入的菌體顆粒大概達到了5000個，于是發射停止了【7】。

人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美軍瘋了嗎？居然向自己的城市投放生物武器？

這其實并非生物武器。根據當時的知識，這兩種細菌都人體都是無害的。但他們的特點就是菌落有顏色易于定量。所以這是生物武器的一個演習和實驗，用舊金山全城的老百姓當實驗小白鼠，來測試含細菌的氣溶膠在人群中擴散的速度和分布。

只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風向的變換和局部的聚集可能讓極少數人不慎吸入超過安全劑量的菌株。實驗的兩個星期之后，有一個區域的11人爆發了肺炎，醫生在他們的病理組織中分離到了黏質沙雷菌，因為這種病太罕見了，他們把這個神秘的局部肺炎小爆發發表在醫學雜志上。最后這些人大部分都痊愈了，只有一位75歲的老人不治身亡。

這個算是丑聞的軍事實驗在隱瞞了27年之后，在參院的調查中坐實了。死者的家屬要求賠償，但是被聯邦地區法院和最高法院拒絕了，因為沒法確認死亡的直接原因就是實驗細菌。

一個合理的邏輯就是，如果在美國本土都可以實施這樣的實驗的話，那么一年之后的朝鮮戰場，應該更是一個是實彈演習的絕好場所。

貝克面對手里的一大堆自相矛盾資料和證據陷入了苦思，他們是：

• 中朝雙方報告美軍空襲投擲古怪生物體的第一手資料；

• 美軍在50年代細菌戰戰力極其有限的解密文件和證據；

• 蘇聯解體后的曝光內部文件顯示的蘇聯對中朝的指控持否定態度；

• 美國軍方近乎頑固地拒絕公開70年前的朝鮮空襲備忘錄；

• 美軍在50-60年代在本土開展的十幾起生物彈實地演習和實驗，舊金山細菌播撒只是其中一個最有名的例子;

他得出了一個驚人的推斷：也許每個人說的都是實話。

• 中朝的對美軍空襲中從天而降的異物的指控是真實的，李約瑟報告不能被全盤否定；

• 美國的否認是真誠的，他們投擲的所謂病原載體只是一種演習和可能的恐嚇，自信絕對沒有引發真正流行病的可能；

• 伍連德的專業判斷也是對的，流行病的真實起源其實就是自然發生，蘇聯的內部文件也反映了這種觀點。

具有諷刺的是，貝克苦苦研究了10年后下的結論，其實早在李約瑟代表談完成調查后受到毛澤東接見的時候就有所昭示了， 據一位在現場的代表回憶，毛說：

“不要把這些過于當真，美軍的確試圖使用生化武器，但是他們的效果并不成功”（Don’t make too much of all this! They have tried using biochemical warfare, but it hasn’t been too successful. What are all these uninfected insects they are dropping）。

也許因為對方一開始就沒有想要過“成功”。

這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答案嗎？

目前拜登政府已經命令情報部門抓緊調查，力爭在90天內拿出一個報告，那么這個新冠朔源的國際角力將產生一個什么樣的結論呢？是一個針鋒相對甚至魚死網破的結論？還是一個有人得面子有人得里子方方面面都不太丟臉的結論？

（圖片來自網絡）

參考資料：

【1】https://www.c-span.org/video/?475030-1/baseless

【2】Terrorism, War, or Disease? Unraveling the Use of Biological Weapons. Chapter 6: False Allegations of U.S. Biological Weapons Use during the Korean War

【3】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8008/germ-warfare-book-nicholson-baker-baseless-review

【4】https://www.wsj.com/articles/baseless-review-information-please-11595626802

【5】https://www.nytimes.com/2021/05/22/us/politics/nuclear-war-risk-1958-us-china.html

【6】https://timesmachine.nytimes.com/timesmachine/1952/04/07/93363858.pdf?pdf_redirect=true&ip=0

【7】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3703226697496080

【8】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1/05/25/timeline-how-wuhan-lab-leak-theory-suddenly-became-credible/

【9】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article/coronavirus-lab-escape-theory.html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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