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生逢其時”：艱難時代的袁隆平、張桂梅們如何自處

網紅作家梁文道說，“生逢其時”正如“準點吃飯”，這話有那么點道理，又大有矛盾。它帶出另一個更嚴重的反問：若生不逢時該如何自處？

是的，除了寵物，動物之中應該只有人類是會有規律進食的，每日三餐，以時啟閉，百歲千秋，盎然古風。雖然沒誰規定這三餐該在什么時刻吃，可似乎所有人都明白它們有自己的最恰當時段，也似乎惟其如此生活才能妥帖而舒服。你絕不會將黑天半夜的夜宵當作早餐；就算吃的只是一碗熱干面，若時間段變了，它的名字與概念也就大相徑庭了。但是，對于世間任何“吃貨”來講，時間點確實又是可忽略不計的。美味當前，饞蟲在咽喉中抓撓，急需一點食物一膏饞吻時，哪里需要瞧黃歷看手表，辨析日子好壞晨昏鐘點？

其實，說到底，人生何嘗不是如此：生在恰當的時候，猶如正點進餐，可美其名曰"“生逢其時”，那固然是再完美不過了，這無可否認。可又誰規定，珍饈美饌必須如期而至才是恰到好處的呢？從這一點看，生逢其時與否，正如是否準點吃飯，都不是最重要的——盡管這樣取譬引喻，有一股說不出的賊性。是以，孔子的偉大思想，也常從飲食男女中升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

什么是“生不逢時”？一句話濃縮就是“世界有負于我”，在當下語境甚至就是四個字：無法拼爹。是的，在突兀森郁的世間，無端生而為人，問題蕪雜，機關重重，本就是一件相當殘酷的事情。每個人都企望“投放”在最好最合適的時代，或贈我歲月安然，或得以宏圖大展。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生不逢時仿佛意味著一種先天“原罪”，一步走錯就有被廢掉的可能。“詩成綺韻三千首，人在珠簾第幾重”？世間有多少懷才不遇之人，只因“投胎失誤”，不管怎樣才華蓋世，無論再如何朝干夕惕，一輩子憂世傷生不能解套，最終郁郁而終，懷著對天公造物不公的憤恨。對于“生不逢時”的多舛命途，李白杜甫辛棄疾們，一遍又一遍咆哮著，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多少漁舟唱晚，都不曾令他們悟道。

生逢其時，可遇不可求。惟其如此，生逢其時才會成為一種集體理想，而其魅力在于人盡其才，可又永遠若即若離。中國的知識分子，有那么多“是則進亦憂、退亦憂”的心理矛盾與嗔癡之念，總是生不逢時帶來的。有人說，《奧賽羅》之所以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在于莎翁對奧賽羅那層處境的處理是在太巧妙了──一旦置身蒼蒼森林之中，這位如同野獸一般兇猛的人物，立刻喪失縝密的邏輯思考力，一睜眼就是鬼影幢幢、疑云陣陣，思想行為全部由憤怒來支配。在哈羅德·布魯姆的筆下，《奧賽羅》完全是人類“生不逢時”的最高級隱喻。“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是中國古書《詩經》里的句子，這種憂憤哀凄是中西古今一轍的。生不逢時，或許是所有“憤青”的“病原體”。

生不逢時，仿佛是造物主在給你我做出廠設置時，或者不小心手滑或者純粹惡作劇，夾藏在人生系統中的一系列“自帶bug”。但是，生不逢時就得坐以待斃嗎？邱吉爾前半生都很蹉跎，父母視他若不存在，關系好的只是保姆，怎么都進不去好大學，他在哈羅中學畢業之后，升讀桑赫斯特軍校讀軍事，畢業后首份工作是到漫天烽火的南非當戰地記者，隨時可能送命，以至于傳記作者兼助手馬丁·吉爾伯特都不禁憐憫他是“極其生不逢時”。但丘吉爾生前就反對這種說法，他說，“說人生不逢時，是既天真又危險還愚蠢的，是對人生帶有敵意和仇恨”。也正是在這種極端惡劣的境遇下，前“失敗青年”丘吉爾，懷揣一枚西班牙紅十字勛章回到英國，逐漸走上生命頂峰。

丘吉爾到底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對“生不逢時”的議論，一針見血，精辟如昔。 他實際上說出了這么一個被人有意遮蔽的真諦：實際上，任何人的人生，都不存在“生不逢時”，面對慘淡的人生，有的只是直面還是逃避的二選一。“生不逢時”哀嘆的人生底色下，壓著的是自艾自怨、怨天尤人的負能量，渲染它本就是一種荒腔走板。說到底，“意識決定了存在”，“生不逢時”不是完全的客觀存在，更多的是一種主觀認知。

悲觀的人眼里，懶惰的人眼里，懈怠的人眼里，置身繁花滿眼綠草連天的天堂，那也是“生不逢時”。他們犯了錯誤，原諒自己，因為“生不逢時”；他們虛度了年華，也原諒自己，因為“生不逢時”；他們更抱怨自己遲生了幾年，還是因為“生不逢時”。他們的人生，似乎永遠充滿怨憤：恨國家、恨社會、恨家人，恨朋友，恨自己，也許也恨整個世界，但他的“痛苦”不會有人明白。正如他們自己，也永遠無法明白，那些民族魂們，那么時代脊梁們，那些默默奮斗改變困境的人們，那些對社會默默貢獻的人們，那份“舊帽遮顏過鬧市，破船載酒泛中流”的孤寂和風流。

所謂“生逢其時”，其實是那些堅毅又對世界滿懷愛意的人們，當面對破壞與災難時，猶如一塊碩大的海綿，擁有一種默默吸納化解的“魔法”。邱少云、黃繼光們，袁隆平張桂梅們，這些出生入死的英雄，這些在黑暗中播撒光輝的燃燈者們，何嘗有一位真正“生逢其時”的？他們都歷經時代的最艱難與最不易，但從沒有被逆境嚇倒，而是永懷擔當、不屈抗爭，在認定的道路上走出屬于自己的選擇和價值、精彩與輝煌，更留給后人一線晴朗的港海，以及一縷希望的歌聲，是滲發在落日斜陽里的一縷清芬。 從“生不逢時”到“生逢其時”，主要不是身份逆襲，而是心境乃至精神上的逆轉。

袁隆平張桂梅們的“生逢其時”，是看破一個曾經荒謬的時代，卻又不吝將心中情與愛拿去濟世，救得一個是一個；而對于當下的我們來說，所謂生逢其時，不是朝歌暮嬉，不是酣玩歲月，更尚需事竟其功，是“志存高遠、腳踏實地、行循自然”，是“大眼光、大智慧、大胸襟、大情懷、大使命、大志向”，是“可愛、可信、可貴、可為”，是“與祖國和人民共命運、與時代和社會同前進”，如此才無負此太平盛世。

生正逢時和奮斗奉獻，是一對天生的情人。奮斗而不忘奉獻的人們，諸如袁隆平張桂梅們，才是真正的“生逢其時”。這些人，人們管他叫“民族脊梁”，叫“時代英雄”。在艱難困苦的歲月里，他們無悔一生，他們走進歷史，他們傾倒蒼生，猶挾著百年一身的煙雨斜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