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德賽時期”：青年對“何為自我”的根本性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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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奧德賽時期”（Odyssey Years）作為一種新興的社會敘事，引發了青年群體的廣泛共鳴。“奧德賽時期”這一概念最早由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于2007年提出，用以指涉從青春期到成年早期長達10年的漂泊狀態，其內核與社會學界“成年過渡期”“成人初顯期”等學術概念存在深刻的互文性。值得注意的是，當“奧德賽時期”這一充滿文學隱喻的概念被借于描述當代青年不斷延長的成年過渡期時，往往與“陣痛”“迷茫”等負面體驗相聯結。

　　既有討論多沿襲布魯克斯關于“流動性”的視角，側重于分析就業市場與社會結構的變動如何形塑了這一階段的艱難與漫長。這種結構決定論的視角雖具解釋力，卻也存在將青年客體化的風險，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其主體性和主動性。鑒于此，本文主張超越單一敘事，通過“自由”和“束縛”兩個關鍵詞來重新審視青年“奧德賽時期”得以生成的深層邏輯。

　　自由：青年自我探索的重要前提

　　心理學家杰弗里·阿內特曾提出“成人初顯期”概念，即18歲至30歲被視為個體進行自我探索的關鍵階段。不同于傳統“受教育-就業-成家”的線性生命歷程，如今一些年輕人在結束學業后，并未即刻步入既定的社會角色，而是轉向多元化的自我探索，衍生出“慢就業”“間隔年”等新型社會現象。這些現象不僅是青年應對結構性壓力的策略性反應，也更深層地折射出一種作為探索前提的“自由”狀態。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自由并非憑空產生，而是由結構層面的個體化、觀念層面的開放化以及資源層面的代際支持共同形塑而成。

　　首先，社會結構的個體化與高流動性為青年從線性生命歷程“脫嵌”提供了客觀基礎。現代化進程極大地增強了社會的流動性，促使青年大規模脫離原生地緣，從“生于斯長于斯”的鄉土邏輯中抽離。個體逐漸從傳統的血緣與地緣束縛中脫嵌出來，轉變為獨立自主、自我負責的原子化個體。這種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向，削弱了傳統規范對個體的強約束，從而賦予了當代青年更為廣闊的自由空間。

　　其次，觀念層面的開放化與“社會時鐘”的弱化重塑了青年的主觀認知。隨著“學習化社會”的演進，教育范式轉向以學習者為中心，強調個體價值的實現，這極大地強化了當代青年的自我意識。與此同時，社會轉型導致一些預設的標準化人生軌跡失效，傳統的“社會時鐘”對青年的影響日益衰退。社會對多元生活方式的包容度提升，不再以單一標準衡量個體發展。這種觀念上的松綁，為當代青年進行長周期的自我探索提供了更多空間。

　　最后，資源層面的代際支持為青年的探索行為提供了物質兜底。筆者曾在《工作價值的追尋》中指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使得當代青年成為“豐裕一代”，數據顯示00后的資產積累顯著優于前代。隨著父輩養老金與資產儲備的增加，代際支持模式由傳統的單向贍養轉向雙向支持。這種“扶上馬再送一程”的協同機制，有效緩解了部分青年的生存焦慮，使其有條件追求馬斯洛需求層次中更高階的自我實現。當然，也必須警惕這種自由的群體性差異。

　　束縛：青年自我探索的結構困境

　　然而，正如“奧賽德”所隱喻的，當代青年漫長的自我探索期也不乏“陣痛”和“迷茫”。這種個體化的生命體驗，與宏觀的社會結構緊密相連。如果說青年所享有的“自由”源于社會變遷所拓展的可能性空間，那么他們所承受的“束縛”則體現為外在職業意義的變遷與內在意義感建構困難的雙重擠壓。

　　外在束縛在于職業的嬗變。當前，關于青年就業的討論多聚焦于競爭加劇等現象。若將青年在不同職業間的反復嘗試視為其尋求自我價值的路徑，那么職業本身的嬗變，則是一個更值得關注的結構困境。正如社會學家理查德·桑內特在《沒有面目的人》中所指出的，技能的異化將導致個體歸屬感與價值感的喪失。一方面，過度細分的分工將完整的工作流程切割為碎片化的任務，不可避免地消解了工作的整體意義。另一方面，許多崗位所需技能日趨簡化，勞動者在短期內即可掌握，隨后便囿于固有圈子，知識、經驗與技能難以獲得有效提升。當工作的自主性與技能的挑戰性無法得到滿足時，個體的才能便無處施展，自我價值便難以實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技術革命正在加速職業碎片化的進程。AI的普及可能使勞動者成為系統指令的被動執行者，其創造性空間被大大壓縮。技能的半衰期相較于工業時代急劇縮短，迫使勞動者陷入“學習-應用-淘汰”的循環，這將進一步加速職業意義感的消解。

　　除了職業意義的消逝構成了外在束縛，對當代青年而言，更大的挑戰來自意義感建構的內在束縛。這一問題的根源在于傳統意義供給機制與新意義自主建構之間存在距離。在傳統社會中，人生的意義往往由家庭、社區、穩定的職業生涯等外部框架預先設定。然而，在高度個體化、價值多元的當代社會，一些預設的意義框架開始失效，青年要“自己為自己創造意義”。可是，從出生到完成教育，青年生命歷程中相當長的階段，主要是在社會期待的主導性模式下被培養的，鮮有機會獨立追問“什么對我最重要”，以及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建構屬于自己的價值體系。因此，當一些青年走出家庭庇護、需要獨立進行價值判斷時，便面臨著“不明白什么對自己最重要”的窘境。在這一漫長且充滿“陣痛”的“奧德賽時期”，青年不僅是在探索“什么適合自我”，更是在進行“何為自我”的根本性追問。

　　概而言之，當代青年的“奧德賽時期”呈現出一種自由與束縛相互纏繞的復雜狀態，既非單純的“負面敘事”，亦非片面的“個體化勝利”。憑借高度的能動性，青年正通過社群化探索與“先行動后意義”的實踐哲學，將漂泊轉化為成長的契機。因此，與其試圖消除“奧德賽時期”，不如為青年的自我探索提供更好的社會支持。例如，高等教育體系應更早、更系統地培養學生對意義感的建構能力，而非僅關注知識傳授和技能訓練；就業市場應嘗試重塑工作的意義感，通過工作再設計、技能多樣化等方式緩解職業碎片化帶來的異化；社會保障體系則應進一步降低青年試錯的后顧之憂，讓“奧德賽時期”真正成為一段充滿可能性的成長歷程，助力青年完成屬于他們的成年禮。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