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案重災區，濫用公序良俗，直接違背現行法律

介紹一類濫用公序良俗的典型錯案。案例——即2001年的瀘州繼承案。案情概括如下:

黃某與蔣某于1963年結婚，后來黃某與年輕22歲的張某發生婚外情，二人一直以夫妻名義居住在外租房。

2001年，黃某得知自己患癌，找律師幫助，并經公證處公證，將大部分財產贈與張某。

黃某去世后，原配偶蔣某與張某就遺產歸屬發生糾紛。

一審法院認為，黃某的行為損害了社會公共道德，破壞了公共秩序，因此判決黃某的遺贈行為無效。

這是一類典型的錯案，即法院濫用了"公序良俗"原則。也就是說，法院在此案中以所謂“公序良俗”為借口，進行情感審判。忽視了當事人的真實意愿，也與法律明文規定抵觸。

除了2001年的瀘州繼承案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典型的濫用"公序良俗"原則的錯案例:

1、某演員將財產贈予情人，結果被原配偶追回。

2、一個人在婚外情人的出資下購買保險，保險受益人是被保險人指定的保險出資人，但保險金最終被判歸原配偶所有。

在這些類似的案件中，法院都直接援引"公序良俗"原則，宣布相關行為無效。

這種裁判存在一個普遍的問題，那就是法院并沒有具體界定何謂"公序良俗"；同時裁判結果與現行法律明文規定相違背。雖然不能說所有依據此原則作出裁判的案件都是錯案，但基本上這類案件都存在這個共同缺陷。

此類裁判的罪錯程度，大致和歷史上的“流氓罪”、現行的“尋釁滋事罪”是等同的。

公序良俗當然可以作為裁判依據。但法院需要明確界定"公序良俗"的具體內涵，而不應該簡單籠統地援引這一原則。這種對一般規則的援引，適用于沒有法律明文規定情況下，并不能用來抵抗法律明文效力。這樣構成“向一般條款逃逸”。

在濫用"工序良俗"原則的錯案中，法院在裁判依據中僅簡單地出現了"公序良俗"這個概念，卻從未明確界定何謂"公序良俗"。

法院實際上是用一種抽象的、不為人所知的"公序良俗"道德標準，來替代具體明確的"公序良俗"法律標準。這種做法是錯誤的。

想要有效地使用公序良俗這個裁判依據：

1、使用歸納法，總結“公序良俗”的一般標準，再判斷本案特征，是否屬于“公序良俗”。

2、使用演繹法，由本案歸屬法律體系的確定的公序良俗，判斷本案情節，是否歸屬。

3、還要判斷，本案情節屬于這個公序良俗，還是哪個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之間，是否存在優先次序？

新聞看到的，幾乎所有依據"公序良俗"原則作出裁判的案件，都存在與現行法律相抵觸的問題。也就是說，法院這種濫用"公序良俗"的做法，實質上是違背了法律的基本原則。 這種行為本身都夠不上公序良俗，而是違法行為。

這種在裁判中濫用"公序良俗"概念，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是導致錯案的重災區。法院既未界定"公序良俗"的內涵，又直接以"公序良俗"取代法律明文標準，這種做法是問題所在。

一般道德，不是公序良俗。法院的錯誤裁判中，通常把它們看做一回事。

法院有時只要認定某種行為違背了一般道德標準，就會做出不利的判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婚外同居關系。

法律對婚外同居行為的定性是無效的，這里的無效，是“同居關系無效”，對應的是“事實婚姻行為”。但法院卻往往將當事人之間的所有其他法律行為，也一并認定為無效。

僅因存在婚外同居關系，就直接否定當事人之間的其他合法權益和法律關系，是不恰當的。

"瀘州繼承案"，代表了這類案件普遍存在的問題，即法院沒有對"公序良俗"做出明確界定。使用情感道德，代替公序良俗。

我一個很重要的觀點——我認為，法律的制定和適用，不應該是為了剝奪某一方的權利，而是要保護所有人的利益。如果法律單純成為剝奪他人權利的工具，那就等同于奴隸制了。

法律應該居于公正和中立的立場，而不應成為剝奪某一方權利的借口。不是為了滿足特定群體的訴求。這需要法官在裁判中保持謹慎和客觀。

如果法律適用違背了這一原則，就會引起公眾的強烈不滿。

舉例說，這就好比我打了張三，但不能因此否定我們之后成為朋友、一起吃飯看電影的行為。

同理認為，僅憑對婚外同居行為的道德判斷，就否定當事人其他合法的民事行為的有效性、是不恰當的。這種做法有悖于法律公正和中立的原則。 他們無效的婚外同居，而不是因此喪失民事行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