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九九五年八月的那天下午，郵遞員騎著綠色的二八大杠在院子門前停下時，我媽正在院里剁豬食。那是一封從省城寄來的掛號信，信封邊緣印著紅色的校徽。我用沾滿泥巴的手在褲腿上使勁蹭了又蹭，才小心翼翼地把信接過來。撕開封口，里面是一張硬紙板印制的錄取通知書。我考上了省城的重點大學，成了我們這個偏僻貧困的山村里唯一的一個大學生。
我媽連手里的菜刀都沒放下，直接在圍裙上抹了一把眼淚，轉身就往地里跑，去叫我爸。那天晚飯，我家破天荒地炒了幾個雞蛋。我爸喝了二兩散裝白酒，他那張常年被太陽曬得像樹皮一樣的臉上，難得地露出了笑容。可是，那笑容并沒有維持太久。
等興奮勁兒過去，擺在我們一家人面前的，是一個無比現實且沉重的問題：學費。
通知書上寫得很清楚，第一年的學費、住宿費加上雜七雜八的費用，差不多要一千八百塊錢。九五年的一千八百塊錢，對一個靠種幾畝薄田為生的農家來說，無異于一筆天文數字。我爸連夜把家里能賣的糧食都盤算了一遍，又把圈里那頭本來打算留到過年賣錢的半大豬崽也算上，滿打滿算，也只能湊出八百塊錢。
還差整整一千塊。
屋里的空氣像是凝固了。我爸吧嗒吧嗒地抽著旱煙，劣質煙草的味道在狹小的屋子里彌漫開來，嗆得人嗓子發緊。我坐在炕沿上，低著頭看著自己的破布鞋，心里翻江倒海。那一刻，我甚至想開口說，爸，我不念了，我跟著村里的順子哥去南方打工吧。但我沒敢說出口，我知道我爸把讀書看得多重，那是他一輩子沒能實現的念想。
“明天，我去你大伯家走一趟。”我爸把煙袋鍋在鞋底上磕了磕，聲音沙啞但透著一股子決絕。
我大伯是我們家族里，乃至我們村附近過得最好的人。早些年他腦子活絡，去鎮上倒騰建材，后來又包了個小磚窯，家里早早地蓋起了大瓦房，買上了摩托車，連用的電視都是彩色的。只是，大伯家雖然有錢，但平時和我們這些窮親戚走動得并不算勤。我媽常私下里抱怨大伯母那雙眼睛長在頭頂上，但我爸總護著，說到底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親兄弟。
第二天傍晚，天擦黑的時候，我跟著我爸走在去鎮上的土路上。我爸手里提著兩瓶當時供銷社里能買到的最好的麥乳精，還有一條從牙縫里省出錢買的紅塔山。一路無話，只有路邊的蛐蛐叫得讓人心煩意亂。
到了大伯家，院子里的水泥地泛著清冷的光。大伯正在堂屋里看電視，見我們來了，稍稍愣了一下，隨即招呼我們坐下。大伯母從里屋走出來，眼神在我們提來的東西上掃了一圈，皮笑肉不笑地打了個招呼，就借口去廚房洗碗，再沒出來。
我爸局促地坐在沙發邊緣，雙手不停地搓著膝蓋，寒暄了幾句天氣和收成后，終于艱難地把話頭轉到了正事上。
“大哥，孩子爭氣，考上省城的大學了。”我爸的聲音有些發抖，帶著討好的意味。
大伯點點頭：“聽說了，是件好事。咱們老李家也算出了個讀書人。”
“可是，這學費……家里實在湊不齊了。”我爸低下頭，像個做錯事的孩子，“砸鍋賣鐵還差一千塊。大哥，你能不能先借我一千？你放心，等秋收完了，我多接點泥瓦匠的活兒，肯定慢慢還你。孩子將來畢業了，也絕對忘不了你這個大伯的恩情。”
堂屋里突然安靜下來，只有電視機里傳出的廣告聲顯得格外刺耳。大伯端起茶杯，吹了吹漂在上面的茶葉，慢吞吞地喝了一口。
“老二啊，不是當大哥的不幫你。”大伯放下茶杯，嘆了口氣，“你看我這攤子鋪得挺大，其實到處都是欠款。磚窯那邊幾筆賬都要不回來，你嫂子前兩天還跟我鬧，說家里快揭不開鍋了。再說，這供大學生是個無底洞，借了這一次，明年呢？后年呢？老二，你要認清現實，實在不行，讓孩子早點出去學個手藝，也比現在硬撐著強。”
這時，里屋傳出大伯母提高八度的聲音：“就是啊，借錢容易要錢難，現在誰家的錢是大風刮來的？我們家那小子的補習費還沒著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