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甲午戰爭爆發,彼時的京城流行連環畫。當時的爆款是《水戰大捷》《擊沉日艦》《生擒日皇》,畫上的清軍猶如天神下凡,日寇望風而逃。于此同時,紫禁城里,前線將領的奏折里面,到處都是斃敵無數、日軍膽寒。甚至在1895年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時,流行的依然是《各國欽差會同李傅相議和圖》,李鴻章寬宏大度的簽訂了和約,日本感激涕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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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電報和報紙的出現,甲午戰爭成了全世界第一次全民關注的大戰。詭異的是,除了大清之外,全世界都知道大清輸得底褲都不剩了。彼時的大清,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市井百姓,都沉浸在了一場精心編織的勝利幻夢之中,無人愿意醒來,也無人敢醒來。這,就是大清的贏學。
這種在慘敗中宣布贏麻了的本事,并不是晚清的特色,而是一門傳承了兩百多年的絕學。
比如康熙,他熟讀西方的數學、幾何學、天文學,甚至知道地球是圓的,也清楚歐洲的火器制造技術。但他嚴禁這些知識流向民間和官僚階層,只允許皇室子弟學習。在面對學子請教西方科學時,康熙首創了西學中源說,也就是西方偽史論的1.0版本。康熙指出,西方的算數、幾何、天文、醫學等等,都是老祖宗的典籍流傳到海外后被他們撿去的皮毛。康熙的贏學,是一種極其粗暴的帝王權術。他知道外面的世界有什么,但他選擇把大清的門鎖死,然后轉過身對屋里的人宣布:我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只要不讓屋里的人看到外面的世界,大清就可以永遠贏下去。
隨后的乾隆,更是將贏學發揚光大,他只用了奇技淫巧四個字,就贏了工業革命的全部成果;他只用了一場跪拜禮,就把西方人打成了不會下跪的猴子;他只用了一句天朝上邦物產豐富,就把現代經濟學的分工理論扔進了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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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贏學邏輯,在晚清不斷重演。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時,道光關注的不是割地賠款,而是英夷照會的翻譯用詞:是否將割地賠款翻譯成了皇帝的恩賜。大清為了維護贏的體面,更是無所不用其極,西方公使進城時,大清官員會讓他們走側門、小門,以此在精神上確立大清還是贏了的優越感。法國公使葛羅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們像對待朝貢使節一樣對待我們,仿佛我們不遠萬里而來,不是為了接受他們的投降,而是為了接受他們的恩賜,這種自我欺騙令人震驚。
為什么贏學在大清大行其道?
一是維護統治的合法性。晚清時期,大清面臨內憂外患:太平天國運動、列強入侵、洋務運動失敗等等,統治集團的合法性受到了嚴重挑戰。而贏學,可以重塑統治的合法性,通過宣傳大清贏了,可以讓民眾相信大清依然強大,皇權依然穩固,從而維持統治秩序。大清的贏學,就像統治階層的麻醉劑,用紙面的勝利,來掩蓋現實的危機,用虛假的繁榮,來維系王朝的統治。
二是官僚體系的生存法則。大清的官僚體系,以報捷飾勝為生存法則。各級官員為了升官晉爵,逃避罪責,紛紛在奏折中夸大功績、虛報成績。將大敗說成小折,將小折說成小勝,將小勝說成大捷,將大捷說成完勝。就這樣,《馬關條約》的驚天恥辱,竟然變成了天朝宰輔接受日皇的跪地乞降。贏學成為官僚體系的通用語言,更深層的原因在于,這是一個沒有監督的系統。皇帝深居九重,只能通過奏折這唯一的窗口看世界。當整個系統都在用謊言討好上級時,真相就成了奢侈品。所以在大清的官場,會贏比真贏重要,會說比會干關鍵。正如李鴻章所說:大清官場,無真勝,唯勝名;無實功,唯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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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極端的面子文化。面子是國人心理中最微妙、最復雜的部分。它像是一頂紙糊的王冠,明知它脆弱不堪,卻沒有人敢把它戳破。晚清的外交中,是否給面子成了最重要的外交原則。列強對此了如指掌,他們在條約中紛紛故意使用恩準和賞賜的字眼,以保全大清的顏面,從而贏得更大的實際利益。甲午戰爭時期,《申報》刊登了一些戰場上的真實信息,但民眾并不買賬,紛紛辱罵《申報》里通外國,長他國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是典型的賣國報。于是《申報》立即改正錯誤,推出了《生擒日皇》的連環畫,隨后《申報》的銷量暴增,竟成了國民最喜歡的第一大報。
就這樣,贏學成了晚清全社會的精神鴉片。它通過制造虛假的成就感,讓一個民族在麻木中喪失了痛覺。
雖然大清滅亡了,但大清的贏學,卻在一次次荒誕的輪回中,獲得了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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