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嚇信、持刀闖館、炸彈威脅。三起惡性事件,從3月5日到3月31日,不到一個月接連發生。而距第一封恐嚇信寄出,已經過去四十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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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在日‘支那人’消滅殆盡。”
這是一封寄到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恐嚇信里的原話。寄信人自稱“由前警察和前自衛隊員組成的軍事精銳部隊”。
那之后不到一個月里,現役自衛隊官員持刀翻墻闖入了使館大院;又有人在網上聲稱,已在使館內安裝了遠距離遙控炸彈。
3月5日至今,四十多天過去了。日本警方,什么都沒查出來。
“自首也沒什么用,你們根本沒在查”
一封恐嚇信,在3月5日那天被送到了中國駐日使館。
寄信人自稱由前警察和前自衛隊隊員組成,威脅要對中國駐日使領館發動襲擊。信里的措辭充滿暴戾:“把所有在日‘支那人’消滅殆盡。”
這不是普通的騷擾信件。這是一封明確的恐怖威脅。
使館當即報警。但據臨時代辦施泳在4月16日的記者會上透露,日本警方“未給予重視,未采取有力措施”,至今沒有查明事實真相。
有日本媒體記者在發布會上直言不諱地問:“我們這邊的警方,到底在干什么?”
答案很殘酷:什么都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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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天后,刀真的來了
如果恐嚇信只是文字,那接下來發生的事,把威脅變成了現實。
3月24日上午,一個身影翻過中國駐日大使館的圍墻,闖入了使館大院。他手持一把刃長約18厘米的刀具,威脅要以“神的名義”殺死中國外交人員。
這個人叫村田晃大,23歲,是日本陸上自衛隊的三等陸尉。
他今年1月剛從干部候補生學校畢業,3月15日剛剛被晉升為三等陸尉。晉升9天后,他帶著刀,闖入了中國大使館。
事發前一天,3月23日,村田中午請假離開駐地,搭乘高速巴士和新干線從宮崎縣的蝦野駐屯地趕到東京,在網吧逗留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在東京的大型超市買了刀,隨后實施闖館。
據調查,村田在闖入使館約一小時前就已到達現場,并在周圍觀察了地形。他很可能從使館隔壁建筑翻越了帶有鐵絲網的圍墻。
這是一起有預謀的行動。不是一時沖動,不是酒后亂性。
但日本警方第一次逮捕村田時,給出的罪名是——“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
沒有“恐怖襲擊”,沒有“危害外交安全”,甚至沒有“暴力行為”。就是一個普通的“擅闖他人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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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的不重視,可能不是能力問題
中方事后緊急向日本外務省、警方提出嚴正交涉。日本政府給出的回應是:表示“遺憾”。
就這些。“遺憾”兩個字。沒有道歉,沒有問責,甚至連對事件的定性都不清不楚。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指出,日本警方以“涉嫌非法侵入建筑物”逮捕村田,表面上走程序,實質是在以普通治安罪名淡化事件的性質。
他進一步分析說,日方刻意回避該事件違反《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本質,拒不履行正式道歉、損害評估、賠償安排等外交義務,“實質是逃避政府安保失職、自衛隊管理混亂的責任”。
這不是一次疏忽。這是一套應對策略。
直到4月14日——事件發生三周后——日本警方才以“涉嫌違反槍支刀具法”再次逮捕村田。而4月17日,東京地方檢察廳決定對村田實施精神鑒定,調查其是否具備刑事責任能力,鑒定拘留將持續到6月16日。
一個現役自衛隊軍官,持刀闖入外國使館,威脅殺害外交人員——你告訴我他在接受培訓短短幾個月后“患上了精神疾病”?中國駐日使館臨時代辦施泳的話說得很直白:“那我建議日方不妨對所有的自衛隊員進行檢查鑒定,看看還有多少‘潛在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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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炸彈威脅來了
闖館事件發生后,使館周邊的警衛力量有了一定增加。但僅僅過了一周,3月31日,新的威脅來了。
一名自稱“應急預備自衛官”的人,通過網絡向中國駐日使館發出恐怖威脅,聲稱已在使館內安裝了遠距離遙控炸彈。
使館立即報警。日本警方當天對使館展開了近兩個小時的排彈作業。
沒有找到炸彈。是虛驚一場?還是那個人只是在恐嚇?這個問題至今沒有答案——因為日本警方連那個人是誰都沒查出來。
三起事件,一個比一個嚴重。但日本方面的反應,卻一次比一次敷衍。
交涉近30次,一無所獲
4月16日下午,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召開新聞發布會。臨時代辦施泳站到了記者面前。
他說的第一組數字,讓人心里一沉:從3月5日收到恐嚇信至今,已經超過40天。在此期間,使館就系列恐怖威脅事件與日本警方交涉近30次。但相關案件的調查,始終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40天,30次交涉。幾乎是每一天半就催一次。結果呢?什么都沒有。
施泳在發布會上說的幾段話,幾乎沒有留任何余地。
他先是指出,一系列恐怖威脅事件的涉案人員均有或自稱有自衛隊背景,“這很不尋常,應查清背后是否有系統組織,是否得到什么勢力的授意指使”。
然后他把矛頭對準了自衛隊內部的深層問題:“從村田晃大闖館事件來看,他加入自衛隊后,接受了9個月的后備干部培訓課程。這一過程中,自衛隊到底向他灌輸了什么思想,進行了怎樣的教育?村田脫崗、遠赴東京犯案,所屬的部隊難道對此毫無察覺嗎?自衛隊內部是失管還是放縱?”
這些話,句句戳在痛處上。
更讓人后背發涼的是,施泳還提到,今年以來,中國駐日使領館頻繁遭受滋擾、威脅、恐嚇,“有人甚至聲稱要炸掉中國的總領館,無差別攻擊在日中國公民,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人因為這種違法行徑受到懲處,這實際上構成了對此類不法行為的縱容”。
他說得更重的是這句話:“更有甚者,還有右翼分子為這種嚴重違法的恐怖威脅行徑拍手叫好,這樣不正常的社會土壤,勢必助長類似案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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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會,到底怎么了?
4月16日當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例行記者會上也被問到了這件事。
他的回應比以往更直白。他列出了日本當前存在的五重深層問題:右翼思潮和勢力猖獗,客觀理性聲音被壓制;政府在歷史、臺灣等問題上的錯誤政策流毒深重;正確歷史教育嚴重缺失,錯誤史觀大行其道;安保政策向進攻性、擴張性、危險性的方向轉變;日方對自衛隊失管失控,內部失管失教。
這不是外交辭令式的表態。《光明日報》此前刊發的一篇深度分析文章,剖析了日本社會反華輿論生態的形成機制。文章指出,近年來多項民調數據顯示,日本民眾對華好感度長期徘徊在10%左右的低位。“這種現象背后的病灶在于日本社會長期存在的‘厭華嫌中’輿論,以及網絡上蔓延的‘反中仇華’情緒。”
文章還披露了一個讓人不寒而栗的細節:日本眾包平臺上出現了大量有償招募帖,明確要求制作“貶低中國、贊美日本”的短視頻。用AI工具批量生產反華內容,已經成了一門生意。
用評論員曹劼的話說:“一連串事實證明,這些根本不是什么‘偶發治安事件’,且一連串兇徒都與日本自衛隊密切相關。”
當一個國家的右翼輿論從媒體蔓延到網絡,從政客傳導到軍隊,再從思想轉化為行動——那么,一個23歲的自衛隊軍官帶著刀翻墻闖入外國使館,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日方的“遺憾”,中方不接受
事件發生后,日本國內也并非沒有清醒的聲音。
3月25日,數千名日本民眾在國會前舉行抗議集會,指責這是日本右翼排外主義造成的惡果,有人直指“這就是恐怖襲擊”,要求防衛大臣辭職。
3月28日,部分民眾在東京新宿舉行抗議集會,高呼“高市道歉”“小泉道歉”“中國對不起”等口號。
3月31日,日本國民民主黨黨首玉木雄一郎在記者會上表示,日本政府應當道歉。
日本《朝日新聞》前記者上丸洋一質疑道:“日本政府難道打算僅以一句‘深感遺憾’就了事嗎?按理說,至少應由防衛大臣或外務大臣出面道歉。政府難道是有意讓兩國關系進一步惡化嗎?”
日本政府至今沒有道歉。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3月27日的回應中,僅稱該事件“令人深感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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