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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接上回。
過了兩天,那人果然又來找王四根了。此人自稱姓邢,王四根就稱其“邢先生”。邢先生給他安排的工作就是去“五峰茶樓”從史寶和那里取情報。當然,邢先生沒有跟他說史寶和姓什么叫什么,也沒說這是替哪家效勞,只是說從現在起就給王四根發薪餉,每月五塊銀洋,問王四根干不干。當時的五塊銀洋,可以維持一個人一個月的伙食開支了,王四根哪有不干的?
就這樣,這個安徽小乞丐就稀里糊涂上了賊船,成了“保密局”雇用的臨時工。可直到被捕,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替“保密局”效命,更不知道“保密局”是什么東西。聽王四根如此這般供述,錢融清等人面面相覷,哭笑不得。幾個人商量是否還有補救法子。議來議去,大家認為,如果出現以下兩種情況中的一種,那還可能有補救之望:
一是邢某那個潛伏特務小組在收到那份假情報后,由于某種原因,未在當天拍發出去,而是拖延至明天甚至后天才拍發;
二是如果邢某方面按照正常運作程序在收到假情報當天就拍發出去的話,則指望臺灣“保密局”電訊人員偷個懶,收到該密電后并未立即轉交譯電員,或者譯電員由于某種原因沒有及時譯出該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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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能給錢融清這邊的有一兩天的延緩時間,這樣,就可以指派史寶和再去十六鋪“五峰茶樓”,往窗子上貼一張一千元鈔票發出暗號,引誘邢某上鉤。
這時已是12月15日凌晨,錢融清立刻把這一構想報告領導,領導說,現在只好死馬當活馬醫了,那就試一試吧。于是,一干警察立刻驅車前往看守所把史寶和和王四根拉到市局,向二人交代他們天明后要做的事——史寶和仍去茶樓做經紀人,王四根則繼續在十六鋪一帶行乞。錢融清下令二科所有警察暫時放下手頭的案子,統統撲到這個案子上,分工對史、王兩幾進行監控,留意是否有邢某那樣的目標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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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意外沒有發生,眾人忙碌到次日中午,王四根也沒接到邢先生的通知讓去茶樓門口行乞。于是,警方便知“保密局”已經從那份假情報推斷出史寶和小組出事,立刻急電通知邢某小組切斷跟史寶和的聯系了。這樣,上海市公安局就只好通過無線電信號測向儀查找敵特電臺的大體位置。
這一招兒聽上去似乎簡單,具體實施起來卻相當復雜,而且并非市局的電訊專家和設備就能解決得了的,包括那個時候最為稀缺的密電破譯專家。即使所有硬件、軟件條件都具備了,最后是否成功還得看運氣。不過,這一招兒最終還是有了收獲,市局政保部門尋找的敵特電臺位置應在北站地區范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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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帆于是下令政保處二科組織專案偵查組,深入北站地區挖出敵臺和敵特潛伏小組。專案組剛剛開始工作,揚帆就接到了黃浦分局關于“江南春飯館”食客死亡案件的報告,他一看在死者柳承方位于北站區的辦公室內發現電臺的情節,便斷定那正是錢融清專案組要追查的目標。
對于錢融清專案組來說,這個消息當然是一樁喜事。錢融清立刻跟黃浦分局刑警隊劉大貴隊長聯系,讓把“江南春飯館”食客死亡案件的卷宗立刻送來。卷宗到手后,錢融清組員召集起來開了一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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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專案組共有六名成員,都是政保處二科的骨干警察。大家聽完錢融清介紹了一應情況后,一致認同“江南春飯館”食客死亡案肯定跟他們正在調查的敵臺案件有關聯。那么,柳承方的死因是自殺還是他殺呢?全組六名偵查員都認為柳承方并非自殺,而是遭人謀殺,理由有二:
其一,柳承方的工廠和住所都在北站區,他的業務跟黃浦區這邊并無關系,如果他要自殺的話,為何不在北站區而偏偏要把結束自己生命的地點選在從未踏進過的飯館呢,而且,柳承方進飯館后是點了酒菜的,還要求跑堂把酒熱一熱,放幾片生姜,這說明他的確是來吃飯的。即使他已經做好準備就死在這家飯館里,那也是要享受這最后一頓晚餐之后再離開人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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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實是.他一口菜未吃,一口酒未喝,只不過招呼跑堂送上一杯溫開水喝了兩口就死了。從現場發現的那片兩寸見方的白紙來看,那應該是用來包氰化鉀粉末的。偵查員們估計,柳承方可能患有某種消化系統的毛病,需要在飯前服用什么藥物,而有人卻在他服食的這種藥物里摻進了氰化鉀,經過化驗,白紙上的殘留粉末系碳酸氫鈉與氰化鉀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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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遺書中的這個日期指的到底是1949年的最后一天呢,還是1949年的年末?此外,遺書的內容也有違常情,只說了兩點,即“余與這世界永別矣”和“電臺、手槍請交公安局”,卻沒有說明原因。因此,這很有可能是一封偽造的遺書——只有謀殺才需要偽造遺書。
盡管在柳承方辦公室發現的手槍、子彈和電臺上都有柳本人的指紋,說明他確實親手觸摸過這些東西,可是,偵查員發現其中有一處指紋的存在位置不合常理——整部電臺上,只有拍發按鍵上有死者的指紋,其他位置都像是被特意擦拭過,沒有任何指紋或其他痕跡。專案組據此為柳承方很有可能是死于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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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謀殺柳承方的動機是什么呢?大家一致,只有往“栽贓”上面想了。有可能是臺灣“保密局”總部發現那份假情報后,即急電通知邢某小組。邢某小組于是迅速制了方案:制造柳承方服毒自殺的假象,拋棄之前使用的電臺和密碼本,連同手槍一并藏匿于柳承方的辦公室,從而切斷公安機關的追查線索。
專案組認定,柳承方生前患有以胃酸過多癥狀為主的胃病,每餐前必服俗稱“小蘇打”的碳酸氫鈉粉劑,而致其死命的氰化鉀則是混在小蘇打粉里的。于是,專案組決定從死者生前服用的小蘇打著手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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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5日,專案組六名警察全體出動,分頭前往“立通機器制造廠”和死者柳承方的家調查。午后大家會合時一匯總,經查獲得以下線索:據立通廠廠長汪蒙、食堂幾位師傅、醫務室廠醫等多人以及柳承方的妻子等家屬證實,柳承方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胃氣痛,靠餐前服用小蘇打中和胃酸緩解胃痛和泛酸癥狀至少已有三年多的時間。
前往柳承方家中調查的警察江力、馮培安跟柳承方四十來歲的妻子牟氏聊下來,得知其夫生前如果是在家里用餐,則在飯前直接從瓶子里取用;以前工廠的經營狀況還不錯的時候,他通常是在廠里吃午飯,晚飯都是回家吃的,當然,去飯店應酬除外。所以他總是在上班前讓牟氏準備兩小包小蘇打,每包一小勺,大約一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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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就問:“你把小蘇打往柳老板皮夾子里放的時候,里面有多少鈔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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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氏想了想說: “我沒數,大約有十多萬元吧。自工廠停產之后,承方手頭一直很緊,不瞞二位同志說,他把我的那些首飾都賣掉了,家里現在什么值錢的東西也沒有,再賣就只好賣這房子了。”
柳老板出事后,警方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個封口的信封,里面有三百萬元鈔票。警察問牟氏是否知道這筆錢款的來路,以及準備派什么用場。牟氏說她不知道,也沒聽丈夫說起過有這么一筆鈔票。警察離開前,帶走了裝著小蘇打粉末的瓶子和那沓用剩的兩寸白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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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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