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盼在家門口享受普惠規范托育服務

“沒人帶娃、托育太貴、機構不放心，雙職工家庭真的太難了！”不少育兒家庭在接受《法治日報》記者采訪時坦言，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安全、普惠、規范的托育服務，是他們迫切的心愿。

記者近日采訪多地家長、托育機構及相關部門了解到，隨著生育政策優化，0歲至3歲嬰幼兒托育已從“可選需求”變為“剛性需求”。當前我國托育服務加速發展，但城鄉不均、供需錯配、普惠不足等問題較為突出。

“安全、價格、距離、專業”，是受訪家長們頻頻提到的關鍵詞。今年，托育服務立法進程加快，接受記者采訪的家庭均對“幼有所托”的法治保障充滿期待，期盼通過立法破解托育難題、守護兒童成長。

家門口有“安心驛站”

早上七點半，家住湖南省長沙市望城區的李女士牽著2歲半的女兒走出家門，步行5分鐘左右便抵達小區門口的托育中心。

李女士向記者介紹，這家托育中心由社區閑置用房改造而成，環境溫馨整潔，獨立游樂區、睡眠室、護理區、餐食區一應俱全，照護人員均持育嬰師資格證上崗，每天為孩子安排規律作息、趣味游戲、習慣養成等活動。

“它就像家門口的‘安心驛站’，對我們雙職工家庭而言，下樓就能送托，著實解決了育兒難題。”李女士說。

據她介紹，孩子入托后變化特別大。以前在家吃飯需要老人追著喂，玩具亂扔，現在能自己主動吃飯、學會排隊等待、懂得分享，生活自理能力和規則意識增強了許多。她上班安心，老人也能輕松一些，真正實現了托得近、托得放心。

記者了解到，長沙正通過盤活社區閑置用房、支持幼兒園開設托班、鼓勵單位辦托等方式，加快構建“15分鐘托育服務圈”，讓普惠托育真正走進居民生活圈，打通便民服務“最后一米”。

在北京市朝陽區工作的陳女士也有著同樣的感受，老人年紀大了帶不動，請保姆花銷大還不太放心，如今把孩子送到家門口幼兒園開設的普惠托班，省心安心還實惠。

陳女士告訴記者，兒子1歲7個月入托以來，從剛開始哭鬧抗拒，到如今主動要去“上學”，變化十分明顯。

“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幼兒園托班空間充足、設施完善，還有豐富的育兒延伸服務，加上政府提供運營補助、租金減免，收費親民，我們普通工薪家庭也可以承受，上班踏實，孩子也在安全快樂中成長。”陳女士感慨道。

根據公開資料，近年來，北京市朝陽區通過發放運營補助、減免場地租金等方式，推動普惠托育收費親民化，讓工薪家庭“托得起”。同時，教育、衛健等部門協同聯動，強化托育從業人員師資培訓，持續提升托育服務質量，確保嬰幼兒“育得好”。

放眼全國，多地已探索出多元化的托育模式：上海市靜安區啟動托育服務“萌芽工程”，依托幼兒園專業資源優勢，探索開設小月齡托班，滿足3歲以下、6個月以上嬰幼兒家庭的托育需求。山東省平度市更是把托育園建在了大棚旁，依托鄉村閑置房屋改造24小時普惠托育機構，每孩每月僅收費400元，讓農戶“忙好棚也顧好娃”。

供需失衡難題待解

記者采訪多地家長、機構負責人了解到，盡管托育服務快速發展，但現實中供需之間仍然存在一定距離，多重難點交織制約行業發展，也讓不少育兒家庭的托育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例如，經濟成本高企成為一些家庭送托的首要阻礙，也讓行業運營陷入困境。中國人口學會會長楊文莊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我國近90%托位由社會資本運營，房租與人工成本偏高，2023年全國平均托育收費每月1978元，一線城市超每月5500元。

湖南高新律師事務所律師吳茜作為兩個孩子的母親，對此深有體會：“我家兩個孩子都上托班，在長沙來說價格不算便宜，一個月費用差不多1萬元。”

四川省成都市居民王女士也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孩子從半歲到3歲的托育費用約7萬元至10萬元，這筆支出對她而言是不小的壓力。

而從機構運營端來看，成本壓力同樣突出。重慶一家托育機構的負責人透露，托育機構的運營成本是同規模幼兒園的3倍，師生配比要求、個性化食譜定制、專業場地投入等多重因素，持續推高運營成本，讓行業可持續發展面臨不小的壓力。

“傳統育兒觀念與認知偏差，進一步制約了托育行業的普及。”上述負責人說，部分家長受傳統觀念影響，對送托存在抵觸心理；還有一些家長對托育服務苛求極致，將“孩子不能生病、不能磕碰”作為評判標準，對集體生活中的正常風險缺乏客觀認知。

還有業內人士指出，人才缺口也是托育服務發展的核心“梗阻”，專業能力不足也直接影響服務質量。當前我國托育服務領域人才缺口大，一些畢業生雖具備扎實的理論知識，卻缺乏實際的情感照護能力與應急處置能力，難以匹配托育服務的專業要求，專業人才的短缺直接制約了托育服務的供給質量與行業發展速度。

一邊是家庭迫切的托育需求，一邊是行業發展的多重掣肘，而更讓一些家長揪心的，還有托育機構的安全與規范問題。

廣東省汕頭市居民張先生曾為給孩子挑選托育機構做過一番市場調研，他在調研中留意到行業內存在一些不規范現象：部分機構無證運營，存在場地狹小、消防不達標、監控覆蓋不全、從業人員無資質等安全隱患；少數合規機構存在重收費、輕管理的問題，照護流程簡單化，甚至出現機構突然關停、家長預付費用退費難的情況。

“希望所有托育機構都能有備案、有資質、有嚴格監管，讓孩子的安全能得到實實在在的保障。”張先生說。

“由于缺乏國家統一標準，從業人員資質五花八門，從育嬰師到保育員，各類商業培訓證書混雜，行業準入門檻低，導致服務質量參差不齊，‘不敢托’成為我們這些家長的普遍心結。”吳茜說。

育兒心愿照進現實

2025年12月22日，托育服務法草案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首次審議，草案將嬰幼兒安全放在首位，從機構準入、人員管理、過程監控、應急處置等環節入手，設立一系列嚴格制度規范。

前不久，國家衛生健康委相關負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普惠”是引導托育服務行業發展的鮮明導向，也是滿足群眾需求的必然要求。在2025年新增89萬個普惠托位的基礎上，“十五五”開局之年，繼續增加15萬個普惠托位。

在采訪中，上海秦兵律師事務所主任徐斌說，呼吁國家出臺專門立法，既是期待對托育行業進行全面規范與有效監督，也是對行業健康發展的有力支持，有助于讓更多社會力量關注、參與這一民生領域，推動行業從“野蠻生長”走向規范有序。

在吳茜看來，推動托育服務高質量發展，安全必須兜住底。托育機構應當全覆蓋、無死角安裝監控，明確監控保存期限，賦予家長查看權限，實現全過程可追溯、可回看、可核查。同時建立托育機構“黑白名單”制度，對發生安全問題、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機構公開公示，強化行業警示與社會監督。從業人員資格也要嚴把關，杜絕“無資質、缺培訓、失責任”人員進入行業。

“價格普惠可及非常重要。”吳茜建議，應該多方發力降低運營成本，比如盤活利用國有閑置用房、閑置場地，低價或無償用于開展普惠托育，降低托育機構房租、物業成本；落實稅收減免、費用優惠、運營補貼等政策，進一步降低托育機構運營成本。根據區域經濟水平、家庭收入狀況建立分層定價、梯度普惠的托育服務體系，讓不同收入家庭都能“托得起、托得近、托得好”。

“托育服務法”已經進入立法程序，這讓育兒家庭看到了新希望。

長沙的李女士期待：立法能讓普惠托育的覆蓋面再廣一些，讓社區里的托育點再多一點，真正實現“下樓就能托”；北京朝陽區的陳女士期盼：法律能明確普惠托育的收費標準，讓工薪家庭不用再為托育費用發愁……

記者手記

“幼有所托”，是千家萬戶最真切的民生期盼，也是衡量社會文明與法治溫度的重要標尺。

此次與數十位家長深入交流后，記者真切感受到了每一個受訪家庭對優質托育服務的渴望，也體會到了雙職工家庭、新手父母們在育兒路上的焦慮與無奈。有人為了找一個放心的托育機構跑遍全城，有人因托育費用過高不得不放棄送托，有人因機構不規范而對托育服務望而卻步……這些細碎的煩惱，拼湊成當下育兒家庭的共同訴求，也讓我深刻認識到，托育從來不是單個家庭的小事，而是關乎民生福祉、人口發展的大事，更是需要法治保駕護航的要事。

我國托育服務發展，正走在破局前行的路上。各地不斷探索多元化的托育模式，讓普惠托育走進更多社區；國家加快托育服務立法進程，旨在用法律制度為行業發展劃定邊界、筑牢底線，讓托育服務的規范化、普惠化發展有了明確方向。

法治是最穩的民生保障。解決托育領域的難題、補齊服務短板，既需要法律明規立矩，明確政府、機構、社會的各方責任，也需要多方協同發力。政府要扛起主導責任，盤活閑置資源、落實補貼政策，持續擴大普惠托育供給；托育機構要壓實主體責任，守牢安全底線、規范服務流程，用心守護每一名嬰幼兒的健康成長；社會要搭建多元監督渠道，讓家長能參與、能監督、能信賴，讓托育服務更透明、更安全、更暖心。

托育一小步，民生一大步。當普惠托育的網點越建越多，當托育服務的價格越來越親民，當行業發展的規則越來越清晰，當法治的陽光照亮每一名嬰幼兒的成長之路，那些育兒家庭的樸素心愿，終將照進現實，“育兒無憂、托育安心”的美好圖景，也將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中逐步繪就。（記者 文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