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綠而行撫平大地“傷痕”

春和景明，萬物競生

在泰寧縣下渠鎮紅地村

一處曾遭濫伐的山場里

去年新栽的杉木、木荷已長到腰際

嫩綠的枝葉隨風舒展

這片昔日因濫伐留下“傷痕”的山場

正重煥生機

泰寧縣人民法院法官與下渠鎮林業站工作人員來到山場，就一起涉林案件的復綠補種情況進行評估。

“這些樹苗的狀態都很好，目前成活率超過90%，符合修復方案要求?！鄙鷳B修復監督人吳衍輝蹲下身，仔細檢查樹苗長勢，對泰寧縣人民法院生態庭庭長馬歡歡說，“我每個月都會進山看一次，一旦發現有枯死的樹苗或病蟲害，就第一時間通知老陳來補種防治。”

吳衍輝口中的老陳，正是這起濫伐林木案的被告人。2024年7月，老陳承包了這片山場，在利益的驅使下，授意工人超范圍、超樹種采伐了闊葉樹和杉木共411棵，立木蓄積近37立方米。去年2月，泰寧縣人民檢察院依法對老陳提起公訴并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要求其履行生態修復義務。

案子到了法院，恰逢閩北山區植樹黃金期。如果按照常規程序進行，等判決生效后再修復，勢必將錯過最佳補種時機，導致樹苗成活率大打折扣。

“能不能把民事先予執行制度用在生態司法保護上？”經過評議，泰寧縣人民法院作出先予執行裁定，要求老陳在判決前按照修復方案完成補植復綠，并連續撫育3年，賠償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損失2472.4元。

根據方案要求，老陳不僅趕在3月底前完成了補種，還多種了1500多株。然而，新的問題又來了——老陳的緩刑考驗期只有1年，而撫育管護需要3年，考驗期結束后，他還會上山管護嗎？

“我們在以往案件中發現，確實有些被告人把樹苗種下后就不再管了，生態修復的實際效果難以達到預期。”馬歡歡說。

在實地走訪中，馬歡歡發現當地群眾離得近、情況熟，若是能讓他們參與進來，既解了管護之憂，也能讓生態保護的理念扎根群眾心間。

去年3月，在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三明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指導下，泰寧縣人民法院建立生態修復監督人制度，制定《關于生態修復監督人選任與管理辦法（試行）》系列文件，聘請案發地村干部、護林員吳衍輝擔任該案的生態修復監督人，聘期3年。

“當好生態修復監督人，就是保護自己家鄉的青山綠水！”接到聘書的吳衍輝拍著胸脯承諾，一定會按要求全程跟蹤修復進展，確保生態修復責任落到實處。

一紙聘書，不僅架起生態司法保護與群眾之間的橋梁，也如同一顆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司法創新的層層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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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寧縣人民法院推出“聽證會+監督團”模式，尤溪縣人民法院構建“養護令+生態技術調查官+生態修復監督人”模式，明溪縣人民法院探索“護鳥監督人”模式……生態修復監督人制度在三明司法實踐中不斷豐富完善。

全市兩級法院堅持“一把鑰匙開一把鎖”，根據不同案件的特點和實際情況，靈活選聘監督主體、創新監督模式，讓生態修復不再是司法機關的“獨角戲”，而是公眾參與的“大合唱”。

紅地村的變化，是最生動的注腳?！斑@個案件就在我們鎮上的巡回法庭現場宣判，村民們可都親眼看著呢！保護生態的理念都刻在心里了！”紅地村黨支部書記廖萬祥表示，家鄉的山林，現在不僅有“監督人”看護，更有全村人的共同守護。

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提到，福建法院探索生態修復監督人機制，解決修復標準不一、監督不力等問題。3月12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法典》。法典的第一編總則中明確規定，國家鼓勵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生態環境保護公共事務進行監督。

這份源于閩西北山區的司法創新，已成為落實恢復性司法理念的重要探索。

“生態修復監督人機制將基層組織、社會公眾等第三方力量引入生態修復過程，破解了生態修復執行階段監督不力的難點，具有極強的示范性和可復制性。”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生態環境審判庭庭長王江凌說。

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福州大學法學院教授黃輝表示，三明兩級法院探索建立的生態修復監督人機制，讓公眾從“被動接受”轉為“主動參與”，形成了“懲罰—修復—監督”的生態修復閉環，為《生態環境法典》中關于“公眾參與監督生態環境保護”的原則性規定有效落實，提供了實踐樣本。

永安法院協同永安市林業局等部門深入林區，對松材線蟲疫病樹除治性采伐工作進行現場勘查和驗收。

三明森林覆蓋率達77.12%，是閩江發源地、八閩大地的“綠色心肺”。從全國首份“護河令”“護鳥令”“生態修復失信懲戒令”，再到生態修復監督人機制的創新與推廣，三明兩級法院始終以司法擔當守護綠水青山。

如今，在三明的林海深處，補植的樹苗茁壯成長，監督人的腳步丈量著每一寸需要修復的土地。生態保護的理念正通過一次次司法實踐，轉化為公眾參與的自覺行動，在閩西北的青山綠水間，繪就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畫卷。

來源：三明中院

作者：金鵬、曾錦鋒、吳有強、湯美健

編輯：羅泰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