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F指責Google涉嫌在用戶數據問題上實施“欺騙性商業行為”

2024 年 9 月，Amandla Thomas-Johnson 還是一名在美攻讀博士的留學生，他持學生簽證入境，在一次親巴勒斯坦抗議活動中短暫停留了幾分鐘。 2025 年 4 月，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向Google發出行政傳票，要求調取他的賬戶數據；一個月后，Google在未事先通知他的情況下將相關信息交給了 ICE，打破了其近十年來對用戶的公開承諾，即在向執法機構移交數據前會提前告知當事人。

電子前哨基金會（EFF）已向加州和紐約州總檢察長遞交投訴，要求對Google涉嫌在用戶數據問題上實施“欺騙性商業行為”展開調查。 EFF 指出，Google曾在政策中承諾，在接到包括行政傳票在內的法律程序要求時，會提前通知用戶，以便用戶有機會提出異議，而 Thomas-Johnson 案中這一保障被直接繞過。 EFF 的律師多年后才拿到相關傳票文本，發現 ICE 請求的雖主要是訂閱者信息、IP 地址、物理地址、會話時間等“元數據”，但這些碎片組合起來已足以繪制出詳細的監控畫像，包括大致位置、居住地址以及與家人朋友通信的大致時間線。

Thomas-Johnson 在文中回憶稱，他原以為自己的“移民噩夢”在離開美國、從尼亞加拉瀑布口岸進入加拿大時就已經結束。 在特朗普政府治下，聯邦權力實際上被用來針對像他這樣的國際學生：聯邦探員曾上門找他，一名朋友在坦帕機場被扣留并被盤問其行蹤，這迫使他躲藏三個月，最終選擇離開美國。 他本人擁有英國和特立尼達和多巴哥雙重國籍，職業是記者兼博士生，從未被指控任何罪行，但他相信，一旦離開美國領土，就能擺脫美國當局的觸及——事實證明，他錯了。

幾周后，他在瑞士日內瓦收到了Google發來的看似例行的電子郵件，稱公司已向國土安全部移交了他的賬號數據。 起初他并不緊張，因為此前他的同事 Momodou Taal 曾在Google和Facebook交出數據前，提前收到傳票通知，最終在律師介入下，執法機構撤回了請求。 然而，這次郵件措辭不同，語氣是“既成事實”：Google寫道“已經收到了來自執法機構的法律程序請求，并據此交出了與你 Google 賬號相關的信息”，Thomas-Johnson 并未獲得任何事前告知或申訴機會。

他強調，這不該是事情正常的處理方式。 Google在公開政策中承諾會在將數據交給執法機構前向用戶發出通知，以便用戶有機會挑戰請求，可在他的案例中這一承諾完全落空。 在他看來，這發生在一個針對參與受憲法保護的政治言論的學生的政府行動背景下，使得事件更顯嚴重。

這次經歷讓他清楚地意識到，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執法部門的目標，而掌握海量數據的科技公司則可能在其中扮演關鍵“協助者”。 當國家權力與企業數據、算法推斷結合在一起時，會形成一種難以察覺、更難以抗辯的監控體系。 對他個人而言，后果并非抽象：盡管已經離開美國，他仍覺得無法真正擺脫美國政府的觸角，對未來的報道工作、回加勒比探親的旅行安全，以及自己是否已被“標記”為重點對象等問題充滿不安，卻難以追問究竟誰需要為這一切負責。

https://www.eff.org/deeplinks/2026/04/google-broke-its-promise-me-now-ice-has-my-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