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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年我在看守所當炊事員,偷偷給囚犯送饅頭,28年后他跪在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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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我的名字叫王衛東。

1982年,那一年,我二十五歲,剛剛從部隊退伍,被分配到縣看守所的后廚,成了一名炊事員。

那是個特殊的年份。

“嚴打”的風聲正緊,整個社會都繃著一根弦。

看守所里更是如此,氣氛壓抑得能擰出水來。

高墻、電網、鐵門,把里外隔絕成了兩個世界。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和面、蒸饅頭、熬菜湯,給墻里面的那些人準備一日三餐。

伙食很差,通常是看不見油星的白菜湯,配上兩個硬邦邦的雜糧饅頭。

但這已經是規定,誰也不敢壞了規矩。

就在那年冬天,所里送來了一個特殊的犯人。

他叫程峰,死刑犯。



三天后執行槍決。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放風的院子里。

他很年輕,看著也就十八九歲的樣子,和我當時正在部隊服役的弟弟年齡相仿。

個子不高,瘦得像根豆芽菜,但那雙眼睛,卻亮得嚇人,像一匹被困在籠子里的狼。

管教老張說,這小子是個狠角色。

前陣子在縣城的錄像廳門口,為了爭一個姑娘,跟另一幫小青年起了沖突,動了刀子,捅死了一個。

案子判得很快,從重從快。

一審判了死刑,立即執行,連上訴的機會都沒有。

在那個年代,這種事不稀奇。

程峰被關在最里面的死囚牢里,單獨關押。

他似乎對自己的命運已經認了。

不哭,不鬧,也不說話。

從送進來的那天起,他就沒吃過一口飯。

每天送去的飯菜,都原封不動地被退回來。

管教老張罵罵咧咧,說他是茅坑里的石頭,又臭又硬,死了活該。

我看著那些被倒掉的飯菜,心里卻有點不是滋味。

再怎么說,也是一條活生生的人命。

行刑的前一天晚上,天特別冷,北風刮得窗戶嗚嗚作響。

后廚的灶火燒得正旺,新出籠的饅頭冒著白騰騰的熱氣,帶著一股面粉的香甜。

那天蒸的是白面饅頭。

因為第二天有領導要來視察,所以伙食標準臨時提高了一點。

雪白的饅頭,暄軟,飽滿,在昏暗的燈光下,顯得格外誘人。

我干完活,準備鎖門回家的時候,心里突然動了一下。

我想起了程峰。

那個像狼一樣的年輕人。

他已經三天沒吃東西了。

明天就要上路了,總不能讓他當個餓死鬼吧。

這個念頭一冒出來,我自己都嚇了一跳。

在看守所里,規矩比天大。

私自給犯人,尤其是死刑犯送東西,要是被發現了,輕則開除,重則可能還會被當成同伙牽連進去。

我的手心開始冒汗。

一邊是冰冷的規矩,一邊是一個即將消失的年輕生命。

我猶豫了很久。

灶臺上的那鍋饅頭,熱氣漸漸散去。

最終,心里那點僅存的善念,還是占了上風。

我飛快地左右看了看,確定四下無人。

然后,我從籠屜里抓了三個最大的白面饅頭,用一塊干凈的布包好,揣進了懷里。

饅頭滾燙,隔著棉衣,都能感覺到那股灼人的溫度。

我的心,也跟著怦怦直跳。

我算好了時間,管教老張每天這個點都會去上廁所,有大概五分鐘的空當。

我借著去倒垃圾的名義,提著垃圾桶,繞到了死囚牢房的后窗。

那扇窗戶很小,只有碗口那么大,還裝著粗粗的鐵欄桿。

我壓低了聲音,對著里面喊了一聲。

“程峰?”

里面沒有回應。

我又喊了一聲。

“喂,小子,接著!”

我把包著饅頭的布包,從鐵欄桿的縫隙里,用盡力氣塞了進去。

做完這一切,我感覺自己的后背都濕透了。

我不敢多待,提著空空的垃圾桶,像做賊一樣,飛快地溜回了后廚。

整個過程,不到一分鐘。

但對我來說,卻像是過了一個世紀那么漫長。

我以為這件事,就會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過去。

一個將死之人,吃飽了上路,也算是我積的一份陰德。

可我沒想到,麻煩,才剛剛開始。

半夜里,我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

是管教老張。

他臉色鐵青,身后還跟著兩個荷槍實彈的武警。

“王衛東,你跟我走一趟!”

我的心,咯噔一下,沉到了谷底。

我知道,出事了。

我被帶到了所長的辦公室。

燈火通明,氣氛嚴肅得讓人窒息。

所長把一個用布包著的東西,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

布包散開,露出三個饅頭。

只是,那雪白的饅頭上,沾滿了已經凝固的、暗紅色的血跡。

“這是你給他的?”所長指著饅頭,聲音冰冷。

我雙腿一軟,差點癱在地上。

我不敢撒謊,只能哆哆嗦嗦地點了點頭。

“糊涂!”

所長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震得茶杯都跳了起來。

“你知道你闖了多大的禍嗎?!”

原來,就在我送完饅頭后不久,程峰出事了。

他沒有吃那些饅頭。

他拿著那三個饅頭,開始用頭瘋狂地撞墻。

等巡夜的管教發現時,他已經撞得頭破血流,昏死過去。

牢房的墻上,地上,濺得到處都是血。

而那三個饅頭,就擺在他的枕頭邊上,上面沾滿了他的血。

看守所里一下子炸了鍋。

死刑犯在行刑前夜自殘,這可是天大的事。

所長連夜上報,驚動了市里的領導。

我作為私自給他送東西的人,自然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他們懷疑我受人指使,在饅頭里藏了東西,或者向他傳遞了什么信息,才導致他情緒失控,做出這種極端行為。

我被關進了禁閉室,接受輪番的審訊。

我百口莫辯。

我只是出于一點可憐,想讓他吃頓飽飯,我哪知道會鬧出這么大的亂子?

我把我的想法原原本本地說了一遍又一遍。

但沒人相信。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人的思想都很單純,也很極端。

同情一個死刑犯,在很多人看來,本身就是一種立場問題。

我絕望了。

我覺得自己這輩子,可能就要交代在這里了。

就在我快要崩潰的時候,事情突然有了轉機。

程峰醒了。

他在醫院里醒了過來。

面對調查人員的訊問,他只說了一句話。

“饅頭是我自己要的,和他沒關系,我就是臨死前想吃頓飽飯。”

他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到了自己身上。

至于為什么撞墻,他說是因為自己后悔了,不想死。

這個理由,雖然牽強,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卻成了唯一合理的解釋。

上面派來的調查組,最終認定這是一起意外事件。

我雖然洗清了“同謀”的嫌疑,但“嚴重違反紀律”的處分是免不了的。

我被看守所開除了。

離開的那天,我去醫院見了他最后一面。

他躺在病床上,頭上纏著厚厚的紗布,臉色蒼白得像紙。

看到我,他那雙狼一樣的眼睛里,閃過一絲復雜的情緒。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

是該感謝他替我解圍,還是該埋怨他害我丟了工作。

最終,我只是嘆了口氣。

“你這又是何苦呢?”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他只是死死地盯著我,然后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力氣大得像一把鐵鉗。

他沒說“謝謝”。

他把嘴湊到我耳邊,用一種近乎詛咒的、沙啞的聲音,說了一句讓我后半輩子都忘不了的話。

“告訴趙建軍,我程峰做鬼也不會放過他!”

趙建軍?

這是誰?

我完全愣住了。

沒等我反應過來,他突然松開手,發出一聲野獸般的嘶吼,又想用頭去撞床頭的鐵欄桿。

旁邊的看守眼疾手快,死死地按住了他。

我被嚇得魂飛魄散,倉皇地逃離了那間病房。

那是我最后一次見到程峰。

幾天后,我聽說他的傷好了一些,就被帶走了。

去了他該去的地方。

而我,也帶著那句莫名其妙的“遺言”,和“趙建軍”這個陌生的名字,徹底告別了那段灰色的生活。

我以為,這個秘密,會爛在我的肚子里,直到我死。

我怎么也想不到,二十八年后,這個秘密會以一種驚天動地的方式,重新回到我的生命里。

二十八年的時間,足夠把一個風華正茂的年輕人,變成一個兩鬢斑白的糟老頭子。

也足夠把一塊堅硬的石頭,磨得圓滑,磨得失去所有的棱角。

離開看守所后,我的人生,就像一輛失控的破車,一路顛簸著,向著不可知的深淵滑去。

我先是回了老家種地,但那幾分薄田,根本養不活一家人。

后來,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地,我帶著老婆孩子進了城。

我以為憑著自己當過兵、吃過苦的經歷,總能闖出一片天。

但現實,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打趴下。

九十年代,我好不容易托關系進了一家國營紡織廠,當了一名保衛科的干事。

本以為端上了鐵飯碗,可以安穩一輩子。

結果沒過幾年,廠子效益下滑,大裁員。

我這個沒什么技術,又沒背景的退伍兵,成了第一批下崗的。

那一年,我四十歲。

人到中年,一切歸零。

為了生活,我什么都干過。

我在天橋上擺過地攤,賣襪子和皮帶,結果被城管追得滿街跑。

我用全部積蓄開過一家小賣部,結果被旁邊新開的大超市擠兌得血本無歸。



我買了一輛二手三輪車,在火車站拉客,每天累得像條狗,卻連一家人的溫飽都難以維持。

我的妻子秀英,是個善良賢惠的女人。

她跟著我,沒過過一天好日子,還因為年輕時勞累過度,落下了一身的病。

常年離不開藥罐子。

我們的兒子小軍,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我們夫妻倆省吃儉用,把他供上了大學。

他畢業后,找了一份還算體面的工作,也談了一個相處多年的女朋友。

眼看著就要結婚了。

可對方女方家里提了一個條件:必須在城里買一套婚房。

房子,像一座大山,壓垮了我們這個本就搖搖可墜的家。

在2010年的我們這個三線小城,一套房子的首付,也要二三十萬。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數字。

我翻遍了家里所有的角落,又找遍了所有能開口的親戚朋友,東拼西湊,也才借到了不到三萬塊錢。

因為房子的事,兒子的婚事黃了。

那個我們看著長大的姑娘,哭著跟小軍分了手。

從那以后,小軍就像變了一個人。

他變得沉默寡言,每天下班回來,就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不跟我們說話。

我看著他日漸消沉的背影,心如刀絞。

我覺得自己是個失敗的父親,失敗的丈夫,失敗的男人。

我這一輩子,活得就像個笑話。

我們一家三口,擠在一棟即將拆遷的破舊筒子樓里。

房子是當年紡織廠分的,不到四十平米。

墻壁上糊著發黃的報紙,屋頂漏雨,一下雨就要用臉盆接。

樓道里堆滿了鄰居家的雜物,終年彌漫著一股霉味和油煙味。

我每天的生活,就是為了幾毛錢的菜價,跟菜市場的攤販爭得面紅耳赤。

就是為了秀英的醫藥費,厚著臉皮去敲親戚家的門。

就是看著兒子那張毫無生氣的臉,一聲又一聲地嘆氣。

當年的那點善心,那點血氣方剛,早已經被這沉重的生活,磨得一干二凈。

我變得懦弱,變得麻木,變得斤斤計較。

我甚至都快忘了,我曾經也是一個穿著軍裝,保家衛國的軍人。

那個叫程峰的死囚,那三個帶血的饅頭,那個叫趙建軍的名字。

早就被我埋在了記憶最深的角落里,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

我以為,我的人生,就會在這樣日復一日的窘迫和絕望中,慢慢耗盡。

直到那個下午的出現。

那天下午,陽光很好,但風很大。

我正在樓下那片空地上,修理一輛收來的破舊自行車。

鏈條銹死了,我正拿著一把扳手,滿頭大汗地跟它較勁。

我們這棟筒子樓,很快就要拆了。

大部分鄰居都已經搬走了,只剩下我們這些沒錢買新房的“釘子戶”。

整個小區,顯得格外破敗和冷清。

就在這時,一陣低沉的引擎轟鳴聲,由遠及近。

我抬起頭,瞇著眼睛往巷子口望去。

幾輛黑色的轎車,排著隊,緩緩地駛進了我們這個連水泥路都沒有的破爛小區。

車子很新,擦得锃亮,在陽光下反射著刺眼的光。

打頭的那輛,車標我不認識,但看那氣派的造型,就知道價值不菲。

這樣的豪車車隊,出現在我們這個被城市遺忘的角落,就像一群白天鵝,闖進了一個養雞場。

實在是太違和了。

還留在樓里的幾個鄰居,紛紛從窗戶里探出頭來,好奇地張望著。

我心里也犯嘀咕。

難道是開發商等不及了,找人來強拆了?

我下意識地握緊了手里的扳手。

車隊在離我不到十米的地方,停了下來。

車門打開,從后面幾輛車上,齊刷刷地下來了七八個穿著黑色西裝、戴著墨鏡的壯漢。

他們一個個身形彪悍,表情嚴肅,分列兩旁,站得筆直,像一排排黑色的鐵塔。

這陣仗,我只在電影里見過。

周圍的鄰居們,嚇得趕緊把頭縮了回去,拉上了窗簾。

我心里也開始打鼓。

這不像是開發商,倒像是來尋仇的。

我趕緊站起身,把自行車擋在身前,一臉警惕地看著他們。

就在我緊張得快要窒住呼吸的時候,打頭那輛賓利車的后門,被一個保鏢恭敬地拉開了。

一只擦得油光發亮的黑色皮鞋,先探了出來。

緊接著,一個男人從車里走了下來。

他看起來大概四十幾歲的樣子,中等身材,但身板挺得筆直。

穿著一身量身定制的深灰色西裝,手腕上戴著一塊看起來就很貴的手表。

他的頭發梳得一絲不茍,臉上沒什么表情,但那雙眼睛,卻異常銳利,像鷹一樣。

他的目光在周圍掃視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

他徑直向我走來。

他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我的心跳上。

他身后的那些保鏢,也邁著整齊的劃一的步伐,跟了上來。

一股無形的壓力,撲面而來。

我咽了口唾沫,手心里全是汗。

我努力在腦子里搜索,我這輩子到底得罪過什么樣的大人物。

想來想去,也沒有頭緒。

我這幾十年,過得像地上的螞蟻一樣,怎么可能惹上這樣的人?

男人走到了我的面前,停下了腳步。

他離我很近,我甚至能聞到他身上那股淡淡的古龍水香味。

是一種我從未聞過的高級味道。

我的妻子秀英和兒子小軍,也聽到了動靜,從樓上跑了下來。

他們看到這陣仗,嚇得臉都白了,趕緊跑到我身邊,一左一右地護著我。

“你們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兒子小軍鼓起勇氣,色厲內荏地喊了一句。

男人沒有理他。

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我的臉。

那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眼神。

有審視,有探尋,有激動,還有一種我看不懂的、深深的傷感。

他就那么靜靜地看著我,看了足足有半分鐘。

周圍的空氣,仿佛都凝固了。

就在我快要被他看得毛骨悚然的時候,那個男人,終于開口了。

他的聲音,有些嘶啞,有些顫抖。

“你……是王衛東大哥嗎?”

我愣了一下。

他認識我?

我仔細地打量著他。

這張臉,很陌生。

我確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我是王衛東,你……是哪位?”我試探著問道。

男人聽到我的回答,那雙銳利的眼睛里,瞬間涌上了一層水汽。

他的嘴唇哆嗦著,像是有千言萬語,卻又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他身后的那些保鏢,也都摘下了墨鏡,看著我,表情同樣很激動。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徹底懵了。

就在我,我的家人,還有那些躲在窗簾后面偷看的鄰居們,都以為他要說出什么驚天秘密的時候。

他做出了一個讓在場所有人,都大腦宕機的舉動。

他那挺得筆直的腰板,突然彎了下來。

然后,他的雙膝一軟,沒有絲毫猶豫地,重重地,跪在了我的面前。

跪在了那片滿是塵土和油污的地上。

“撲通”一聲。

那聲音,不大,卻像一記重錘,狠狠地砸在了每個人的心上。

時間,仿佛在這一刻靜止了。

所有人都石化了。

我老婆秀英,捂著嘴,發出了不敢置信的驚呼。

我兒子小軍,張大了嘴巴,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

窗簾后面的鄰居們,更是爆發出了一陣倒吸冷氣的聲音。

一個開著賓利,帶著保鏢,看起來就像是電視里演的大老板一樣的人物,竟然給我這個窮困潦倒的修車老頭,下跪了?

這個世界,是瘋了嗎?

我嚇得魂都快飛了,本能地向后退了好幾步,差點被身后的自行車絆倒。

“你這是干什么?快起來!使不得!使不得啊!”

我語無倫次地擺著手,想要去扶他,卻又不敢。

男人沒有起來。

他把頭,重重地磕在了地上。

一下,兩下,三下。

每一次,都發出了沉悶的響聲。

再抬起頭時,他的額頭上,已經是一片紅腫,甚至滲出了血絲。

“恩人!”

他抬起頭,看著我,淚水已經順著他那張堅毅的臉龐,肆意地流淌下來。

“我找了您二十年啊!”

他的聲音,嘶啞而哽咽,充滿了無盡的委屈和激動,像一個失散多年的孩子,終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恩人?

我什么時候成了他的恩人?

我腦子里一團漿糊,完全無法理解眼前發生的這一切。

“你……你到底是誰啊?我們……我們認識嗎?你是不是認錯人了?”

我結結巴巴地問道。

男人搖了搖頭,淚眼婆娑地看著我。

他的嘴唇,因為激動而不斷地顫抖。

他一字一句地,說出了那個讓我如遭雷擊的名字。

“王大哥,你不認識我了?”

“我是程峰啊!”

“那年冬天,你給我的三個饅頭,我記了一輩子!”



程峰!

這兩個字,像一顆炸雷,在我的耳邊,在我的腦海里,轟然炸開。

我整個人,都僵在了原地,血液仿佛在瞬間凝固了。

程峰?

怎么可能?

那個在1982年的冬天,就已經被執行了死刑的少年犯?

那個用頭撞墻,把血濺在饅頭上的倔強小子?

一個死了二十八年的人,怎么可能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的面前?

還開著豪車,帶著保鏢,跪在我的腳下?

這不是在做夢吧?

我狠狠地掐了自己大腿一把。

劇烈的疼痛告訴我,眼前的一切,都是真的。

是真的,也是荒謬的,是完全超出了我這輩子認知范圍的。

周圍的鄰居們,也炸開了鍋。

他們雖然不知道“程峰”是誰,但他們聽到了“死刑犯”這三個字。

議論聲,像潮水一樣,嗡嗡作響。

“天吶,他是個死刑犯?”

“這老王家,到底惹上什么人了?”

“一個死刑犯,怎么會這么有錢?”

我兒子小軍,第一個反應了過來。

他一把將我拉到身后,指著跪在地上的程峰,厲聲喝道:

“你胡說八道什么!你到底是誰?你想干什么?我告訴你,現在是法治社會,你別想在這里招搖撞騙!”

我老婆秀英,也嚇得臉色慘白,緊緊地抓著我的胳膊,渾身發抖。

我看著跪在地上的那個男人。

他的臉,因為歲月的洗禮,已經和我記憶中那個瘦弱的少年,完全不同了。

輪廓變得更加硬朗,眼神也褪去了當年的青澀和狠厲,變得深沉而復雜。

唯一沒變的,是他眉角那道淺淺的疤痕。

我記得,當年在看守所,我見過那道疤。

是舊傷。

難道……他真的是程峰?

可是……這怎么可能呢?

我顫抖著,用盡全身的力氣,問出了那個最關鍵,也最匪夷所思的問題。

“你……你不是……不是已經槍斃了嗎?”

程峰看著我,眼神里充滿了無盡的滄桑和感慨。

他張了張嘴,正要開口,解釋這個困擾了我二十八年的謎團。

就在這個最關鍵的時刻。

一個意想不到的人,一個意想不到的聲音,突然出現了。

一個衣著破爛,渾身散發著濃烈酒氣的瘦弱男人,像一陣風一樣,突然從圍觀的人群中沖了出來。

他看起來五十歲上下,頭發亂得像個雞窩,臉上滿是污垢,一雙眼睛里布滿了血絲,充滿了瘋狂和混亂。

他指著跪在地上的程峰,用一種歇斯底里、近乎尖叫的聲音喊道:

“別信他!他是個騙子!”

所有人的目光,瞬間被這個突然出現的酒鬼吸引了。

酒鬼踉踉蹌蹌地沖到我的面前,一把抓住了我的褲腿。

他抬起那張骯臟的臉,看著我,眼神里充滿了乞求和委屈。

“王衛東,你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

“我才是程峰!”

緊接著,這個酒鬼男人,也“撲通”一聲,跪在了我的面前。

和那個西裝革履的男人,并排跪在了一起。

他抱著我的腿,嚎啕大哭起來,鼻涕眼淚糊了一臉。

“恩人啊!那三個饅頭是你給我的啊!你忘了嗎?”

“那年冬天,要不是你那三個饅頭,我早就凍死、餓死在里面了!”

“我才是程峰啊!”

他一邊哭喊,一邊用手指著旁邊那個開豪車的男人,聲音里充滿了怨毒和仇恨。

“這個開豪車的人,他是個冒牌貨!他叫趙建軍!”

“是當年害我坐牢的那個趙建軍啊!”

趙建軍!

這個塵封了二十八年的名字,像一把生銹的鑰匙,猛地插進了我的記憶深處,然后用力一擰。

“咯吱”一聲,那扇塵封已久的大門,被轟然撞開。

1982年那個寒冷的冬夜,那個頭破血流的少年,那句在我耳邊響起的、如同詛咒般的遺言,瞬間清晰無比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告訴趙建軍,我程峰做鬼也不會放過他!”

我渾身的汗毛,在這一刻,根根倒豎。

我看著跪在我面前的兩個男人。

一個西裝革履,氣度不凡,自稱程峰。

一個衣衫襤褸,瘋瘋癲癲,也自稱程峰,卻指著對方說,他才是那個害人坐牢的趙建軍。

我的大腦,徹底成了一團漿糊。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誰在說謊?

誰才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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