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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來說,中國的稅制與美國相比,并不那么友好,這大約就是為什么曹德旺會跑到美國辦廠,實際納稅要低得多。
美國主要是所得稅,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企業賺錢就征,不賺錢就不征。中國是增值稅+所得稅,賺不賺錢都要征,不賺錢繳納增值稅,賺錢了所得稅和增值稅一起交。但真正讓企業恐懼的是增值稅,企業不怕賺錢了與財政分享,無非是多與少的選擇,更怕是虧損了還要交稅,這就是生與死的體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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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增值稅理論上最終由消費者買單,似乎財政只是在收取“過路費”,直接受影響的是現金流,但這僅僅是理論上的,在一個封閉模型中有效,在實際的經營過程中有這種想法很危險,老板本能地會把增值稅視作成本,甚至會戲稱為財政的一份“干股”,多少要交點。
比如,房子蓋了,長期賣不出去,但只要你買入材料,開始施工,增值稅就已經發生了;賣不出去,就不存在轉移至消費者。那么,首先是一個巨大的現金流占用,沒利息,如果你的現金流來自貸款,那還要交利息,也就是說你一直在虧損,這幾乎就是企業的“斬殺線”,更要命的是,并不是房子賣不出去,政府就能全部退稅,那你說,增值稅對財政來說,是不是有點“干股”的意思?它沒有股權證明,也沒有股東分紅,但只要企業在經營,這份干股就前置地拿定了,只是多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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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增值稅的設計,并不是財政要收一份干股,但同樣是增值稅,中國稅制的設計核心價值取向是財政,這一點不用爭論。所以,一般地說來,它會走向GDP經濟學,很關心交易的發生,不太關心企業的贏虧。
所以,中國的企業是脆弱的,生命周期是短暫的。
增值稅說是最終轉嫁給消費者,其實,很多企業根本沒有議價權,這一點又淋漓盡致地體現于房地產,而在軟預算約束下的國企,更沒有議價權,又談什么轉嫁?
何況市場是競爭性的,提價意味著失去訂單,徹底出局。企業大量成本無法通過進項抵扣,增值稅僅對“購進貨物/服務”的支出允許抵扣,而人工、租金、研發、各種罰沒、必不可少的“潤滑費”,往往沒有進項發票。若遇原材料漲價、訂單減少,收入下滑導致銷項稅減少,人工、租金等固定成本不變,那就是完蛋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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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僅2.5年,存活五年以上的企業不足7%,十年以上的不足2%,而歐美企業平均生存12.5年,日本企業平均30年,誰又能說,如此殘酷的生存競爭,與2016年后增值稅的實施沒有關聯性?
2016年開始實行營改增,這是民營企業退潮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企業的利潤收窄,且沒有退路。經歷了疫情后,很多企業老家底耗得干干凈凈,失去了斷臂求生的機會,這就是增值稅背景下的場景:虧錢納稅。
客觀地說,營改增不是民營經濟失去信心的根本原因,但它的確是加速器,它給企業劃出的是一道生存與死亡的邊界,而不是同甘共苦,分享成敗。
它把大周期下的問題交給了企業,由自己來決定是否給予減免稅,本質上是一種缺少公信力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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