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談判淪為兒戲？特朗普女婿上陣，專業缺失刺痛美國軟肋！

4月11日，美國與伊朗的談判代表團均已抵達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雙方準備進行談判。美方代表團成員包括副總統萬斯、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庫珀、總統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賈里德·庫什納。

據多家外媒報道，此前圍繞停火的外交鋪墊主要由威特科夫與庫什納二人推動，但鑒于美國與以色列此前曾在主導談判期間兩次發動突襲，這兩人在伊朗高層中完全不受信任。另據《華盛頓郵報》援引消息人士報道，圍繞伊朗戰事，特朗普的核心信任圈十分狹小，其身后缺乏一支專業團隊對談判細節問題提供支撐。

史汀生中心“重塑美國大戰略”項目高級研究員，同時兼任喬治城大學助理兼職教授。

隨著周二夜間在最后關頭宣布與伊朗達成一項為期兩周的停火安排，美國最臭名昭著的“外交二人組”又準備在即將到來的巴基斯坦舉行的談判中再度走到臺前。

賈里德·庫什納（Jared Corey Kushner）和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一直是本屆政府外交政策中的關鍵人物，也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試圖通過“斡旋和調解”來解決全球懸而未決沖突的執行者。但在實際操作中，此二人幾乎沒有成功過。雖然這一點往往被歸因于他們在外交方面經驗相對不足，但事實不僅如此。

的確，美國總統的女婿和密友都出身房地產投資領域，相比處理核擴散、戰爭與和平這類復雜問題，他們顯然更適合操盤商業并購。

庫什納和威特科夫——乃至我們常說的更廣義上的“特朗普式外交”——都只是美國外交窘境的冰山一角。只要決策者仍無法弄清如何把靈活思維與專業能力結合起來，美國就很可能繼續陷于外交困局之中。

但在現實中，華盛頓的政治和媒體環境中常常彌漫著一種對外交的懷疑情緒。這并不是什么新現象。比如，羅納德·里根當年就曾因開啟與蘇聯的軍控談判，而受到保守派陣營內部的猛烈批評。

不過，無論外交被描繪成什么樣子，它往往都具有明確的戰略價值。美國在外交政策上的諸多重大成就，并不是單靠赤裸裸的武力取得的，而是通過艱難外交協議的談判達成的——無論是與蘇聯推進軍備控制、亨利·基辛格推動對華接觸，還是二戰后聯合國的建立，皆是如此。在其最理想的狀態下，外交提供了一種減少不必要軍備競賽、降低沖突風險的途徑。

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朗普政府選擇“締造和平”，并愿意與伊朗、俄羅斯、中國這樣的對手或競爭者展開對話，無疑是一件好事。

但現在已經很明顯，無論威特科夫和庫什納多么執著地想貫徹總統的指令、在全球多個久拖不決的沖突中促成和平，他們都并不適合承擔這項工作。

兩人都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外交經驗，而外交在很多方面都與房地產和商業并購的世界截然不同。更糟的是，兩人似乎都存在可能妨礙其代表美國利益行事的金錢和個人牽連，從海灣國家的投資交易，到他們在以色列的私人和商業關系，莫不如此。

兩人同樣顯得不適合處理復雜的外交議題。尤其是威特科夫，外界普遍都對他的專業知識持不信任的態度。特朗普團隊有一點說得并沒有錯：華盛頓的“專家精英”往往更擅長告訴人們什么做不成，而不是努力去爭取更好的結果。如果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識，就注定會重蹈前人的覆轍。

對威特科夫和庫什納而言，最重要問題倒不在于他們對正在談判的外交議題缺乏專業積累。而是他們不愿建立一支能夠為自己提供建議與支持的團隊。

類似的問題也一直困擾著有關烏克蘭的談判。相關談判如今陷入所謂“領土交換”等問題的泥潭，而這些議題未必真正反映沖突任何一方的意愿或需要。

這種對領土問題的執念，與其說是出于對沖突本身關注，不如說更像是談判人房地產背景的映射。

但要修復美國外交，絕不只是用比威特科夫和庫什納更合適的人選替換他們這么簡單。近年來，外交在歷屆總統政府中愈發不受重視。甚至在特朗普“掏空”國務院及相關機構之前，這些機構投入在外交上的時間——尤其直接與中國、俄羅斯、伊朗這類同美國存在重大分歧甚至敵對關系的國家展開實質性溝通、討價還價、危機管控和達成協議的時間——本就少于它們花在程序流程、與盟友同行打交道以及公共關系上的精力。

以拜登政府為例，其主要外交成果，是協調一批北約與非北約盟友，共同應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作為當時美國事實上的首席外交官，卻很少與那些同美國關系緊張國家的對口官員通話或會面。

而那些持續推進中的外交進程——例如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退出伊核協議后重啟《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努力——也因高度官僚化的跨部門協調程序，以及一種政治顧慮而舉步維艱：即認為若要讓談判繼續推進，還需要伊朗作出更多讓步。

因此，問題實際上有兩個層面：

一是庫什納和威特科夫那種過度個人化、又缺乏充分認知支撐的外交方式——這表明美國需要更強的專業能力和制度支持；

二是美國過度聚焦程序、同盟管理以及“安全型”談判，而忽視了與對手國家開展真正意義上的外交。

遺憾的是，這兩個問題的解決路徑卻指向相反方向。未來數年，政策制定者如何既能重建美國外交的人才儲備，又能保留開展創新性談判所必需的靈活性，以及擺脫官僚程序束縛的空間與自由？

眼下，美國當務之急仍是通過談判結束這場對伊戰爭。美伊談判代表即將在巴基斯坦舉行會談，利害攸關。持續六周的戰事已經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且持續的沖擊，令亞洲部分地區出現燃料短缺，也給整個海灣地區帶來嚴重破壞。

重新開戰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威特科夫和庫什納能夠與伊朗達成一項各方都可接受協議的可能性，依然不大。

事實上，這已是不到一年時間里，威特科夫和庫什納第二次在美伊沖突升級、戰火已起之際，出面同伊朗方面接觸和談判。也正因如此，德黑蘭方面很難把他們視為可信的談判者，更難相信他們是誠實可靠的對話對象。

因此，政府決定派出副總統J.D. 萬斯，是一個相對正確的選擇。萬斯一直在幕后同伊朗方面保持接觸，而且自戰爭爆發以來，雖然態度低調，但始終對這場戰爭持保留甚至反對立場。他在外交上仍然缺乏經驗，恐怕也很難與高度不信任美國的德黑蘭迅速找到共同立場。但相比之下，他至少不太可能對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一味放手，也更有可能在專業支持下參與真正意義上的談判。

若美國外交今后想在更廣泛層面取得成功，就必須避免重蹈近幾年的覆轍，也要避免其外交實踐在不同極端之間來回搖擺。面對特朗普政府，人們很容易得出兩種結論：要么認為其失敗的談判嘗試已經敗壞了外交本身的名聲；要么只是把庫什納、威特科夫以及“讓商界人物處理復雜外交問題”這件事，當成笑柄來看待。

但無論是哪一種反應，都無助于解決美國真正的外交困境。問題的關鍵在于，迄今為止，美國仍沒有出現一個真正愿意把開放姿態、靈活思維與專業能力結合起來的政府。若美國想在多極政治日益復雜的時代重建其外交能力，未來的執政者就必須重新汲取美國外交實踐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