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潘玉良彌留之際：兩件遺物交潘贊化后人

1977年，巴黎，一間逼仄的畫室里，一個老人用顫抖的手，從脖子上取下一條項鏈。

鏈墜里嵌著一張合影——她和她的丈夫，那個她離開了四十年、卻從未真正離開過的男人。

她把項鏈和一枚懷表遞給身邊的朋友，說了幾句話。然后，她閉上了眼睛，再也沒有睜開。

這個女人叫潘玉良。

先說一件事。

關于潘玉良，你能找到的資料，幾乎每一條都對不上。

本名，有人說是張玉良，有人說是陳秀清，也有人說是楊秀清。生年，一說1895年，一說1899年。籍貫，有鎮江、揚州之分，還有安徽說。就連她活了多少歲，不同來源給出的數字都不一樣。

一個人的基本信息，到處是空白和矛盾。這本身，就已經說明了一切——她來自哪里，沒人在意過。

她出生的時候，父親已經死了。8歲，母親也走了。從那以后，她跟著舅舅過活。舅舅這個人，嗜賭成性，家里窮得叮當響。小孩子在他眼里，遲早是個負擔。

13歲那年，舅舅把她賣了。

賣到安徽蕪湖的一家妓院。名字叫怡春院。進去之后，她從燒火丫頭干起。

史料里有記錄：在妓院的那幾年，她逃跑了不止十次。每次被抓回來，就是一頓毒打。她試過毀容，試過上吊，用一切方法告訴這個地方——我不屬于這里。但每次，都被摁了回去。

這種烈性，老鴇沒見過。打不服，罵不改，索性先讓她學技藝：京戲、琵琶、揚州小調。沒幾年，她成了怡春院最出名的頭牌藝妓——賣藝，不賣身。

這條命，算是暫時保住了。

轉機來得突然。

1913年，蕪湖新常關監督潘贊化赴任。朋友們設宴接風，把她叫去助興演出。她彈著琵琶，唱了一曲南宋營妓嚴蕊寫的《卜算子》——"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

宴席上的人都鼓掌，潘贊化卻沒有鼓掌。他在想別的事情。

這個人的來歷不一般。早年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是同盟會會員，參加過辛亥革命，一身書卷氣里藏著真正的見識。他聽出來了——這個彈琵琶的女孩，和這個地方不是一類東西。

第二天，他沒有動她，帶她去看蕪湖的風景，像個老師一樣跟她講這座城市的故事。一個從來只被人使喚、被人出賣的女孩，第一次被人當人對待。

這一次相遇，徹底改變了兩個人的軌跡。

潘贊化花錢贖了她出來。同年，在陳獨秀的主持下，二人結為伉儷——她以妾室的名分嫁入潘家。婚禮那天，陳獨秀是唯一的賓客。

她把姓改成了"潘"。張玉良，從此變成潘玉良。

人民網的記錄里寫得清楚：陳獨秀與潘贊化同是安徽桐城人，曾共同創辦報紙，私交甚篤，這才有了出席證婚這一幕。而這個主婚人，后來還會一次次在她最難的時候，推她一把。

婚后，潘贊化帶她去了上海。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教她識字。一個十幾歲才從妓院出來的女人，大字不識幾個。潘贊化白天處理公務，晚上坐下來給她講書上的字。后來又專門請了老師。她學得很快，快得讓人驚訝。

繪畫這件事，是從一個鄰居開始的。

鄰居叫洪野，是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色彩學教授，沒事就在家里畫畫。有一天，潘玉良路過，停在門口看。洪野發現了，讓她進來，看她臨摹了一幅畫，愣在當場——這個女人有天賦，而且是那種不多見的天賦。

洪野寫信給潘贊化，原話大意是：我已經正式收你夫人為學生，免費教，她對美術的感覺有驚人的敏銳和接受力。

一個從來沒拿過畫筆的女人，就這樣走進了藝術的大門。

1920年，在洪野和陳獨秀的力薦下，潘玉良去考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考試發揮得很好，監考老師當場夸了她的素描。但結果出來，她落榜了。

原因很簡單——出身。

校方的意思是，一個妓院出來的女人，不適合進這種地方。洪野當場就急了，找校長劉海粟理論：若以出身定人才，這還叫學校嗎？劉海粟聽進去了，提筆在榜單上加了她的名字。

但進去之后，也沒平靜多久。她的出身很快被人知道，輿論的壓力堆上來，學校態度轉變，她最終被勸退。

潘贊化沒有抱怨，沒有覺得丟面子。他做了個決定：送她去法國。

陳獨秀再次出手，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關系，為她爭取到了公費留學的名額。

1921年，潘玉良登上了開往法國的輪船。

在法國，她先進里昂中法大學，再轉里昂國立美術學校，1923年考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與徐悲鴻成為同學。維基百科對這段經歷有詳細記錄，前后輾轉數年，每一步都是硬考進去的，沒有走后門。

1925年底，她又考入意大利羅馬國立美術學院。雕塑系教授看了她的素描，覺得這樣的基礎不學雕塑太可惜，主動提出免費收她。她就這樣同時攻讀油畫和雕塑，成了那個時代極少見的、同時掌握兩門西方藝術的中國女性。

在羅馬的這幾年，她每次參加意大利國家美術展，作品必被選入。習作油畫《裸女》，在歐亞現代畫展中獲意大利政府美術獎章，獎金五千里爾。

也是在這幾年，潘贊化丟了海關監督的職務，經濟周轉困難，給她的資助斷斷續續。有一次，她已經連續四個月沒收到家里的信和生活費，在課堂上直接暈倒，靠師生湊錢才沒有更難過。

她沒有回國。

東南大學校史館的記錄里說，她后來遇到了正在歐洲游歷的劉海粟，久別重逢，抱頭痛哭。劉海粟當場拍板：回國來，到上海美專任西洋畫科主任。

1928年，潘玉良帶著她在歐洲贏得的一切，回來了。

歸國這一年，她33歲，或者29歲——又是那個爭議的年齡。

回國后，她在上海美專開始了教職生涯，同時很快兼任南京中央大學藝術系的教學工作。來回奔波于滬寧之間，課排得很滿。她在中央大學與徐悲鴻分設兩個畫室，各自教授油畫和人體，這已經是當時中國美術界最高的位置。

1928年11月，第一次個人畫展在上海舉辦。展出作品200余件，《申報》專題報道，"觀者如潮"。一個妓院出來的女人，站在自己的畫展上，接受滿場的喝彩——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是一種勝利。

緊接著，1932年舉辦第二次個人畫展。劉海粟親臨，給予高度評價。同年，她開始研究中國水墨，嘗試把西方寫實技巧和中國線描結合起來。這條路，她后來走出了自己的風格，被陳獨秀命名為"新白描"。

這是她在國內最風光的一段時間。1934年，《潘玉良油畫集》由上海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并當選中國美術會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頭銜、名譽、學術地位——她都有了。

但有些東西，不會因為你的成就就消失。

1936年，第五次個人畫展出事了。

展出的大型油畫《人力壯士》遭人破壞，上面被人寫了幾個大字：妓女對嫖客的歌頌。

這幾個字，把她十幾年的努力，連根踩進泥里。

她的出身，像一枚釘子，永遠釘在那里。不管她畫了多少畫，得了多少獎，在那些人眼里，她永遠是從怡春院出來的那個女人。

更難受的，是家里的事。潘贊化的原配夫人一直是存在的——她從來只是妾室，這是她進這段婚姻時就知道的規則。但規則歸規則，人和人之間的刻薄，沒有上限。家中的爭執和壓力，讓她徹底喘不過氣。

她不恨任何人。她只恨自己的出身。

1937年，她再次辭職，收拾行李，登上了去巴黎的船。

這一走，就是四十年。她和潘贊化，再也沒有見過面。

她到巴黎之后，定下了三條規矩：不入法國國籍，不談戀愛，不和任何畫商簽約。

這三條，她守了一輩子。

不入國籍，是因為她認定自己是中國人。不談戀愛，是因為那條項鏈還掛在脖子上。不簽約，是因為她不想為了錢把自己賣給任何人——她這輩子已經被賣過一次了。

代價是顯而易見的。晚年的生活非常清苦。靠賣畫和教學維持，畫室漏雨了，是朋友王守義掏錢去修。有時候早上去找她，就一起去公園散步，中午到他開的東方飯店吃飯，這已經是她生活里難得的溫暖。

澎湃新聞的記載里，一位曾在中國駐法使館工作、與潘玉良有過長達五年往來的領事官員寫下了他的回憶。他說，她始終熱愛祖國，使館舉辦的國慶招待會，她年年必到，而且是第一個來的，直到病重走不動為止。

1944年，她榮獲法國國家金質獎章。1945年，全票當選中國留法藝術學會會長——"全票"，這兩個字很重。

1958年8月，她在巴黎多爾賽畫廊舉辦大型個展，百度百科和公共外交網均有詳細記錄：展出雕塑《張大千頭像》《礦工》，油畫《塞納河畔》，水彩《浴后》等多件作品，巴黎市政府購藏16件，法國國家教育部、市立東方美術館均有收藏。展品沒等到閉幕就被訂購一空。

她的個人傳記，后來被載入法國出版的《世界畫家、雕塑家、素描家、版畫家大辭典》。一個從蕪湖妓院出來的中國女人，名字刻進了歐洲藝術史的典籍。

這期間，她一直記掛著國內的事。

她和潘贊化雖然分隔兩地，但一直保持通信。到了某個時間點，信越來越少，后來徹底斷了。她隱隱感到不對，卻無從得知發生了什么。

潘贊化，已經于1959年在安徽安慶病逝了。

維基百科的記錄顯示，直到中法正式建交、首任駐法大使黃鎮去探望她，她才從使館得知這個消息。那時，距離潘贊化離世，已經過去了好幾年。

那條嵌著他們合影的項鏈，她沒有摘下來。

那扇門，徹底關上了。

她最后的幾年，就在病床和畫室之間度過。來看她的，除了使館的人，就是王守義。她們聊天，聊祖國，聊那些她永遠沒有回去的地方。

1977年6月13日，潘玉良在巴黎去世，享年82歲。

臨終前，她做了一件事。

她從衣袋里掏出一枚懷表，又從脖子上取下那條項鏈，把兩樣東西交給身邊的朋友，說：這兩樣東西，帶回祖國，交給潘贊化的子孫。她還說，把那張自畫像也帶回去——這樣，她就算是回家了。

7月22日，她被葬于巴黎蒙帕納斯公墓第七墓區。

她死了之后，事情還沒結束。

這一等，就是七年。

1985年，在旅法華人畫家和中國駐法使館的共同努力下，潘玉良留下的兩千余件作品，終于裝船運回中國，交由安徽省博物館接收保管。

那是她丈夫潘贊化的故鄉。

這位使館官員后來重返法國，2012年6月，他專程去合肥參觀"潘玉良紀念館"。他站在那些熟悉的畫作前，想起當年那個在逼仄畫室里作畫的老人，心里默默說：她的宿愿，終于了了。

潘玉良與孫多慈、陸小曼、關紫蘭并稱"民國四大女畫家"，是"較早走出國門、學習西畫且卓有成就的中國女畫家"。

劉海粟當年的評價沒有多余的客套："潘玉良的作品內容健康，技法嫻熟，筆力遒勁，而不失靈動之氣，在同輩西畫家中是第一流人物。"

2005年，她1949年所作油畫《自畫像》，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以逾964萬港元成交，刷新個人拍賣紀錄。2006年，油畫《非洲裸女》在杭州西泠印社以902萬元人民幣在內地創出高價。

一個從蕪湖妓院里出來的女孩，她的畫，賣了將近一千萬。

這一生，她沒有孩子，沒有白頭，沒有在祖國終老。她有的，是那兩千多件帶著她體溫的畫，是那枚懷表，是那條項鏈，是一句"沒有你就沒有我"。

她從妓院出來，從社會最底層出發，一路打，一路畫，打到了巴黎，打進了歐洲藝術史的詞典。回頭看，每一步都是奇跡；向前看，每一步都是絕境。

她在絕境里活了八十二年。

1977年的那個夏天，當她把項鏈交出去的那一刻，她大概想的不是巴黎，不是畫室，不是那些獎章和展覽。

她想的，是蕪湖，是上海，是一個叫潘贊化的男人，是那個她離開了四十年卻從未真正離開過的地方。

塵埃落定，歸于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