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門,阿拉伯半島最貧窮的國家。2014年,胡塞武裝攻占首都薩那,內戰爆發,此后十年,這片土地成為人間煉獄。截至2021年底,也門內戰直接和間接導致37.7萬人死亡,被稱為“全球最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兩百多萬人流離失所,兩千多萬人口依賴人道主義援助,藥品短缺、營養不良、疾病重來,這一切發生在幾乎沒有什么石油的也門。可見,石油不是中東混亂的主因。
真正的禍根,早在1916年就埋下了。
一、鉛筆劃過的裂痕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英法兩國已經開始盤算如何瓜分即將崩塌的奧斯曼帝國。5月,英國外交官馬克·賽克斯和法國外交官弗朗索瓦·喬治-皮科在一間密室里,面對一張中東地圖,用鉛筆隨意畫下了兩條線,劃定了兩國未來的勢力范圍。賽克斯-皮科協定在隨后的幾年中被逐步落實,現代中東的基本輪廓就這樣被兩個歐洲人用鉛筆畫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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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劃,留下了百年難愈的后遺癥。
最慘痛的犧牲品是庫爾德人。作為中東第四大民族、人口近3000萬的古老民族,庫爾德人在奧斯曼帝國解體時曾滿懷希望——1920年的《色佛爾條約》曾允諾庫爾德人自治建國。但三年后的《洛桑條約》將這一承諾撕毀,庫爾德人的聚居地被分割劃入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四國版圖。如今約1800萬庫爾德人生活在土耳其,700萬在伊朗,450萬在伊拉克,150萬在敘利亞。一個3000萬人口的民族被硬生生切成四塊,散落在四個國家的邊緣地帶,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第二大民族”而非主體民族,始終無法建立自己的國家。他們被很多國家政府看作“隨時可能引爆的火藥桶”,卻根本無力改變什么。
賽克斯和皮科在地圖上畫的那幾筆,不僅劃定了英法的勢力范圍,更劃出了一連串至今無解的矛盾:被強行捏合的民族、被無情切割的族群、被刻意制造的少數派。這一劃,至今也未能彌合。
二、黑金下的權力棋盤
如果說賽克斯-皮科協定奠定了中東沖突的“地理基因”,那么石油則把這種沖突推向了世界舞臺的中心。
中東地區蘊藏著全球最密集的石油資源,截至2024年底,歐佩克國家合計持有約1.24萬億桶探明儲量,占全球總量的79.5%。沙特、伊朗、伊拉克、阿聯酋、科威特這些名字,任何一個出現在新聞里,都足以牽動全球油價的神經。石油不僅是能源,更是工業的血液、全球經濟的命脈。控制了中東的石油,就等于掐住了世界經濟的咽喉。
而石油與美元的深度捆綁,更讓中東成為大國博弈的核心棋盤。1974年,美國與沙特達成了一項“不可動搖的”秘密協議:美國為海灣產油國提供軍事保護,作為交換,沙特承諾石油貿易以美元計價結算,并將巨額石油收入用于購買美國國債,形成“石油美元”的閉環。這一體系的本質是“安全換定價權”:美國用軍事保護換取美元在全球石油貿易中的壟斷地位,從而支撐起美元的全球霸權。它驅動了全球價值鏈的“美元化”,為美元霸權提供了重要支撐。
然而這套運行了半個世紀的體系正在松動。如今中東85%的原油銷往亞洲,石油貿易去美元化加速,來自俄羅斯和伊朗的受制裁石油已在通過非美元軌道進行交易。德意志銀行的一份報告直言:“美以伊沖突可能成為‘石油美元’主導地位瓦解和‘石油人民幣’時代開端的催化劑。”在中東沖突中,安全換定價權的契約正在被撕毀。有分析指出,美國對海灣國家的安全承諾已經淪為空談,海灣國家開始質疑美國安全承諾的可靠性,轉而尋求替代方案。如果美元不再是石油交易的唯一貨幣,美元霸權的根基將被撼動,而美國絕不會坐視這種局面發生。
三、棋盤上的新玩家
中東從來不只是中東人的中東。它是大國的棋盤,是大國博弈的前沿陣地。
過去幾十年,美國憑借遍布海灣的軍事基地以及與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同盟體系,長期充當“中東的警察”。但2023年加沙戰爭以來,美國在中東的處境日益尷尬。2025年,美軍空襲伊朗核設施,標志著美國從“幕后支持”轉向“直接下場”,但代價是美國被深度拖入中東泥潭。當美國在戰亂區四處插手之際,中國則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徑:積極參與中東經濟建設,逐漸成為對地區經濟發展貢獻最大的外部大國。沙特近年來同時推進與中俄的經濟能源合作,從歐佩克+框架內的石油協議到技術和基礎設施合作,沙特的外交棋盤上不再只有美國一個玩家。2025年中東地區呈現出“美國進攻、中俄防守”的態勢,地區國家視以色列為威脅的傾向增強。敘利亞過渡政府正逐步實現正常化,伊朗通過“抵抗經濟”和“向東看”戰略有效應對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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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格局下,中東各國不再是冷戰后“單極時刻”的被動接受者。它們開始學會在多方之間走鋼絲,利用大國競爭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這種博弈不僅沒有減少沖突,反而使局勢更加復雜化——因為每一場內亂、每一次政權更迭,都可能成為大國重新洗牌的機會。
四、多重鎖鏈與破碎的未來
中東之亂,從來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賽克斯-皮科協定的地理切割為混亂埋下了根基,石油與石油美元體系為外部干預提供了利益驅動,而大國博弈則為每一場內亂提供了外部推手。這三重鎖鏈相互纏繞,共同制造了今天的中東。
但也必須指出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這些外部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釋中東內部的權力結構為何如此脆弱。
過去一百年里,中東各國的統治者們同樣扮演了關鍵角色。他們以反殖民、反帝國主義的名義鞏固統治,卻往往復制了殖民者留下的權力結構:少數族群統治多數、威權主義壓倒民主、教派矛盾被刻意放大。2023年沙特與伊朗在中國斡旋下達成歷史性和解,此后也門和平進程一度出現轉機,但隨即被新一輪巴以沖突的外溢效應打斷,和平進程再陷僵局。和平的火種剛剛燃起,就被更大的戰火吞滅。外部力量固然是推手,但內部缺乏有效的政治整合和包容性治理,才是中東難以走出亂局循環的根本癥結。
從1916年的鉛筆劃線,到2026年霍爾木茲海峽被事實性封鎖;從三千萬庫爾德人無法建立國家,到三十七萬也門人死于內戰——中東的悲劇是一場跨越百年的連鎖反應。賽克斯和皮科恐怕從未想過,他們在地圖上的隨手一筆,會在百年之后繼續奪走生命。
然而歷史最大的悲劇或許在于:真正的改變,從來不會來自外部力量的“賜予”。當外部力量的干預越來越多,內部變革的動力就越來越弱。中東的未來,不在于外部力量哪一方獲勝,而在于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何時能夠真正主宰自己的命運——而這恰恰是賽克斯-皮科協定埋下的最深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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