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現在更不在乎了！國際環境包容，美國也不裝腔作勢

以色列對有關占領區暴力的外國報道迅速作出回應，這已不是什么新鮮事。這一次同樣如此，只要當局繼續免于懲罰，定居者及協助他們的士兵的襲擊就會持續下去——因為這些襲擊正是為其政策服務的。

該報道發表后，美國國務院對這些家庭的境遇表達了關切，并希望以色列能展現出更多的敏感性與靈活性。

次日，時任以色列國防部長伊扎克·拉賓下令，在“進一步澄清此事之前”，暫停從這些地區驅逐外籍居民。

事實上，拉賓并不需要通過《華盛頓郵報》的報道，來了解士兵們是如何執行其命令的。早在三個月前，他本可以在《國土報》周五特刊上讀到羅妮特·馬塔隆用希伯來語撰寫的報道《乘出租車去橋上》，并理應為此感到震驚。

甚至在馬塔隆的報道發表之前，拉賓以及驅逐政策的主要負責人，本可以閱讀巴勒斯坦人權組織關于此事的報告。這些負責人包括時任總理伊扎克·沙米爾、國防軍總參謀長丹·朔姆龍、中央司令部司令伊扎克·莫迪凱，以及負責在約旦河西岸執行政策的以色列民政局局長舍克·埃雷茲。

在審查制度允許的范圍內，他們同樣可以在巴勒斯坦媒體上讀到這些報道。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今的情況并無新意。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長埃亞勒·扎米爾不需要借助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關于預備役士兵暴力對待外國記者的報道，就能了解士兵們的行事方式。

特別是那些被派去保護約旦河西岸暴力前哨基地的士兵，他們甚至參與了這些基地的建設。早在去年12月，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第11頻道就播出了一篇調查報道。該報道揭露了在現任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維·布魯斯的命令下，軍隊與前哨基地建立者之間存在的合作關系。

扎米爾不需要聽到襲擊現場的錄音就能明白，士兵與非法前哨基地中那些被稱為“山頂青年”的暴力分子之間的界限，早已變得模糊不清。

此前也曾有過關于納扎·耶胡達營士兵實施暴力的報道，而正是該營的退伍士兵襲擊了新聞報道團隊。

扎米爾同樣不需要看到約旦河西岸塔亞西爾村75歲老人阿卜杜拉·達拉格梅包扎著繃帶的臉，也不需要在記者杰里米·戴蒙德的報道中聽到老人的呻吟，就能知道牧羊人前哨基地的居民經常將受害者打得頭破血流、骨折受傷。

這些襲擊者根本不區分男女老少，也不在乎對方是巴勒斯坦人、猶太人還是外國人——盡管他們的主要目標確實是巴勒斯坦人。而一旦巴勒斯坦人試圖自衛或趕走襲擊者，以色列國防軍士兵就會迅速將他們逮捕。

扎米爾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的回應，以及以色列主流媒體隨聲附和的速度，完全無視了社交媒體、巴勒斯坦媒體、人權組織報告以及本報每天發布的來自約旦河西岸的影像資料。

其中一些報道和畫面顯示，士兵、穿制服的定居者以及以色列平民實施的暴力，甚至比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中的更為嚴重。另一些資料則揭示了一種不斷累積的騷擾模式——而所有這些行為，都免受執法機構的起訴或懲罰。

究竟是狹隘的視野，導致以色列體制的掌舵者只有在知名國際媒體報道或美國政府官員提及此事時，才會認真對待這些報告？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不妨回想一下馬塔隆所描述的1989年的驅逐行動：夜間，直升機在約旦河西岸的一個村莊上空盤旋。數十名士兵包圍了村莊，并用擴音器命令13至40歲的男性到村中心集合，交出身份證。

這些人隨后被戴上手銬，村莊宣布實施臨時宵禁。民政局代表在士兵的陪同下，走到指定的家庭，命令這些“違法者”收拾幾件行李，立即乘出租車前往位于約旦邊境的阿倫比橋。有時，他們還會要求村長陪同，將驅逐令交給被驅逐者。

馬塔隆在描述卡拉瓦特巴尼扎伊德村一個家庭被驅逐的情景時寫道：“士兵們叫醒了孩子們，催促他們出門上車。”

“孩子們光著腳就出來了，根本沒時間吃喝。祖母隨后把他們的鞋子扔進了車里。法德瓦甚至還要付給阿拉伯司機14第納爾的車費。”

報道稱，當她的丈夫在村中心被解開手銬回到家時，發現“妻子和孩子都不見了”。

根據以色列人權組織“貝塞萊姆”的數據，在1989年5月至12月期間，約有200人以這種方式被驅逐。其中一半是嬰兒和兒童，46%是婦女，4%是男性。

與拉賓的言論相反，1990年被驅逐的并非外籍居民，而是巴勒斯坦人。他們中有些人甚至出生在約旦河西岸，但以色列剝奪了他們的居住權，或通過各種措施阻止他們獲得居住權。

這符合以色列限制1967年被占領土上巴勒斯坦人口數量的政策精神。這些巴勒斯坦人原本與擁有居住權的配偶和父母住在自己的家中。人權組織“貝塞萊姆”和“哈莫克德”后來評估認為，這些驅逐行動構成了在第一次大起義期間鎮壓反抗的巴勒斯坦民眾的手段之一。

在媒體風暴平息后，以色列恢復了驅逐行動，盡管手段不再那么殘暴。當時，以色列官員僅對外國關于其所作所為的報道作出回應，這并非出于視野狹隘，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

與現在一樣，當時的當局毫無改變政策的意圖。對報道本身作出的迅速回應——無論是口頭譴責、將某人停職還是暫停某項法令——都只是為了爭取時間，以便日后重走老路或改頭換面地繼續推行。

在梅納赫姆·貝京擔任總理期間，一種暴力統治模式曾被暫停了較長時間。

根據斯坦利·科恩教授和達夫納·戈蘭博士在1991年為“貝塞萊姆”撰寫的報告，在1977年至1983年間，有關以色列國家安全局在審訊中實施酷刑和虐待的投訴大幅減少。

早在1967年占領開始后不久，關于酷刑的描述就已公之于眾。會見巴勒斯坦被拘留者的律師對此進行了報告，法庭聽證會上也出示了相關證詞。

促使貝京總理采取行動的并非這些，而是英國《泰晤士報》在1977年發表的一系列報道。報告指出，在那些年里，巴勒斯坦人對拘留中心內士兵和警察虐待行為的投訴并未減少。1984年，當貝京不再擔任總理時，關于辛貝特酷刑的投訴不僅死灰復燃，甚至有所增加。

這個例子提醒人們，行為模式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高層下達的命令與指示。

反之亦然：如果沒有發生系統性的改變，那就表明高層并未下達改變的命令——而那些未能下達此類命令的人，正是希望維持現狀的既得利益者。如今的情況同樣如此。

定居者及協助他們的士兵之所以繼續發動襲擊，是因為當局并未施加具有威懾力的懲罰。而當局之所以不予懲罰，是因為這些襲擊服務于他們的既定政策。

與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和比扎雷爾·斯莫特里奇領導的現政府相比，貝京和拉賓要遠比他們更在乎以色列在外界眼中的形象。

此外，相較于以往任何時候，現政府所處的國際環境和美國態度，對以色列的占領行為表現出了更多的包容。或者至少可以說，這種環境已經不再假裝要求結束占領。

盡管如此，國防軍總參謀長扎米爾決定暫停納扎·耶胡達預備役營的行動，這依然表明以色列仍在關注“外國人的看法”，特別是來自美國的聲音。

他們為何要關注？因為扎米爾的迅速回應，能夠有效緩解國際社會的施壓。

畢竟，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并不會去監控每天源源不斷流出的、展示士兵和定居者暴力行為的視頻片段——臉書通常會因為這些視頻中赤裸裸的暴力畫面而對其進行限制。

扎米爾的迅速回應，也讓以色列建制派更容易在海外以及與美國高級官員的通話中維持一種假象，仿佛這次事件只是一次例外。

最重要的是，這種回應會讓人們忘記，以色列正在通過那些不那么顯眼的暴力手段，繼續采取重大舉措。

這些手段包括限制巴勒斯坦人建筑和土地耕作的官僚機構、房屋拆毀政策、內閣決議以及支持這些決議的高等法院裁決。外界分析指出，以色列正借此推進將巴勒斯坦人從約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區及其農業用地上清除的計劃，并盡可能多地安插據點，以實現猶太人的全面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