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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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我回學校了，你照顧好我媽。”
1999年8月15日早上，趙小曼提著行李走出家門。趙德厚站在門口抽煙，點了點頭。
女兒走了二十步，突然回頭：“爸，要是我做了讓你生氣的事，你會原諒我嗎？”
趙德厚皺了皺眉：“你又想說什么？”
趙小曼笑了笑，轉身走了。她沒再回頭。
趙德厚后來想了二十年，想不明白女兒那個笑容是什么意思。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見女兒笑......
2019年冬天，省城下了一場大雪。
趙德厚坐在老房子的客廳里，膝蓋上蓋著一條舊毯子。他七十歲了，兩條腿的膝關節都壞了，走路要扶著墻。醫生說這是年輕時走太多路落下的毛病。
他在整理亡妻的遺物。
劉素云是2017年冬天走的，肺癌。查出病到走只有三個月，趙德厚覺得老天爺挺公平的——他找了二十年女兒，老天爺就給了他三個月陪老伴。
柜子里有一個紅色塑料袋，打開是一疊泛黃的紙。
尋人啟事。
最上面那張印著趙小曼的照片，黑白的，穿一件白襯衫，頭發扎成馬尾。那是她大學二年級拍的，照相館的師傅說這姑娘長得像周迅。趙小曼聽了不好意思地笑。
照片下面印著幾行字：
“趙小曼，女，22歲，身高1米62，1999年8月16日在省城火車站附近失蹤。上身穿白色T恤，下身穿藍色牛仔褲，背一個黑色雙肩包。有知情者請打電話139XXXXXXXX，必有重謝。”
趙德厚的手指摸著照片上女兒的臉。紙已經發黃發脆，摸上去沙沙響。
窗外雪越下越大。他點了一支煙。
二十年了。
他想起1999年那個夏天，想起女兒走的那天早上說的話。
“要是我做了讓你生氣的事，你會原諒我嗎？”
他當時怎么回答的？他說“你又想說什么”。話里帶著不耐煩。他這個人一輩子說話都帶著刺，對女兒也是。
趙德厚把煙掐滅在煙灰缸里，又抽出一張尋人啟事。
這一張不一樣。
這是1999年他印的第一批，上面還留著當時貼出去被撕爛的痕跡。右上角缺了一塊，像是被什么硬物刮掉的。他記得這張貼在哪——省城火車站的候車室門口。
貼了一個小時就被人撕了。
后來他又貼，貼了又被撕。他就在旁邊守著，跟撕紙的人吵了一架。那人說“這里不許亂貼廣告”，趙德厚說“我找我閨女，不是廣告”。
那個人最后還是撕了。
趙德厚把尋人啟事一張張鋪在桌子上，一共二十三張。每張都不一樣，因為每次重印他都會改點內容。有的是加了“必有重謝”四個字，有的是把“女大學生”加粗，有的是換了聯系電話。
號碼換了五個。前四個都停機了。
他拿起手機，翻到通訊錄里一個叫“老劉”的名字。老劉全名叫劉建國，是他2003年在尋親會上認識的。老劉找的是兒子，兒子2001年在廣州打工失蹤，再也沒消息。
趙德厚撥過去，響了三聲，老劉接了。
“老劉，我翻到小曼的尋人啟事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老趙，你又想找了？”
“我就沒停過。”
“你腿都那樣了，怎么找？”
“我坐車找。”
老劉嘆了口氣：“行吧，你有什么線索嗎？”
趙德厚看著桌上那疊紙，說：“沒有。但我總覺得我漏了什么東西。”
趙小曼是在1999年8月16日失蹤的。
趙德厚把這些年記住的事情翻來覆去想過幾千遍，每一遍都一樣。
1999年8月15日早上，趙小曼從家里出發。她說要回學校參加社團活動。趙德厚問她什么活動，她說“說了你也不懂”。這話趙德厚不愛聽，父女倆拌了幾句嘴。
趙小曼走的時候臉色不太好。
趙德厚當時沒在意。他這個人，對女兒的情緒一直不太敏感。劉素云說過他好幾次，“你跟孩子說話能不能別那么沖”。他不聽。他覺得他是老子，女兒聽他的天經地義。
8月16日晚上，趙小曼從省城火車站旁邊的公用電話亭打了個電話回家。是劉素云接的。趙小曼說到了，明天去學校。劉素云問她吃了嗎，她說吃了，在一家面館吃的。
電話掛斷后，劉素云跟趙德厚說“小曼到了”。趙德厚嗯了一聲，繼續看他的電視。
之后就沒消息了。
一周后，學校輔導員打電話到家里。輔導員姓李，是個年輕女老師，說話很客氣：“請問是趙小曼的家長嗎？小曼這周沒有返校，也沒有請假，我們想問一下情況。”
趙德厚愣住了：“她沒去學校？”
李老師也愣住了：“她沒有來。你們以為她來了？”
趙德厚掛了電話，手在發抖。他騎上摩托車去了省城。從縣城到省城一百二十公里，他騎了兩個小時。
到了學校，李老師給他看趙小曼的學生證注冊記錄——最后一次是1999年6月底，學期結束的時候。之后沒有任何記錄。
趙德厚去了派出所。
接警的民警姓周，三十出頭，說話慢吞吞的。趙德厚后來覺得，要是這個周警官當時再上心一點，也許女兒就能找到。但他也知道這是事后埋怨，沒用的。
周警官問了趙小曼的基本情況，錄了口供，說會調查。
趙德厚問：“你們怎么查？”
周警官說：“我們會查她的身份證使用記錄、銀行卡記錄，有消息通知你。”
趙德厚又問：“我能做什么？”
周警官看了他一眼：“你可以在火車站、汽車站這些地方貼尋人啟事，問問有沒有人見過。”
趙德厚出了派出所，站在門口抽了三根煙。省城的八月熱得要命，柏油路曬得發軟，鞋底踩上去黏糊糊的。他蹲在路邊，把煙頭摁在地上，開始想怎么找。
他先去了火車站。
火車站廣場上全是人，扛著編織袋的、拎著皮箱的、抱著孩子的。趙德厚站在出站口，看著每一個年輕姑娘的臉。看了一個下午，眼睛看花了，也沒看到趙小曼。
他找了個打印店，印了五百份尋人啟事。打印店的老板娘看他可憐，少收了他二十塊錢。
那天晚上他沒回家，在火車站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一晚。三十五塊錢，一張床，一臺電視機，電視只有兩個臺。
他睡不著。腦子里翻來覆去地想：女兒去哪了？
他想起女兒走的那天說的話。
“要是我做了讓你生氣的事，你會原諒我嗎？”
他當時應該好好回答的。他應該說“不管什么事爸都原諒你”。但他沒有。他說“你又想說什么”，話里全是不耐煩。
趙德厚翻了個身，床板咯吱咯吱響。他想，也許女兒本來想跟他說什么事，被他那句話堵回去了。
他越想越難受，干脆爬起來，把尋人啟事一張張攤在床上看。照片里的趙小曼笑得很乖，眼睛彎彎的。
他把照片貼在胸口，躺了一夜。
找人的第一年，趙德厚跑遍了省城的每一個角落。
他賣了摩托車，換了一輛更破的二手摩托，差價用來印尋人啟事。一萬份，花了兩千三百塊錢。兩千三百塊錢是他三個月的退休金。
他白天貼尋人啟事，晚上蹲在火車站、汽車站、勞務市場。見到長得像趙小曼的姑娘就上去問。大部分姑娘以為他是騙子，罵他一句就走了。少數幾個會停下來看一眼尋人啟事，搖搖頭說“沒看過”。
他不怕被人罵。他怕的是沒人理他。
1999年10月，他接到第一個“線索”。
電話是一個男人打來的，說在省城西郊的一個城中村見過趙小曼，“她在一個小飯館打工，長得一模一樣”。趙德厚連夜騎車趕過去，在城中村轉了一整天，找到那個小飯館。
飯館老板娘說：“是有個姑娘在這干過，長得挺清秀的，但干了三天就走了。”
趙德厚把照片給她看。老板娘看了半天：“有點像，但那個姑娘頭發是染黃的，你這個照片上是黑頭發。我不太確定。”
趙德厚在城中村又蹲了三天，沒找到。
后來這種電話越來越多。有人說在洗浴中心見過，有人說在夜總會門口見過，有人說在長途汽車上見過。每一個趙德厚都去了，每一個都是白跑。
2000年春天，一個自稱“張哥”的人打電話說知道趙小曼在哪，但要先打兩千塊錢“信息費”。趙德厚猶豫了，但還是打了。兩千塊錢打過去，那個號碼就再也打不通了。
他去派出所報案，民警說這種詐騙太多了，很難追回來。趙德厚問能不能查那個手機號的主人，民警說查了，是用假身份證辦的。
趙德厚蹲在派出所門口哭了一場。
不是心疼兩千塊錢。是他覺得自己太蠢了，蠢到被騙子耍。但每次電話響，他還是會接，還是會去。他怕萬一哪一次是真的，他不去就錯過了。
劉素云的身體越來越差。
類風濕這個病，趙德厚以前不知道有多厲害。劉素云的手指慢慢變形，關節腫得像核桃，早上起床要花半個小時才能把手掰開。后來膝蓋也開始疼，走路一瘸一拐的。
2000年夏天，劉素云摔了一跤，盆骨骨裂，在床上躺了三個月。趙德厚又要照顧她，又要出去找女兒，兩頭跑得腳不沾地。
有一天晚上，劉素云問他：“你說小曼會不會已經……”
趙德厚打斷她：“不會。”
劉素云沒再說話，眼淚順著臉頰往下流。
趙德厚坐在床邊，握住她的手。劉素云的手已經變形了，指關節粗大，皮膚干裂，摸上去像樹皮。他想說點什么安慰的話，但說不出口。他這個人一輩子不會說軟話。
最后他說：“我會找到她的。”
劉素云點了點頭。
2001年冬天，劉素云的病情突然加重。感冒引發了肺炎，肺炎又加重了心臟的負擔。在縣醫院住了十一天，醫生說轉院吧，我們這里治不了。
趙德厚沒錢轉院。
他把家里的存折翻出來，上面只剩三千二百塊錢。他找親戚借，借了五千。親戚說“老趙你借這么多錢干嘛，嫂子這病怕是治不好了”。趙德厚沒說話，把錢揣進兜里走了。
劉素云是在12月19號走的。
那天趙德厚在醫院陪床，劉素云突然清醒了。她已經昏迷了兩天，醫生說也就是這一兩天的事了。
劉素云睜開眼睛，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看趙德厚。
“找到小曼了嗎？”
趙德厚搖了搖頭。
劉素云的眼睛慢慢紅了，但沒有哭。她的聲音很小，趙德厚把耳朵湊到她嘴邊才聽清。
“你要找到她。”
趙德厚說：“我會的。”
劉素云又說：“別怪她。不管她做了什么，別怪她。”
趙德厚說：“我不怪她。”
劉素云閉上眼睛，呼吸慢慢變弱，變弱，最后停了。
趙德厚坐在病床邊，握著劉素云的手，坐了半個小時。護士進來拔針的時候，他才松開手。
他走到走廊上，靠著墻，慢慢蹲下來。
他沒哭。他就是覺得腿軟，站不住。
劉素云走后，趙德厚更拼命地找。
他覺得他欠劉素云的，也欠趙小曼的。他要找到女兒，帶她到劉素云的墳前磕個頭。
2002年，工廠徹底倒閉了。趙德厚提前辦了退休，每月退休金八百塊。八百塊錢，吃飯夠了，但出去找人不夠。
他開始省吃儉用。一天只吃兩頓飯，早上喝粥，下午吃面條。衣服穿到破也不換新的，鄰居王嬸看不下去了，給他織了一件毛衣，他穿了六年。
2003年，他聽說省城有個尋親大會，專門幫失散家庭團聚的。他坐了六個小時的長途車趕過去，在大禮堂里見到了幾百個跟他一樣的人。
有個從四川來的老太太，找孫女找了八年。有個河南來的中年男人，找老婆找了五年，老婆是被拐賣的。還有個跟趙德厚年紀差不多的老頭，找兒子找了十二年，兒子是在東莞打工時失蹤的。
那個老頭就是劉建國。
趙德厚和劉建國聊了一下午。劉建國給了他一個建議：“你會上網嗎？”
趙德厚說不會。
“你得學。網上有尋親網站，你把信息發上去，全國都能看到。”
趙德厚咬咬牙，花一千二百塊錢買了一臺二手電腦，又花了三百塊錢報了社區辦的電腦培訓班。班上全是老頭老太太，學的都是怎么開機、怎么打字。趙德厚是學得最認真的，因為他知道這錢不能白花。
他學會了用百度，學會了上論壇，學會了在尋親網站上發帖子。
他把趙小曼的信息發到“寶貝回家”、“尋親網”、“失蹤人口數據庫”上。每天刷一遍，看有沒有人回復。
回復不少，大部分是“幫頂”、“祝早日找到”。也有提供線索的，趙德厚一個個去核實，大部分是錯的。
2005年，有個網友說在山東臨沂見過一個長得像趙小曼的女人，那女人在批發市場賣菜，“說話帶著南方口音”。趙德厚坐了十六個小時火車去臨沂，在批發市場蹲了兩天。
他找到了那個賣菜的女人。
那女人四十多歲，又黑又胖，嗓門大得很。趙德厚看了她一眼就知道不是趙小曼。但他還是走過去，把照片給她看。
女人看了一眼：“這不是我。”
趙德厚說：“我知道。打擾了。”
女人叫住他：“大哥，你找閨女啊？”
趙德厚點了點頭。
女人從攤位下面拿出兩瓶水塞給他：“大熱天的，喝口水再走。”
趙德厚接過水，坐在批發市場外面的臺階上喝。水是涼的，喝下去胃里舒服了一點。
2006年，有人在網上說在廣東惠州見過趙小曼，“在一家電子廠上班，用的名字不是趙小曼，但人長得很像”。趙德厚又去了。
這一次他學聰明了，先聯系了當地的尋親志愿者。志愿者姓陳，是個三十多歲的女人，自己也是被拐賣后找回親人的。她幫趙德厚查了那家電子廠的員工名單，沒有符合條件的人。
陳姐又帶他去周圍的幾個工廠問，一家一家問，問到第三天才問到一點消息。
一個保安說：“你們說的那個姑娘，好像在這邊干過，但去年就走了。聽說嫁到廣西去了。”
趙德厚問嫁到廣西哪里，保安說不清楚。
線索又斷了。
趙德厚在惠州待了五天，花了八百多塊錢，什么也沒找到。回程的火車上，他靠在硬座座位上，閉著眼睛想，要是當年女兒問他那句話的時候，他能好好回答，是不是就不會有今天？
“要是我做了讓你生氣的事，你會原諒我嗎？”
他當時應該說“當然會，你是我閨女”。多簡單的一句話。但他沒說。
他這個人一輩子嘴硬，到老了才知道，嘴硬什么用都沒有。
2010年，趙德厚六十一歲。
這年夏天，有人提供了一個很具體的線索。說河南某縣有個精神不太正常的女人，五十歲不到，在鎮上流浪了好幾年，“長得白凈，不像是本地人，以前可能讀過書”。
趙德厚當天就買了火車票。
到了那個縣，他先去找了提供線索的人——一個開雜貨店的老太太。老太太說那個女人有時候會來她的店門口坐著，“嘴里嘀嘀咕咕的，也不知道在說什么”。
趙德厚在鎮上等了兩天，沒等到那個女人。第三天早上，有人告訴他那個女人在橋洞下面。
他走過去，看到一個頭發打結、渾身臟兮兮的女人蜷在橋洞里的紙板上。女人的臉很臟，但能看出來五官清秀。趙德厚走近了，心開始跳——這個女人的下巴上也有一顆痣。
他蹲下來，叫了一聲“小曼”。
女人抬起頭，看了他一眼，又低下頭，嘴里開始念叨。趙德厚聽不清她在說什么，湊近了才聽清楚——她在背古詩。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趙德厚的心涼了半截。
他拿出趙小曼的照片給女人看。女人看了一眼，突然笑了，笑得很奇怪，然后伸手來搶照片。趙德厚沒來得及收回去，照片被女人撕成了兩半。
女人把半張照片塞進嘴里，嚼了。
趙德厚愣在原地。
后來派出所的民警來了，把女人帶走了。趙德厚跟過去，做了筆錄。民警告訴他，這個女人不是趙小曼，她已經在這邊流浪七八年了，查不到身份信息，可能是小時候被拐賣的。
趙德厚問：“那她怎么辦？”
民警說：“送救助站，想辦法查她的身份。”
趙德厚在派出所門口站了很久。他想起女兒也是大學生，也會背古詩。這個女人也會背。但這個女人不是趙小曼。
他給劉建國打了個電話，說了這事。
劉建國說：“老趙，你得想開點。不是她也好，要是真是她，你看到她那個樣子，你受得了嗎？”
趙德厚沒說話。
劉建國又說：“我聽說有個尋親的家長，找到女兒的時候，女兒已經不認人了。那家長當場就崩潰了，后來自己也進了醫院。你說這找著了跟沒找著有什么區別？”
趙德厚說：“區別大了。找著了，你至少知道她還活著，知道她在哪，你還能照顧她。沒找著，你連她死活都不知道。”
劉建國沉默了一會兒：“你說得也對。”
趙德厚掛了電話，坐上了回去的火車。
火車開了三個小時，他收到劉建國發來的一條短信：“老趙，我今天收到一個線索，說我兒子可能在云南。我明天就出發。祝我們都好運。”
趙德厚回了一個字：“好。”
他不知道的是，劉建國這一去，再也沒回來。
2011年春天，劉建國的兒子劉小軍找到了。劉小軍在云南一個邊境小鎮的磚窯里打工，已經結婚生子，有了兩個小孩。他不愿意回家，說“我已經在這邊安家了，回去干嘛”。
劉建國在電話里跟趙德厚說這些的時候，聲音是高興的。
“老趙，人活著就好。他不愿意回來就不回來，我知道他還活著就行。”
趙德厚說：“恭喜你。”
劉建國說：“你的也會找到的。別放棄。”
趙德厚沒放棄。
2015年到2019年這幾年，趙德厚跑不動了。
膝蓋壞了。醫生說這是退行性關節炎，沒有特效藥，只能養著。趙德厚問能養好嗎，醫生說養不好，只會越來越差。
他不再騎著摩托車到處跑了。他把尋人的方式改成打電話、發信息、刷網站。手機里存了二百多個尋親群，每天刷到凌晨一兩點。
鄰居們覺得他魔怔了。六十多歲的人了，天天抱著個手機，跟那些網上的陌生人聊天。有人當面說他：“老趙，你閨女都丟了十六年了，要找著早找著了，你這又是何苦呢？”
趙德厚沒理他。
王嬸給他端了一碗餃子過來，坐下跟他聊天：“老趙，我知道我說這話你不愛聽，但你得為自己想想。你一個人過，身體又不好，將來怎么辦？”
趙德厚吃著餃子，含混地說：“我把小曼找回來，她照顧我。”
王嬸嘆了口氣：“她要是一直找不回來呢？”
趙德厚把筷子放下，看著王嬸：“那我就一直找。”
王嬸張了張嘴，沒再說什么，端著空碗走了。
2017年冬天，劉素云走了之后，趙德厚一個人住在老房子里。房子是八十年代建的，兩室一廳，六十平米。墻皮脫落了，水管銹了，廚房的燈壞了半年他也沒修。
趙小曼的房間他一直留著。床單是他洗過的，書桌上的書是他擺好的，衣柜里還掛著趙小曼的幾件衣服。每年夏天他都會把那些衣服拿出來曬一曬，再放回去。
2019年冬天，他翻出那疊尋人啟事的時候，突然想起一件事。
趙小曼失蹤前那個暑假，好像有點不對勁。
他仔細回想。
趙小曼7月初回到家，說要照顧媽媽。那段時間她很少出門，大部分時間待在屋里看書、寫東西。但有時候她會接電話，每次接電話都會走到院子里去，聲音壓得很低。
趙德厚問過她一次：“誰的電話？”
趙小曼說：“同學。”
趙德厚又問：“哪個同學？”
趙小曼沒回答，進了屋。
還有一次，趙德厚半夜起來上廁所，看到趙小曼房間的燈還亮著。他走過去想敲門，聽到里面傳來低低的哭聲。他猶豫了一下，沒敲。
他當時覺得女兒可能是學習壓力大。大學嘛，功課緊，加上家里還有個生病的媽，孩子有情緒也正常。
但現在想起來，不對。
趙小曼從小就懂事，從不在家里哭。她哭，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趙德厚又想起女兒走的那天說的話。
“要是我做了讓你生氣的事，你會原諒我嗎？”
他當時要是追問一句“什么事”，女兒也許就說了。但他沒有。他嫌女兒煩，說話不耐煩。
趙德厚把尋人啟事收起來，開始翻趙小曼留在房間里的東西。
書桌上有一摞書，大部分是中文系的教材，《現代文學史》《古代漢語》《外國文學作品選》。趙德厚一本本翻，書頁里夾著一些紙條，有的是課堂筆記，有的是隨手寫的句子。
他在《外國文學作品選》的第186頁找到一張電影票。
電影票是省城“星光電影院”的，日期是1999年8月14日，電影是《星愿》。
趙德厚拿著電影票的手開始發抖。
8月14日。
趙小曼8月15日才從家里出發。也就是說，8月14日那天她應該在縣城，在媽媽身邊。但電影票是省城的，日期是8月14日。
這說明趙小曼8月14日那天去了省城，看了電影，然后又回來了。她來回跑了兩百多公里，就為了看一場電影？
不對。她是去見人的。
趙德厚拿起手機，給趙小曼當年的室友林芳打了個電話。林芳現在在鄰市的一所中學當語文老師，電話號碼是趙德厚幾年前從一個老同學那里要來的。
電話響了六聲，林芳接了。
“林芳，我是趙小曼的爸爸。”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
“趙叔叔，您好。”
“林芳，我想問你一件事。小曼大學三年級的時候，是不是交了男朋友？”
又是一陣沉默。
“趙叔叔，這么多年了，您怎么突然問這個？”
“我找到一張電影票，1999年8月14日省城的。小曼那天不在家，她去了省城。她跟誰去的？”
林芳的聲音有些發緊：“趙叔叔，我……”
“林芳，叔求你了。叔找了二十年了，腿也瘸了，老伴也走了。叔就想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么。”
電話那頭傳來一聲很長的嘆息。
“趙叔叔，我跟您說實話吧。小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