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34年，紹興杜浦村。
章運水趴在破舊的竹榻上，背上的瘡口已經(jīng)爛得有碗口那么大。
女兒章阿花端著一盆熱水進來，看見父親又把那桿銅煙管攥在手里，眼神直愣愣地盯著房梁上的蜘蛛網(wǎng)。
“阿爹，換藥了。”
章運水沒吭聲。
他想起四十多年前那個月光如水的夜晚，在百草園的瓜地里，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戴銀圈，手捏鋼叉，向一匹猹盡力刺去。
那個少年后來管一個穿長衫的孩子叫“大阿官”，那孩子教他雪地捕鳥，在墻角撿貝殼，給他講《山海經(jīng)》里的故事。
后來那個“大阿官”成了魯迅，而他成了“閏土”。
“老爺……”
1919年冬天，當周樹人站在他面前時，那個稱呼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從他干裂的嘴唇里本能地滑了出來。
他看見對方愣了一下，眼神里有驚愕，有刺痛，還有一種他讀不懂的悲憫。
如今那道鴻溝終于要吞噬他了。
五十七歲，五個孩子，六畝地早就賣光，背上這個要命的瘡，請不起郎中，買不起藥。
1934年的浙東農(nóng)村，一場大旱過后，地主和收捐的人輪番上門，他只能把那具千瘡百孔的身子躺平，等死。
“水生呢？”他問。
“去地里了。”
章運水閉上眼睛。
水生是他長子，才二十出頭，已經(jīng)像當年的自己一樣彎了腰。他想說點什么，但胸腔里的一陣咳嗽打斷了思緒。
銅煙管從手中滑落，在泥地上滾了兩圈，停在一束從窗縫透進來的陽光里。
那年冬天，章運水死了。葬在杜浦村的亂墳崗，沒有墓碑，只有一抔新土。
1954年春，杜浦村。
二十歲的章貴正在地里插秧。
他是章運水的孫子，水生的小兒子，三歲時父親就病死了，母親去上海當保姆，他和哥哥寄養(yǎng)在伯父家，十三歲就給地主放牛、當長工，不認識一個字。
“章貴！章貴！”
生產(chǎn)隊長踩著田埂跑過來，手里揮舞著一個牛皮紙信封：“你的信！從紹興城里寄來的！”
章貴直起腰，滿手泥漿接過信。他不識字，但他認識信封上紅色的公章——“紹興魯迅紀念館籌建處”。
隊長找了個識字的會計來念。信上說，新中國成立了，為了紀念魯迅先生，政F要在紹興建魯迅紀念館。
聽說“閏土”的后人還在村里，邀請章貴去紀念館工作，“即日起程，待遇從優(yōu)”。
章貴站在水田里，泥水漫過小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