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聯網，部分圖片非真實圖像，僅用于敘事呈現，請知悉
她叫周敏，四十二歲，是一名超市收銀員。
丈夫出軌四年，還生了一個四歲的兒子。
她沒吵沒鬧，把離婚協議寫好，推到他面前：“簽字吧。”
筆尖剛碰到紙，女兒一把按住了她的手。
“媽，再等六天。”
周敏愣住了：“為什么？”
女兒眼眶紅了，聲音卻在發抖：“你就信我一次，六天就好。”
第六天，民政局門口。
女兒從包里掏出一沓文件，摔在丈夫面前。
丈夫的臉白得像紙。
女兒轉過頭，對周敏說：“媽，你可以不原諒他。但你不用為他犯的錯，賠上自己的一輩子。”
01
深夜十一點，丈夫還沒回家。
我一個人坐在沙發上等他，電視開著，演的什么我沒看進去。聲音調得很低，低到幾乎聽不見，但我不敢關。關了太安靜，安靜了就會胡思亂想。
茶幾上擺著一盤水果，切好的蘋果氧化了，變成銹褐色。
我盯著那盤蘋果看了一會兒，端起來倒進了垃圾桶。
女兒劉念住校，家里就我一個人。不，就我一個人。丈夫不算，他不在家的時候，這個房子就是一個空殼。
我和劉建國結婚二十年了。
二十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長到我已經記不清他追我時候的樣子，短到我還沒反應過來，日子就過成了這樣。
我二十歲認識他，二十一歲結婚，二十二歲生了劉念。那時候我們住在城中村的一間出租屋里，他擺地攤賣五金工具，我在家帶孩子。日子苦，但兩個人有說有笑的。他收攤回來會給我帶一串糖葫蘆，會抱著女兒轉圈，會在我耳邊說“老婆辛苦了”。
后來他的生意好了，從地攤變成攤位，從攤位變成門面，兩間門面，在建材市場那一帶還算有點名氣。
日子好了，他卻不回家了。
一開始是說應酬，后來連借口都懶得找，直接說“店里忙”。我信了，信了好幾年。直到有一天，我發現他記不住女兒上幾年級，卻記得住一個叫李芳的女人的生日。
那是上個月的事。
他在洗澡，手機放在茶幾上，屏幕亮了一下。我不是故意看的，真的不是。但那條微信就那么跳出來了，備注“李芳”的人發來一張照片，配了一行字：“寶寶說想爸爸了。”
照片里是一個小男孩，三四歲的樣子，虎頭虎腦的，穿著藍色條紋睡衣，抱著一只玩具熊。他的眉毛很濃，鼻子很挺，笑起來的樣子——跟劉建國年輕時一模一樣。
我盯著那張照片看了不知道多久。手機屏幕暗了，我又按亮，暗了又按亮，反反復復看了十幾遍。
我把手機放回茶幾上，位置都沒動過，連角度都對好了。
然后我坐在沙發上，把手放在膝蓋上，指甲掐進掌心里，疼得發麻。我沒哭，一滴眼淚都沒掉。我的腦子是空的，像被人挖走了一塊，剩下的全是白茫茫的霧氣。
劉建國從浴室出來，頭發還在滴水。他拿起手機看了一眼，臉上沒有任何異樣的表情，回了條消息，然后拿著手機進了臥室。
他甚至沒有注意到那盤蘋果不見了。
我在沙發上又坐了一個小時，坐到了凌晨十二點半。電視里播的是什么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了，畫面在動，聲音在響，但什么都沒進到我的腦子里。
我想起劉念小時候，劉建國抱著她去買菜，把她扛在肩膀上，她揪著他的頭發咯咯笑。他說“我有閨女就夠了”，說得那么真誠，那么大聲，隔壁攤位的王大姐聽了還夸他“好男人”。
好男人。
我在沙發上笑了一下，笑得嘴角發苦。
接下來的三天，我像行尸走肉一樣上班、下班。
我在城南的一家超市做收銀員，干了快八年了。每天早上八點半打卡，下午六點下班，中間休息一個小時。工作不累，就是站得久，腿會腫。
這三天我找錯了好幾次錢。
第一次是少找了顧客十塊錢，被罵了一頓，我從自己兜里掏了十塊補上。第二次是多找了二十，領班看見了，把我叫到辦公室訓了一頓。
“周敏，你這幾天怎么回事？魂丟了？”領班姓趙，四十多歲，說話直來直去。
我說沒事，晚上沒睡好。
她看了我一眼，沒再說什么。
我站在收銀臺后面，掃碼槍“嘀嘀嘀”地響，商品一件一件從面前滑過去。牙膏、洗衣液、方便面、火腿腸。這些東西我每天都在掃，閉著眼睛都知道價格。
但我的腦子里全是那個小男孩的臉。
他的眉毛，他的鼻子，他的嘴巴。每一個器官都在我腦子里放大、旋轉、重疊，跟劉建國的臉疊在一起，嚴絲合縫。
那個孩子是他的。
我不是偵探，我也不懂什么證據不證據。但一個女人的直覺比什么證據都準。那個孩子就是他年輕時候的翻版，比劉念長得還像他。
劉念長得像我，眉眼像我，嘴巴像我。那個孩子全像他。
我請了半天假，去了劉建國的五金店。
店在建材市場最里面那排，兩間門面打通了，貨架上擺滿了扳手、鉗子、螺絲刀、電鉆。門口堆著一袋袋水泥和沙子，灰塵很大，空氣里全是鐵銹味和水泥灰。
店里只有小劉在，二十出頭的小伙子，他老婆娘家的侄子，算是親戚。
“嫂子，你咋來了？”小劉看見我有點意外，從貨架后面探出頭來。
“建國呢？”
“老板出去了，好像去進貨了。”
“去哪進貨了？”
小劉支支吾吾地說“不知道”，眼睛不敢看我。
我沒再問了。我在店里站了一會兒，假裝看貨架上的東西。扳手拿起來又放下，放下又拿起來，來來回回好幾次。
然后我走到店門口，朝馬路對面看了一眼。
對面有一排小店鋪，賣衣服的、賣雜貨的、賣小吃的。最邊上有一家美甲店，粉色的招牌，上面寫著“芳芳美甲”三個字。
門口站著一個年輕女人，穿著一件白色短袖，扎著馬尾辮，懷里抱著一個孩子。
那個孩子穿著藍色衣服，正在吃手指。
我沒有走過去。
我就站在五金店門口，隔著一條不寬的馬路，看著那個女人和那個孩子。她低著頭跟孩子說話，側臉很好看，年輕，皮膚白，笑起來有兩個酒窩。
她看起來不到三十歲。
我轉身走了。
走了大概五十米，我蹲在路邊吐了。不是惡心，是胃里翻涌，控制不住。早上吃的粥全吐了出來，吐到最后全是酸水，嗆得眼淚直流。
路邊有人經過，看了我一眼，走過去了。
我從包里掏出紙巾擦了擦嘴，站起來，腿有點軟。我在路邊站了一會兒，等那股勁過去了，慢慢走回了超市。
下午的班還是上了。站在收銀臺后面，掃碼槍“嘀嘀嘀”地響，顧客來來往往，有人問“這個多少錢”，有人說“塑料袋要一個”。我都回答了，聲音正常，表情正常，一切正常。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身體里有什么東西正在碎。
晚上劉建國回來了。
他進門的時候快十點了，換了鞋，坐到沙發上，拿起遙控器開了電視。跟平時一模一樣，好像這二十年的每一天都沒有區別。
我坐在他對面。
“劉建國，”我叫他的名字，不是“老公”，不是“孩她爸”，就是“劉建國”。我很少叫他全名，上一次叫還是五年前吵架的時候。
他抬起頭看我。
“李芳是誰？”
他的表情沒變，但眼神變了一下。那種變化很快，快到如果不是我一直盯著他看，根本不會發現。
“什么李芳？”他說。
“那個孩子的媽。”我說，“你手機里的那個。”
空氣突然安靜了。電視里在播一個什么綜藝節目，觀眾在笑，哈哈哈的笑聲，特別刺耳。
劉建國把電視關了。
遙控器放在茶幾上，他的手沒拿開，就壓在遙控器上面，手指頭微微發抖。
“就是一個朋友。”他說。
“朋友給你生孩子？”
“你說什么呢，那孩子跟我沒關系。”
我從口袋里掏出手機，把那張照片翻出來。我不知道什么時候拍的。那天晚上我看了十幾遍那張照片，每一遍都想把它刻進腦子里。后來我拿自己的手機拍了那張照片，拍了之后一直沒敢看。
現在我把手機舉到他面前。
屏幕上是那個穿藍色條紋睡衣的男孩，抱著玩具熊，笑得眼睛彎彎的。
劉建國看了一眼，低下了頭。
“那孩子……是我的。”
他的聲音很小，小到我要豎起耳朵才能聽清。他說完這句話就不說話了，雙手捂著臉，肩膀在抖。
我看著他的頭頂，頭發已經白了一半。我們剛結婚的時候他頭發又黑又密，洗完了不用吹風機，甩一甩就干了。
現在他四十四歲，頭發白了，腰也彎了，還多了一個四歲的兒子。
不是跟我生的。
我眼淚掉下來了，但沒有哭出聲。
我把眼淚擦掉，站起來，走進臥室，關上門。我坐在床邊，拿出手機搜“離婚協議怎么寫”。搜出來一堆模板，我挑了一個最簡單的，復制到備忘錄里，一個字一個字地改。
財產怎么分。房子是租的，沒什么好分的。存款不多，大概二十萬出頭，是我們兩個一起攢的。五金店給他，我不要。女兒歸我，她已經十九歲了，不需要撫養權，但我要她。
寫完之后我讀了一遍，又讀了一遍。每一個字都認識，連在一起就是一張紙。一張把我們二十年婚姻總結成幾行字的紙。
我拿著那張紙走出臥室。
劉建國還坐在沙發上，姿勢都沒變，雙手捂著臉。
我把紙放在茶幾上，推到他面前。
“簽字吧。”
他抬起頭，眼睛紅紅的，臉上有淚痕。他看了一眼那張紙，嘴唇哆嗦了好幾下。
“能不能不離？”
我沒說話。
我拿起茶幾上的筆，拔掉筆帽，把筆尖對準那張紙。
就在這時候，門開了。
02
劉念站在門口，書包還沒放下。
她穿著白色T恤和牛仔褲，頭發扎成馬尾，臉有點紅，像是跑過來的。今天是周四，她應該在學校，不應該出現在這里。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劉建國，最后看了看茶幾上的那張紙。
她走過來，把書包放在地上，拿起那張離婚協議看了一遍。
一個字一個字地看。
客廳里很安靜，安靜到能聽見墻上時鐘的滴答聲。那個時鐘是我們在城中村住的時候買的，塑料殼子，十塊錢一個，走了二十年還在走。
劉念把那張紙放下。
“爸，那個小孩四歲了，對吧？”
劉建國張了張嘴，沒說出話。
劉念沒有等他回答。她轉過身看著我，眼睛很亮，但沒有哭。她把那張紙拿起來，疊了兩下，裝進了自己的口袋里。
“媽，你先別簽。”
她拉著我的手，把我拉進了臥室，關上了門。
臥室很小，一張床一個衣柜，兩個人站在里面就轉不開身。劉念讓我坐在床邊，她蹲在我面前，兩只手握著我的手。
她的手很熱，手心有點濕。
“媽，你聽我說，”她的聲音很輕，但很穩，“我上個月就知道了。”
我愣住了。
“我回家拿東西，爸在洗澡，他手機響了，我看見了那張照片。”劉念說，“我當時氣得渾身發抖，但我沒有馬上告訴你。我怕你受不了。”
“我偷偷拍了照，查了那個女人的地址。她叫李芳，在爸店對面的美甲店上班。那個孩子叫豆豆，今年四歲。”
她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很平靜，像在講別人的故事。
“我還找了一個律師，”劉念說，“王阿姨，就是咱們小區門口那個王律師的女兒，她幫我查了一些東西。”
我張了張嘴，想說什么，但喉嚨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了。
“媽，你信我一次。”劉念握著我的手，握得很緊，“再等六天。六天后我告訴你為什么。”
我看著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像我，杏眼，雙眼皮。但她的眼神不像我，我沒有這么堅定的眼神。
“念念，你要做什么？”我的聲音有點抖。
“你別管了，你就信我。”她站起來，抱了我一下，“這六天你什么都別做，正常上班正常吃飯，別跟爸吵架，也別簽字。”
“可是——”
“媽。”她看著我，眼眶紅了，但沒掉眼淚，“你為我活了十九年，這次讓我為你做點事。”
我沒再問了。
那天晚上劉念沒有回學校。她給輔導員打了電話，請了六天假。
我聽見她在陽臺上打電話，聲音壓得很低，只聽見“嗯”“嗯”“好”幾個字。
劉建國睡在客廳沙發上。
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腦子里亂糟糟的，一會兒是那個小男孩的臉，一會兒是李芳站在美甲店門口的樣子，一會兒是劉念蹲在我面前說“再等六天”。
六天。
等什么？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女兒不會害我。
第一天，周六。
劉念一大早就出了門。
她走之前給我倒了一杯溫水，放在床頭柜上，留了一張紙條：“媽，記得吃早飯。”
我起來的時候水已經涼了。
我去超市上班，掃碼槍“嘀嘀嘀”地響，顧客來來往往。我盡量不去想那些亂七八糟的事，但做不到。那個小男孩的臉總是不請自來，在我腦子里轉啊轉。
下班回家，劉建國在沙發上坐著。
他看了我一眼，沒說話。我也沒說話。
我做了飯，一個人吃了。給他留了一份在鍋里，他吃沒吃我不知道。
劉念晚上才回來。我問她去哪了，她說“去鄉下看奶奶了”。
“看奶奶？”我不信。
“嗯。”她沒多解釋，進了房間關上了門。
第二天，周日。
劉念又出了門。
這次我沒問她去哪。我在超市上班，掃碼槍“嘀嘀嘀”地響。中午吃飯的時候，小劉給我打了個電話。
“嫂子，剛才有個女的來店里找老板。”
我手里的筷子頓了一下。
“誰？”
“就是對面美甲店那個女的。她在門口站了一會兒，沒進去，走了。”
“你告訴建國了嗎？”
“老板不在，他自己出去了。我就跟您說一聲。”
我掛了電話，把飯盒蓋上，沒胃口了。
我坐在超市后面的員工休息室里，盯著墻上的排班表發呆。排班表上寫著我的名字，周敏，周一到周六，早班晚班輪著來。
我的生活就是這么簡單。上班，下班，回家，做飯。二十年來都是這樣。
那個叫李芳的女人，她的生活是什么樣的？她每天早上醒來，身邊有一個男人嗎？那個男人會對她說“老婆辛苦了”嗎？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下班回家，劉念已經在家里了。
她坐在沙發上，面前放著一個牛皮紙信封，不厚，里面好像裝著幾張紙。我進門的時候她飛快地把信封塞到了身后。
“媽，你回來了。”
“嗯。”
我沒問她信封里是什么。
吃飯的時候三個人坐在一起。劉建國給劉念夾了一塊排骨，劉念沒吃，放在碗邊上了。他又給我夾了一塊，我也沒有吃。
那塊排骨最后被倒進了垃圾桶。
第三天，周一。
劉念又出門了。
我在超市上班。收銀臺前面排著長隊，一個老太太買了兩袋米，刷了三次卡都沒刷上，后面的顧客開始不耐煩了。我幫老太太把米提到門口，回來的時候領班趙姐在等我。
“周敏，你過來一下。”
我跟著她進了辦公室。
“你最近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趙姐坐在椅子上，看著我，“你上周找錯了好幾次錢，這周才第一天，你又心不在焉的。”
“沒事，趙姐。”
“你別騙我。你在咱們超市干了八年，從來沒這樣過。”趙姐的語氣軟了一些，“要是家里有事你就說，能請假的。”
我說不用。
出了辦公室，我站在衛生間里，對著鏡子看了自己一眼。鏡子里的女人四十二歲，眼角有皺紋，臉色發黃，頭發隨便扎著，穿一件灰色的工作服。
我突然覺得自己老了。
不是變老的那種老，是一夜之間老下去的那種老。眼睛里的光滅了，臉上的笑沒了，整個人像一棵被霜打了的植物。
我洗了把臉，出去了。
下班回家，劉念還沒回來。
劉建國在廚房熱飯。他很少進廚房，一年到頭進不了兩回。他聽見我進門，從廚房探出頭來，手里拿著鍋鏟。
“回來了？飯馬上好。”
我沒理他，進了臥室，關上門。
我聽見他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然后走了。
劉念晚上八點多才回來。我聽見她開門的聲音，聽見她換鞋的聲音，聽見她跟劉建國說了句什么，劉建國回了句什么，沒聽清。
她敲了我的門。
“媽，開門。”
我開了門。她站在門口，手里還是那個牛皮紙信封，但比昨天鼓了一些。
“吃飯了嗎？”她問我。
“吃了。”
“你騙人。爸說你沒吃。”
我沒說話。
她去廚房端了一碗面進來，放在我床頭柜上。面里臥了一個荷包蛋，蔥花切得碎碎的，飄在湯上面。
“吃吧。”
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面已經坨了，但我吃得很慢，一口一口的，像在完成一個任務。
劉念坐在床邊看著我吃。
“媽，”她說，“再過三天。”
我抬起頭看她。
她的眼眶紅了，但沒哭。
03
第四天，周二。
倒計時第三天。
劉念早上出門前在我門口貼了一張便利貼，上面寫著“第三天”。
我看了那張便利貼，心里說不出來是什么滋味。
這幾天我一直在想，她到底在等什么？她去找了律師，去了鄉下看奶奶，每天早出晚歸。她在跑什么事情？
我不敢問。
不是不想問，是不敢問。我怕她做傻事，怕她去找李芳的麻煩，怕她把自己搭進去。
我給她發了一條微信：“念念，注意安全。”
她回了一個字：“嗯。”
中午的時候，劉建國給我打了個電話。
“老婆，晚上我回家吃飯。”
我愣了一下。他已經很久沒主動說回家吃飯了，每次都是我問他“回不回來”，他說“不一定”，然后十有八九不回來。
“知道了。”我掛了電話。
下班我去菜市場買了條魚，買了把青菜，又買了塊豆腐。回到家殺魚刮鱗，洗菜切菜，一個人在廚房里忙活了一個小時。
劉建國六點半回來的。他進門的時候手里提著一個袋子，里面是一盒草莓。
“給念念買的。”他說。
他把草莓放在茶幾上，站在廚房門口看我炒菜。我背對著他，沒回頭。
“老婆，”他說，“我這幾天想了很多。”
我沒接話。
“我知道我錯了。”
我把魚翻了個面，“滋啦”一聲響，油煙冒起來，嗆得人睜不開眼。
“我不求你原諒我，”他說，“但是你能不能別不說話？你說句話行不行？”
我把火關了。
轉過身看著他。
他站在廚房門口，穿著那件深藍色的夾克，頭發梳得整整齊齊，臉上帶著一種討好的表情。那種表情我在電視上看過，出軌的男人跟老婆認錯的時候都是這種表情。
“你想讓我說什么？”我說。
“說什么都行，你別不說話就行。”
“那好。”我把圍裙解下來，搭在灶臺上，“你告訴我，那個孩子什么時候生的？”
他的臉色變了。
“你跟她在一起多久了？”
“老婆——”
“多久了？”
他低下頭，聲音很小：“三年多。”
三年多。
我心里有個什么東西“咔”地碎了。不是心，不是肺，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東西，像是一根繃了很久的弦，突然斷了。
三年多。一千多個日夜。他每天晚上說“店里忙”的時候，都在那個女人身邊。
我沒有哭。
我轉過身，重新開了火，把魚盛出來，把鍋刷了，炒了個青菜，又燒了個豆腐湯。
飯端上桌，劉念回來了。
她進門看見劉建國在擺碗筷，愣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我沒說話，坐下來吃飯。
三個人坐在一張桌子上，誰都不說話。只有筷子碰到碗沿的聲音，細碎的，脆生生的，像是隨時都會碎掉。
劉念吃了幾口就不吃了。她放下筷子，看著劉建國。
“爸，你那個店，每個月的賬你記得清楚嗎？”
劉建國夾菜的手頓了一下：“問這個干什么？”
“我就是問問。你們開店二十年了，賬上到底有多少錢，我媽知道嗎？”
“你媽知道的。”
“她知道個大概。”劉念的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她不知道具體的。你不知道她一個月掙多少錢？三千二。她干了八年，一個月三千二。你的店一年掙多少？你自己心里有數。”
劉建國放下筷子，臉色不太好看了。
“念念，大人的事你別摻和。”
“我沒摻和。”劉念站起來，“我就是提醒你一句，該算的賬，早晚要算。”
她回了房間，關上了門。
劉建國看著她的背影，張了張嘴，沒說出話。
我低頭吃魚。魚肉很嫩，但沒味道。不是沒放鹽，是我吃不出來。
第五天，周三。
倒計時第二天。
劉念出門之前在我門口貼了一張便利貼，上面寫著“第二天”。
我撕下來，貼在床頭。
上面已經有了兩張，“第三天”“第二天”。明天就是“第一天”了。
我不知道那張紙上寫“0”的時候會發生什么。
劉建國今天沒去店里。他一大早就坐在沙發上，電視開著，沒看。手機拿在手里，一會兒亮一會兒滅的。
我出門上班的時候他叫住了我。
“老婆，你今天能不能請個假？”
“干什么？”
“我想跟你談談。”
“沒什么好談的。”我換鞋，拉開門。
“周敏！”他叫了我的名字，聲音有點大。
我停下來，沒回頭。
“那個孩子……”他的聲音突然低了下去，“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
我站在門口，手扶著門框。樓道里有風，吹得后背涼颼颼的。
“你不知道怎么辦？”我說，“你跟她睡的時候沒想過怎么辦？她懷孕的時候沒想過怎么辦？孩子生下來的時候沒想過怎么辦？”
我說完就走了。
走在路上，我發現自己哭了。不是嚎啕大哭，就是眼淚自己往下掉，止都止不住。我拿袖子擦了，又掉下來，又擦，又掉。
到了超市，我站在門口沒進去。趙姐在里面看見我，出來問我咋了。
我說沒事，風迷了眼。
她看了我一眼，沒再問了。
那天上班我一句話都沒多說。掃碼、收錢、找零，機械地重復。有顧客跟我說話我也回，但回了就忘，記不住說了什么。
下班的時候趙姐攔住我。
“周敏，明天你休息一天吧。我幫你頂班。”
“不用——”
“不是跟你商量，是通知你。”趙姐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回去好好歇歇。”
我沒再推了。
回到家，劉建國不在。
劉念也沒回來。
我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電視開著，跟那天晚上一樣。茶幾上什么都沒有，干凈得反光。
我突然想起今天是周幾。周三。劉念的學校周三下午沒課。她應該在學校，但她沒去學校，她請了六天假。
她到底在外面跑什么？
我拿出手機，想給她打電話，又放下了。她說讓我信她，我就信她。
到了晚上八點多，劉念回來了。
她進門的時候臉色不太好，眼睛紅紅的，像是哭過。她看見我坐在沙發上，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
“媽，你吃飯了嗎？”
“吃了。”我撒謊。
她去廚房轉了一圈，出來的時候端著一碗泡面。她把泡面放在茶幾上，坐在我旁邊，呼呼地吃。
“媽，明天下午三點，”她邊吃邊說，“你把離婚協議準備好，我陪你去。”
“去哪？”
“民政局。”
“去民政局干什么？”
劉念放下筷子，看著我。她的眼神很復雜，有心疼，有憤怒，有一種我說不上來的堅定。
“媽，你信我嗎？”
“信。”
“那就別問了。明天下午三點，民政局門口見。帶上協議。”
她吃完面，端著碗去廚房洗了。我聽見水龍頭嘩嘩響，聽見碗和碗碰撞的聲音，聽見她把碗放進碗柜里的聲音。
然后她走到我面前，彎下腰，抱了我一下。
“媽，快了。”
她回了房間，關上了門。
我坐在沙發上，看著茶幾上那碗泡面的殘渣。湯已經涼了，面上飄著一層紅油，凝住了。
劉建國什么時候回來的我不知道。我回房間的時候他已經躺在沙發上了，被子蓋到下巴，臉朝著沙發靠背，不知道睡著了還是沒睡著。
我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
明天就是第六天了。
04
第六天，周四。
早上我醒得很早，五點半就醒了。窗外天還沒亮透，灰蒙蒙的，像是蒙了一層紗。
我起來煮了粥，炒了兩個菜。西紅柿炒雞蛋，清炒小油菜。都是劉念愛吃的。
粥熬好了，我把火關了，讓粥在鍋里悶著。
劉建國從沙發上起來的時候我在擺碗筷。他站在客廳中間，穿著皺巴巴的睡衣，頭發亂糟糟的，臉上有枕頭壓出來的印子。
“老婆，”他說，“今天念念說要帶我們去民政局？”
“嗯。”
“去民政局干什么？”
“你去了就知道了。”
他沒再問了。他去衛生間洗漱，我聽見水龍頭嘩嘩響，聽見他咳嗽了兩聲，聽見電動牙刷嗡嗡的聲音。
這些聲音我聽了二十年。每天早上都一樣，一樣的水聲，一樣的咳嗽，一樣的嗡嗡聲。我以為我會聽一輩子。
現在看來，不一定了。
劉念八點出了門。
她走之前在我門口貼了最后一張便利貼，上面寫著“第一天”。
然后她站在我面前，看著我。她今天穿了件白襯衫，頭發放下來了，披在肩膀上。她很少穿白襯衫，說太正式了。
“媽，你今天別去上班了吧？”
“請好假了。”
“嗯。下午三點，民政局門口。帶上協議。”
“念念——”
“媽，”她笑了笑，“沒事的。有我在。”
她走了。
我在門口站了一會兒，看著樓道里空蕩蕩的樓梯。樓下有人在上樓，腳步聲一下一下的，越來越近。
是婆婆。
我不知道她怎么來的。她從鄉下坐了兩個小時的班車，又轉了公交車，一個人摸到了我們家門口。
她站在門口，手里提著一個塑料袋，里面裝著幾個雞蛋。她的頭發全白了，比上次見到她又老了不少。
“媽，您怎么來了？”
“我不能來？”她推開我進了屋，把雞蛋放在茶幾上，一屁股坐在沙發上。“建國呢？”
“出去了。”
“去哪了？”
“不知道。”
婆婆看著我，上下打量。她的眼神跟以前一樣，挑剔的，不滿意的，像是在看一件不合格的商品。
“周敏，我問你，你要跟建國離婚？”
我沒說話。
“你說你多大的人了，離了婚你上哪去？你那個超市一個月三千塊錢，你能養活自己？念念還在上學，你讓她怎么辦？”
我站在廚房門口，手扶著門框。
“我告訴你，”婆婆的聲音大了起來，“建國養家不容易，他那個店起早貪黑的，你在家帶孩子不是應該的嗎？男人在外面有個相好的怎么了？你又沒給他生兒子！”
最后那句話像一把刀，從我的胸口扎進去，從后背穿出來。
我又沒給他生兒子。
這句話我聽了十九年。劉念出生那天，婆婆在醫院看了一眼，說了一句“是個丫頭啊”，然后就走了。那之后的每一年，她都會在過年的時候提一句“明年再生一個”，提了十幾年，直到我過了四十歲，她才不提了。
她不提了，但劉建國提了。他說“再生一個吧”，我說“我都多大年紀了”，他說“試試唄”，我說“試什么試”。
我沒給他生兒子。
所以他去找了別人。一個能給他生兒子的年輕女人。
“媽，”我開口了，聲音比我預想的要平靜，“您說的對，我沒生兒子。但他跟別人生了兒子，那是重婚罪。”
婆婆愣了一下。
“您知道重婚罪要判幾年嗎？”
她張了張嘴，臉上的表情從憤怒變成了慌張。
“你……你威脅誰呢？”
“我沒威脅誰。我就是告訴您一個事實。”
婆婆站起來，嘴唇哆嗦了兩下，罵了一句“你什么東西”，拿起茶幾上的雞蛋，走了。
門“砰”地關上了。
我蹲在廚房地上，抱著膝蓋，哭了。
不是因為婆婆的話有多傷人。這些話我聽了十九年，早該習慣了。我哭是因為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家我待了二十年，到頭來在他們眼里，我只是一個“沒生兒子的女人”。
我付出的一切——辭了工作帶孩子，起早貪黑做家務，在超市一站就是八個小時腿腫得跟蘿卜一樣——所有這些，在他們眼里，比不上一個帶把的孩子。
我哭了大概十分鐘，然后站起來，洗了把臉，把粥熱上了。
劉建國什么時候回來的我不知道。我坐在沙發上等劉念回來，他在陽臺上抽煙，一根接一根。煙霧從陽臺飄進來，飄到客廳里，嗆得人想咳嗽。
下午兩點，劉念還沒回來。
我給她打了個電話，沒接。又打了一個，還是沒接。
我開始慌了。
兩點十分，她回了條消息：“媽，別怕。馬上到。”
兩點半，我出了門。
離婚協議裝在包里，疊得整整齊齊的。我出門之前又看了一遍，那些字我已經能背下來了。
劉建國跟在我后面，走得很慢。
“老婆，念念到底要干什么？”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跟她說好了什么？”
“我沒有。”
他不信，但他不敢再問了。
我們在小區門口等了一會兒。天氣很好，太陽很大，曬得人發暈。我站在樹蔭底下，劉建國站在太陽底下，襯衫后背濕了一大塊。
兩點五十分，一輛出租車停在我們面前。
劉念從車上下來。她不是一個人。
05
劉念身邊站著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
那個女人穿得很正式，深藍色的西裝裙，黑色高跟鞋，手里拿著一個公文包。頭發盤在腦后，戴著一副金絲眼鏡，看起來很干練。
“媽，這是王律師。”劉念介紹說，“王阿姨的女兒。”
王律師沖我點了點頭，笑了笑。
“周姐，念念跟我說了您的情況。”
我有點懵，不知道說什么好。
劉念從包里拿出那個牛皮紙信封。那個信封我見過好幾次了，一開始是扁的，后來鼓了，現在又扁了，好像里面的東西被拿出來過。
她把信封遞給我。
“媽，你先看這個。”
我接過信封，手有點抖。我拆開信封，里面是一沓文件，大概有七八頁紙。
最上面是一份轉賬記錄。
劉建國名下的一張銀行卡，過去三年每個月固定轉出三千塊錢，收款人叫李芳。一年三萬六，三年十萬零八千。時間都在每個月的五號到十號之間，從來沒有斷過。
第二頁是一份租房合同。
承租人是劉建國，出租方是一個叫張德明的房東，房子在城南的一個小區里，兩室一廳，月租金一千五。劉建國是擔保人。
第三頁是一份通話記錄。
劉建國的手機號跟李芳的手機號，過去一年通話次數平均每天三次以上。有時候是早上七八點，有時候是深夜十一點以后。最長的通話時長四十七分鐘。
我一頁一頁往下翻。
手越來越抖。
每一頁紙都像一塊磚頭，壓在我胸口上，壓得我喘不過氣。
這些事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每個月給那個女人轉錢，不知道他給那個女人租房子，不知道他每天跟那個女人打那么多電話。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翻到最后一頁。
是一張紙，上面只有一行字。是劉念的筆跡，她的字寫得不好看，從小到大都被老師說不工整，我盯著這行字看了很久。
一個一個字地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