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揭秘，“千面人”奧特曼

智東西
編譯 | 佳揚
編輯 | 云鵬

智東西4月7日消息，據《紐約客》報道，縱觀OpenAI CEO薩姆·奧特曼的職業生涯，“不誠實”與“操縱人心”的指控始終如影隨形。在資金與權力的誘惑面前，他多次通過文字游戲、暗箱操作等方式，突破自己此前許下的各項承諾。

這一指控并非空穴來風，奧特曼的同學亞倫·斯沃茨，在2013年自殺前不久曾向幾位朋友警示，稱奧特曼“是個反社會人格者。他什么都做得出來。”

微軟一位高管則直言，奧特曼慣于“歪曲事實、歪曲真相、重新談判、違背協議”；前OpenAI研究員溫賴特也評價道，“他設計的制度，看似會約束未來的自己，但當約束真正生效時，他會毫不猶豫地重寫規則”。

奧特曼的說服能力甚至被同行形容為“現實操控”，一位曾與其共事的科技高管表示：“他的說服力近乎‘心靈控制’，遠超常人。”

《紐約客》耗時18個月，深度訪談了一百多位熟知奧特曼商業運作邏輯的核心知情者，還獨家獲取了兩份此前從未對外披露的關鍵文件。

一份是前首席科學家伊利亞·蘇茨克維爾整理的逾70頁內部備忘錄，匯集了Slack聊天記錄、人力資源檔案及管理層會議紀要，直指奧特曼的不當行為；

另一份則是現任Anthropic CEO達里奧·阿莫迪在OpenAI任職期間留下的200多頁私人筆記，詳細記錄了他對公司治理及奧特曼行為的觀察與質疑。

在多方知情者的交叉敘述中，奧特曼的人物形象愈發矛盾：其一，是深入骨髓的取悅欲，驅使著他渴望在任何場合都成為人群中備受青睞的焦點；

其二，則是對欺騙行徑可能引發的連鎖惡果，始終抱持著一種近乎反社會人格的漠然。

（紐約客用AI做了一張圖，以形象地描述文章所傳達的意思）

一、“沒有必要形成正式書面文件”

2023年11月那場閃電式解雇后，獨立新董事會介入監督調查。但新當選的成員包括前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前Facebook首席技術官布雷特·泰勒，均是在與奧特曼密切溝通后確定的人選。

2024年3月，OpenAI宣布“免除奧特曼責任”，但并未公布完整調查報告，僅在官網發布了一份約800字的聲明，承認公司內部曾出現“信任破裂”。多位參與調查的人士透露，整個調查并未形成書面報告，結論僅以口頭形式向董事會成員匯報，并主要在薩默斯和泰勒之間溝通。

“審查并沒有得出‘薩姆是品行典范’的結論，”一位接近調查的人士表示。相反，調查的重點似乎并不在于厘清其誠信問題，而更傾向于排查是否存在明確的違法行為；在這一標準下，奧特曼被認定可以繼續擔任CEO。知情人士稱，不形成書面報告的決定，部分參考了薩默斯與泰勒私人律師的建議。對此，薩默斯拒絕置評；泰勒則表示，基于口頭匯報內容，“沒有必要形成正式書面文件”。

信息披露的缺失引發了內部持續不滿。多位現任及前任員工表示對此“震驚”。奧特曼則稱，相信所有新任董事都已聽取相關口頭簡報。但一位直接知情人士反駁稱：“這完全不屬實。”部分董事會成員也私下表示，圍繞調查真實性的爭議仍在發酵，甚至可能“需要再次啟動調查”。

缺乏書面記錄的直接后果，是相關指控的外部影響被顯著削弱。與此同時，奧特曼在硅谷的影響力反而進一步鞏固。多位曾與其共事的投資人透露，他在資本網絡中的控制力極強：一旦投資人押注OpenAI的競爭對手，往往會被排除在其后續項目之外。“如果你投了他不喜歡的項目，就很難再進入他的圈子，”一位投資人直言。

這種權力不僅來自公司本身，也延伸至其龐大的個人投資版圖，甚至滲透到私人關系層面。多位知情人士稱，奧特曼與部分前任伴侶存在復雜的共同投資或資金往來關系，如共同管理基金、聯合領投等。在硅谷，這類“關系—資本”交織并非孤例，但其所形成的綁定效應不容忽視。“這會帶來高度依賴，”一位接近奧特曼的人士表示，“很多時候，這種依賴是長期甚至近乎終身的。”

二、從非營利走向營利，“一切更像是圍繞融資不斷變換的敘事策略”

OpenAI創立之初對外反復強調：不會為了速度犧牲安全，其章程甚至將“造福人類”寫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義務。

在這一敘事下，奧特曼向早期員工承諾，OpenAI將始終保持純粹的非營利屬性。為了加入，公司工程師普遍接受大幅降薪；資金則主要來自捐贈，包括來自“開放慈善”（Open Philanthropy）的3000萬美元。這家機構是有效利他主義的重要資助方，長期支持如向貧困地區發放蚊帳等項目。

阿莫迪多年來持續記錄奧特曼與布洛克曼的決策與行為，并將相關內容整理成一份題為《我在OpenAI的經歷》（副標題“私密：請勿分享”）的文檔。一份超過200頁、圍繞阿莫迪整理的材料——包括個人筆記、內部郵件與備忘錄，已在硅谷小范圍流傳，但此前從未對外公開。

早在2018年，阿莫迪就開始質疑創始團隊的動機。“一切更像是圍繞融資不斷變換的敘事策略，”他在筆記中寫道，“OpenAI需要一份清晰的邊界說明：它究竟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以及它如何讓世界變得更好。”彼時，公司已經提出“確保通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類”的使命宣言，但在阿莫迪看來，這一表述對具體決策意味著什么，依然模糊不清。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他在2018年主導起草公司章程時，力推加入一項近乎“反商業”的核心條款：如果其他“價值觀一致、以安全為先”的團隊率先接近AGI，OpenAI應停止競爭，轉而提供協助。按照這一邏輯，若Google率先實現安全的通用人工智能，OpenAI甚至可以解散，并將資源轉移給對方。在傳統商業框架下，這幾乎是一項不可想象的承諾；但在當時的OpenAI內部，這恰恰被視為其區別于典型科技公司的根本標志。

然而，這份理想主義的章程，在2019年春季遭遇了嚴峻考驗。當時，OpenAI正與微軟洽談一筆高達10億美元的投資合作。彼時，內部安全團隊已對交易條款產生擔憂，擔心外部資本會凌駕于既有道德承諾之上。阿莫迪向奧特曼提交了一份安全優先級清單，將保留“合并與協助”條款列為首要條件。奧特曼最初表示同意，但在交易臨近落地時，合同中卻新增條款，賦予微軟阻止OpenAI進行任何合并的權力。

“章程的80%被背叛了。”阿莫迪回憶稱。當他當面質詢時，奧特曼否認該條款存在，直到他逐字朗讀并指向合同文本，才由其他同事確認。奧特曼事后表示對此沒有印象。此后，雙方矛盾持續升級：包括奧特曼曾指控阿莫迪兄妹“策劃政變”，又在對質中否認說過相關表述。

裂痕最終走向分裂。2020年，阿莫迪、其妹妹丹妮拉以及多名核心成員離開OpenAI，創立了Anthropic，成為今日最直接的競爭對手之一。

今天，Anthropic在一篇博客中宣布，其年化收入（指ARR，根據近期實際收入推算出的全年收入規模）已突破3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063.7億元），實現對OpenAI的反超，后者最新的年化收入為25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718.52億元）。

三、安全項目“運行在性能最弱、最老舊的集群上”

奧特曼此后持續強化OpenAI“安全優先”的對外敘事，尤其是面對潛在招聘對象時。2022年末，四位計算機科學家發表論文，聚焦“欺騙性對齊”風險：即當模型足夠先進時，可能在測試階段刻意“表現良好”，而在實際部署后轉而追求自身目標。這類設想一度被視為科幻，但已有實驗在特定條件下觀察到類似跡象。

論文發布數周后，奧特曼主動聯系了其中一位作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博士生，表示自己對AI失控風險的擔憂正在加劇，并考慮投入10億美元解決這一問題，甚至設想設立全球性獎項以推動研究。盡管這名學生此前“聽說過一些關于薩姆的傳聞”，但最終仍被這一承諾打動，選擇休學加入OpenAI。

轉折出現在2023年春季的內部討論中。奧特曼不再提及外部獎項計劃，轉而推動組建內部“超級對齊團隊”。公司隨后發布聲明稱，將拿出“至今累計計算資源的20%”支持該項目，按業內估算，這一投入規模可能超過10億美元。聲明同時強調，如果對齊問題無法解決，通用人工智能（AGI）可能帶來“人類失去控制，甚至滅絕”的風險。與Ilya共同領導該項目的萊克直言，這一承諾“在留住頂尖人才方面非常有效”。

但多位參與者的說法顯示，承諾與實際投入之間存在明顯落差。四位與該團隊直接或間接相關的人員透露，最終分配到“超級對齊”的計算資源僅占公司總算力的1%至2%。一位研究員進一步指出，大部分相關實驗“運行在性能最弱、最老舊的集群上”，而更先進的硬件則被優先用于商業化項目。（OpenAI對此說法提出異議。）萊克曾就資源問題向時任首席技術官Mira Murati反映，但得到的回應是不要繼續追究——這項最初的投入承諾，從一開始就難以落地。

同一時間，OpenAI的高管與董事會成員已逐漸意識到，奧特曼的隱瞞與欺騙行為，可能正悄然威脅著公司產品的安全底線。

2022年12月的一場內部會議上，奧特曼向董事會成員作出明確保證，即將推出的GPT-4模型中，多項核心功能均已通過安全委員會的審核批準。然而，董事會成員、人工智能政策專家托納隨即提出查看相關審批文件的要求，一番核查后發現，其中兩項最具爭議的功能：允許用戶針對特定任務對模型進行“微調”，以及將模型部署為個人助理，實則并未獲得安全委員會的批準，奧特曼的表述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

此外，在奧特曼長達數小時的董事會匯報中，始終絕口未提一件關鍵事：微軟在尚未完成必要安全審查的情況下，已在印度市場擅自發布了ChatGPT的早期版本。

GPT-4發布后，萊克給董事會成員發了一封電子郵件。他在郵件中寫道：“OpenAI已經偏離了其使命。我們把產品和收入放在首位，其次是人工智能能力、研究和規模化，而將協調和安全放在最后。”

四、“中國已經啟動了一個‘通用人工智能曼哈頓計劃’”

根據聽眾的不同，奧特曼會用類比來鼓勵人們加快步伐或保持謹慎。

在2017年夏天與美國情報官員的一次會議上，他聲稱中國已經啟動了一個“通用人工智能曼哈頓計劃”，而OpenAI需要數十億美元的政府資助才能跟上步伐。當被追問證據時，奧特曼說：“我聽說過一些事。”在其中一次會議后，他告訴一位情報官員，他會提供證據。但他最終沒有兌現承諾。這位官員在調查了所謂的中國項目后得出結論，沒有證據表明該項目存在：“這只是一個推銷手段。” 但奧特曼表示，他不記得自己曾以這種方式描述過中國的努力。

奧特曼在Y Combinator（著名軟件工程師保羅·格雷厄姆聯合創辦的“創業孵化器”）首批創業者中的一位同班同學是亞倫·斯沃茨，一位才華橫溢卻飽受困擾的程序員，他于2013年自殺身亡，如今在許多科技圈內被奉為一位智者。斯沃茨在去世前不久曾向幾位朋友表達了對奧特曼的擔憂。“你必須明白，薩姆永遠不可信賴，”他告訴其中一位朋友，“他是個反社會人格者。他什么都做得出來。”

“他歪曲事實、歪曲真相、重新談判、違背協議，”微軟一位高管說道。今年，在OpenAI重申微軟為其”無記憶AI模型”獨家算力提供商的同一天，它宣布了與亞馬遜高達500億美元的協議，由后者擔任其”Frontier”AI Agent平臺的獨家經銷商。微軟隨后公開暗示可能提起法律訴訟。

與外界對“技術領袖”的刻板印象不同，多位接近奧特曼的人士指出，他并非典型的工程型天才，在編程或機器學習領域也不以深厚功底見長。部分工程師回憶，他甚至會混淆基礎技術概念。

OpenAI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賴其對資本與頂尖人才的整合能力。這更像是一位商業操盤手，而非技術發明者。真正引人注目的，是他對復雜利益關系的整合與說服能力：他可以同時讓持不同立場的工程師、投資人乃至公眾，相信各自的優先級同樣是他的優先級；當這些人試圖阻止他推進下一步時，他往往已經在時間差中完成布局。“他設計的制度，看似會約束未來的自己，”前OpenAI研究員溫賴特評價道，“但當約束真正生效時，他會毫不猶豫地重寫規則。”

這種能力，甚至被一些同行形容為“現實操控”。一位與其共事過的科技高管表示：“他的說服力近乎‘心靈控制’，遠超常人。”在人機博弈的經典假設中，人類往往難以戰勝高性能AI；而在他看來，奧特曼在內部權力博弈中的表現，某種程度上“像是在觀看一個AGI掙脫約束”。

不少受訪者將他視為這一代最強的“敘事推銷員”。他的偶像喬布斯曾被認為擁有“現實扭曲力場”，但即便是喬布斯，也未曾將產品選擇上升到道德甚至生死的層面。早在2008年，Paul Graham就對年僅23歲的奧特曼做出判斷：即便把他“空投到食人族島嶼”，五年后也會成為統治者——這種評價并非基于當時的成就，而是源于其極強的意志力與適應能力。

結語：奧特曼還值得信任嗎？

這篇調查報道認為，OpenAI多年來以“造福人類”的宏大敘事構建社會信任，以“安全優先”的鄭重承諾吸納頂尖人才，但這一切更像是圍繞融資需求不斷調整的敘事策略，而非堅守不變的核心原則。

在文章的敘事中，奧特曼并非傳統認知里深耕技術的天才，而是一位精通推銷、極具說服力，且為了攫取權力、募集資金可以隨意打破規則的“商人”。

他最精妙的話術，莫過于精準利用了人們對AI末日的恐懼，進而說服整個世界：既然這項技術有可能毀滅人類，那么他，就是那個最適合將其研發出來、掌控起來的人。

當理想敘事與商業利益碰撞，奧特曼的誠信度也隨之打上問號——這樣的他，還值得行業與公眾信任嗎？

來源：紐約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