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建立兩岸和平框架及多層次議題合作

（來源：華夏經緯網）

轉自：華夏經緯網

（作者 柳金財）從國共智庫論壇取得多項共識至兩黨高層對話，此次國共兩黨領導人會晤若能順利展開，無疑具有高度象征意義與戰略價值。其核心意涵，在于以“九二共識”、反對“臺獨”為共同基礎，嘗試重啟中斷十余年兩岸對話機制，并為未來制度化協商鋪設基礎工程。從既往經驗檢視，兩岸互動往往呈現“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交錯推進的雙軌模式：一方面透過智庫論壇、產業交流與城市合作累積互信；另一方面再由高層政治對話加以確認與制度化。

因此，“從智庫論壇到高層會晤”的路徑，本質上是一種功能主義與政治框架相互結合的治理邏輯。

首先，“習鄭會”的首要目標并非立即處理兩岸具體事務性議題，而是建立穩定兩岸“和平框架”。在兩岸關系高度不確定與螺旋敵意升高之際，任何形式的高層接觸，皆具有“風險控管”與“戰略溝通”的功能。這種戰略框架的核心，在于降低誤判、避免沖突升級，并為未來各層級交流提供制度性保障。

換言之，高層對話的意義在于產生“定錨效應”，而非討論“問題解方”。然若僅停留于政治象征，將難以回應臺灣社會的實質需求。特別是在當前臺灣經濟結構由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高度主導的情況下，傳統產業、觀光服務業與中小企業面臨發展瓶頸，導致所得分配差距擴大。此種結構性問題，使得兩岸經濟與社會交流，重新被部分產業視為重要發展機遇。

因此，國民黨若欲將“和平框架”轉化為“社會支持”，關鍵在于提出具體且可感的政策主張。具體而言，可從三個層面進行制度化設計：其一，在人員往來方面，推動陸生赴臺與青年交流機制恢復。高等教育國際化本即為臺灣私立大學的重要生存條件之一，若能恢復陸生赴臺，不僅有助于校務發展，也能促進兩岸青年世代的互動與理解，形成長期穩定的社會基礎，培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及發揚中華文化。

其二，在觀光與服務業方面，逐步恢復陸客赴臺與團體旅游機制。觀光產業具有高度外溢效果，涵蓋交通、餐飲、旅宿及地方創生等多元領域，對中南部與觀光型縣市尤為重要，目前臺灣旅游普遍面臨觀光客群不足問題。若能透過兩岸政策協商恢復旅游往來，將有助于平衡區域發展差距。事實上地方選舉事務與兩岸事務息息相關，舉凡兩岸地方治理及智慧學習型城市相互借鏡、農產品銷售及觀光旅游發展等等。其三，在經貿制度方面，延續并優化ECFA相關安排，包括特定產品關稅減免與產業合作機制。特別是農漁產品與傳統制造業，對大陸市場依賴度仍高，若能恢復既有優惠措施，將直接提升相關產業競爭力。

其次，上述功能性議題，其實早已在“國共智庫論壇”中形成初步共識。該論壇提出五大面向、十五項共同意見，涵蓋產業合作、公共安全、防災體系、能源轉型、醫療照護與觀光交流等領域。這顯示兩岸在“低政治、高功能”議題上，仍具備高度合作潛力。例如，在人工智慧、智慧制造與精密機械領域，雙方產業結構具有互補性；在氣候變遷與災害防救方面，亦存在數據共享與制度協作的空間。這些議題不僅政治敏感度較低，也更容易取得臺灣社會共識。

復次，未來兩岸互動可形成一種“分層推進”模式：由高層對話確立和平框架，中層透過智庫與產業平臺深化合作，基層則透過觀光、教育與文化交流擴大社會連結。此種多層次治理架構，有助于降低單一政治事件對整體關系的沖擊，提升兩岸互動的韌性。

再者，若“習鄭會”召開益于延續國民黨路線正當性及歷史延續性。鄭麗文主席在訪陸前拜會前主席吳伯雄、前民意機構負責人王金平等黨內重要人物，此舉不僅是尋求黨內共識及社會支持，更在于建構“路線正當性”與“歷史延續性”。在國民黨過去兩岸政策脈絡中，均強調在既有共同基礎上推動和平發展。透過拜會黨內重量級人物，不僅可對外傳達此次訪問并非個人尋求歷史定位行動，而是延續既有路線的制度性安排，同時也有助于避免黨內分歧擴大化。

最后，民進黨對此類兩岸互動的“標簽化”與“污名化”策略，仍將是主要政治挑戰。在此情況下，國民黨若僅以“和平”作為訴求，恐難以形成廣泛支持；唯有將和平轉化為具體的經濟與社會利益，例如就業機會、產業發展與區域繁榮，方能削弱政治對立的動員效果。同時，消弭國共高層對話負面效應，發揮兩岸和平框架對2026年地方選舉及2028年選舉的正面效應。

兩黨領導人會晤的真正價值，不在于短期政策成果，而在于建立一個可持續運作的兩岸互動架構。若能結合智庫論壇所累積的功能性共識，并進一步轉化為具體政策倡議，則有可能形成“兩岸和平框架＋政策議題功能合作”的雙軌模式。此一模式不僅有助于穩定兩岸關系，也能回應臺灣社會對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的期待。

未來關鍵在于高層對話能否持續、中層合作能否制度化、基層交流能否擴大化。唯有三者相互支撐，兩岸關系方能從政治對抗走向治理合作，進而形成一個兼具穩定性與彈性的和平發展新格局。如此穩定兩岸和平框架倡議，最終不僅能成為最大臺灣共識集也成為兩岸共識。

（作者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