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陳獨秀去世前，無米下炊不肯動巨款，囑咐妻子：可從速改嫁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先生在重慶市江津縣的老宅里與世長辭，自此青史留名，數人為之哀哉。

臨終前，陳獨秀將妻子潘蘭珍叫至床前，看著這個陪自己走到人生盡頭的女人，心中自是憐惜愧疚，但有兩件事他不得不叮囑與她：

你還年輕，若是遇到合適的人你可從速改嫁，但需得自立自強，不可依附他人而活；我走之后，切記莫拿我的名聲去賣錢。

潘蘭珍看著瘦骨嶙峋的丈夫已在彌留之際，難掩心中悲痛，但也點頭答應丈夫遺言，最終陳獨秀先生撒手人寰，享年63歲。

潘蘭珍

共有三任妻子，與潘蘭珍比鄰而識

潘蘭珍在陳獨秀離世那年不過34歲，比先生整整小了29歲，在她之前，先生曾有過兩任妻子，婚姻頗多變故。

陳獨秀的第一任妻子名為高曉嵐，在父母撮合之下結為夫妻。

高曉嵐是典型的舊時代女子，思想封建傳統，在她的意識里，她的一生就是要相夫教子，依附丈夫而活。

但陳獨秀數次求學日本，接受資產民主主義思想，是前衛的革新人物，他的想法妻子無法理解，妻子的封建傳統也讓他日益厭棄。

高曉嵐

兩人思想上的不合在日益相處中逐漸凸顯，久而久之變成了無法消解的矛盾和隔閡。

最終在成婚五年后以分手告終，當時他們已育有三兒兩女，但這并不能改變他們的結局。

陳獨秀的第二任妻子是北京女子師范學校的高君曼，她漂亮，有學識，陳獨秀在她身上也找到了久違的精神上的共鳴。

高君曼陪伴陳獨秀走過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革命歲月，但是因為個性原因，二人還是以分手告終。

高君曼

和第三任妻子潘蘭珍相識之時，陳獨秀正處于一生中的黑暗時刻，二個兒子相繼被殺害，原配因病而終，而他也被國民黨當局以三萬重金懸賞追捕。

為了躲避通緝，陳獨秀在上海租了一間簡陋的房子，隱姓埋名，化名為“李先生”，如同一個普通人一般活著。

他租的房子恰好在潘蘭珍居住的房子的后面，兩個人成了鄰居，也因此熟悉起來。

潘蘭珍比陳獨秀小29歲，雖然年齡不大，但命運坎坷，任誰聽完都不禁唏噓一番。

1908年，潘蘭珍出生在江蘇通州，家境貧困，一家人僅靠幾畝薄田為生。

為了謀生，四歲那年，潘蘭珍跟著父母從通州逃到了上海，幾口人租了一間簡陋的小房子就此安頓下來。

沒了田地，一家人自然要想辦法掙錢，潘蘭珍父親走運在一家煙草公司干起了裝卸工的工作，她母親由于沒有一技之長，只能去撿垃圾獲得些許收入。

有了弟弟妹妹以后，家中更是入不敷出，很長一段時間都過著吃了上頓沒下頓的生活。

十三歲那年，潘蘭珍作為童工進入到一家紗廠工作，雖然收入不多，但在一家人的努力下，他們的生活也在慢慢變好，不再有連飯都吃不飽的窘迫，但是命運卻沒有眷顧這個年輕的姑娘。

十七歲那年，潘蘭珍出落的亭亭玉立，在廠里做工時便常被工頭們騷擾，后來慘被一流氓工頭強暴，懷孕生下一個孩子，但沒過多久，孩子就夭折了。

他們一家人勢單力薄，在上海也沒人撐腰，遭遇了侵犯也不敢聲張，只得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為了不再遭受這種非人的折磨，潘蘭珍自己搬到了熙華德路的一間房子里住，和陳獨秀偶然成了鄰居。

因為住得近，陳獨秀和潘蘭珍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交集。

第一次見陳獨秀，潘蘭珍便知他和他們這些人不一樣，一身長衫，一看就是讀過書的人，和這“貧民窟”格格不入。

打那時起，潘蘭珍便不可避免地關注起他來。

知道巷子里許多人沒有讀過書，不識字，陳獨秀閑暇之時便會給他們講一些文化知識，時間久了，巷子里都知道這里住了一位讀書人。

得知潘蘭珍的遭遇以后，陳獨秀非但沒有瞧不起她，反而對她同情憐惜，空閑的時候還會教她讀書寫字。

而潘蘭珍瞧著陳獨秀自己一個人生活，無人照料，平時也會幫他洗衣做飯。

時間久了，兩人便生出不一樣的情愫，那年陳獨秀51歲，潘蘭珍22歲，他們開始了同居生活，但是潘蘭珍除了知道他叫“李先生”外，其他一無所知。

得知丈夫身份，獄中相守

到了這個年紀，他們在乎的早已不是風花雪月的浪漫愛情，平淡的陪伴才更撫人心。

潘蘭珍不識字，陳獨秀閑暇時便教她讀書寫字，給她講解各種哲學道理，雖是伴侶，但更像是一個長者一樣，對她諄諄教導。

而潘蘭珍就負責上班賺錢，照顧陳獨秀的生活起居，雖然兩人之間有著不小的差距，但生活的意外和諧。

同居許久之后，潘蘭珍一直沒有懷孕，生活中總覺得缺少了什么，為了不給自己留下遺憾，征得陳獨秀的同意之后，潘蘭珍領養了一個女孩，隨她姓為潘鳳仙。

在獄中的陳獨秀

1932年，潘蘭珍帶著女兒回了娘家，等到回到上海以后才發現丈夫意外失蹤，她四處打聽丈夫去了哪里，可是無人可知。

她深知丈夫的為人，知道他不會不告而別，可是她也不知道到底該去哪里找他。

直到1932年10月的一天，潘蘭珍在報紙上看到了陳獨秀被捕的消息，看到照片她才知道，原來自己苦苦找尋的丈夫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因為撰寫了大量的短評和文章，抨擊蔣介石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

那是陳獨秀第五次被捕入獄，最后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徒刑十三年。

知曉丈夫真實身份以后，潘蘭珍才知道丈夫的行為有多么偉大，雖然她讀書不多，沒有受過多大的教育，但她也不是怕死之人，不管他是誰，在潘蘭珍心里，他不過是她的丈夫而已。

于是潘蘭珍放棄了工作，把女兒送到老家托人照顧，將陳獨秀留在家里的書稿都放好，隨后便毫不猶豫地去了南京監獄看望陳獨秀。

她想在他孤勇奮戰的時候，有她陪著總會是好的。

監獄中的陳獨秀看到潘蘭珍之后大吃一驚，也為自己之前的隱瞞感到抱歉。

他向潘蘭珍解釋，隱瞞身份是無奈之舉，并非是不信任她，而是怕給她帶來麻煩。

潘蘭珍此時已不在乎他的身份，她只想伴他左右，與他共度艱難，看著她不離不棄，陳獨秀心生感動，但也怕自己連累到她。

于是陳獨秀一邊吃著潘蘭珍帶來的飯菜，一邊勸她：“你快回去，在上海你還有工作，我現在身處監獄，什么也給不了你，跟著我只能吃苦。”

在這亂世之中，人人都求明哲保身，陳獨秀雖然不舍，但也早已做好潘蘭珍離他而去的打算，能趕到南京監獄來見他一面已算是仁至義盡。

但是潘蘭珍并不是權衡利弊之人，他們夫妻本就應該患難與共，若是害怕被連累就拋棄他獨自離去，她做不到，也不會心安。

后來潘蘭珍就在監獄旁租了一間房子，之后一邊打零工一邊照顧著獄中的先生。

1937年，日軍的飛機開始轟炸南京，陳獨秀所在的牢房房頂都被炸翻，他躲在桌子下才逃過一劫。

陳獨秀深怕炮火會傷及潘蘭珍，所以每次潘蘭珍過來的時候他都會勸她回去南通老家。

但潘蘭珍就是油鹽不進，不管陳先生怎么勸她都說：“我現在是你身邊唯一的親人，我不會離開的，要死就死一起吧。”

就這樣，陳獨秀在監獄里關了五年，潘蘭珍步步不離地照顧了五年，陳先生不能辦的事，都由她跑腿、聯絡和采購。

在她的協助之下，陳獨秀才不用在生活瑣事上花費心思，專注學術，在這五年時間里，陳獨秀專著一部一部地問世。

1937年，因為外界多放抗議和保釋，在壓力逼迫之下，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釋放陳獨秀，他出獄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潘蘭珍一個名分，宣布潘蘭珍為他的夫人。

曾經陳獨秀和兩任妻子都因為種種原因而分開，已至中年的他對感情一事早已看淡。

可是他沒想到會有一人歷經艱辛也堅守在他身旁，這次他也不會離她而去，想和她攜手到老。

從獄中出來以后，蔣介石想邀請他出任勞工部部長，被陳獨秀嚴詞拒絕，后來蔣介石又想給他十萬元，讓他另立黨派，只想陳獨秀能為他所用。

但陳先生不愿舍棄國之大義，只留下一句：“我陳某人絕對干不出這等低三下氣的事。”

后來陳獨秀帶著潘蘭珍到四川江津投靠老朋友鄧仲純。

剛開始他們寄居在朋友的家里，但是鄧太太的“嫌棄”還是讓他們嘗到了寄人籬下的滋味。

一身傲骨的陳獨秀不堪此番“羞辱”，帶著潘蘭珍搬離了鄧家，之后一路輾轉，直到1939年才在石墻院定居下來。

后來陳獨秀的兒子陳松年也帶著祖母來到此處，和他們一起生活，人一多，生活支出自然上漲。

此時的陳獨秀已年近六十，身體越來越差，不能外出掙錢的陳獨秀偶爾也會寫些稿子得些稿費補貼家用，但也生活的捉襟見肘。

雖然生活艱難，但陳獨秀的文人傲氣卻從未被生活磨滅。

來到江津以后，許多的名流、國民黨高官，包括他的好友和學生都想資助與他，但先生始終堅持三個原則：

平時無知交者，不愿無緣受贈；
對于朋友的幫助，禮尚往來，他也會回贈自己的文章或書法；
凡是國民黨高官的資助，一律不接受，國民黨政府的拉攏利誘，也堅決拒絕。

曾經國民政府教育部送來兩萬元的稿費，請陳獨秀編寫一部教材，陳獨秀花費很大精力最終寫成，并命名為《小學識字課本》。

但是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卻認為書名不太妥當，要求改名，陳獨秀卻堅決不改，他覺得這是對他的不尊重，不允許改動，但預支的兩萬元教育部最后也并未收走。

鬧翻之后，陳獨秀堅決不肯用這兩萬塊錢的稿費，潘蘭珍知道丈夫的堅持，所以也很少提起這兩萬塊錢。

可是這畢竟不是一筆小錢，對他們家來說，不僅可以改善生活，連陳獨秀的病情也能得到救治。

在生活窮困潦倒之時，家中已經無米下炊，潘蘭珍思前想后，還是忍不住提出希望暫時動用那筆錢，但是先生卻帶著怒氣說道：“絕不可以，哪怕凍死、餓死，也絕不能動這筆錢。”

從那之后，即使再難，潘蘭珍也再未提起那筆錢，為了補貼家用，潘蘭珍僅有的幾件首飾也賣掉了，生活雖然清貧，但無愧于心。

晚年的陳獨秀

因病離世，臨終前叮囑妻子兩事

后來，陳先生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1942年5月27日，知道自己時日無多的陳先生叫來潘蘭珍，滿眼不舍的看著她：“這一生跟著我，讓你受苦了。”

察覺到丈夫已到彌留之際，潘蘭珍的眼淚早已模糊了雙眼。

聽丈夫說完，潸然淚下：“既然選擇了和你在一起，就沒有什么苦不苦的，能陪伴先生走過這么多年，我早已知足。”

隨后，陳獨秀說出了自己的遺言：“你還年輕，等我走后，你可從速改嫁，安度余生，但需得自立自強，不可過度依賴他人，另外，有一事你一定要切記，莫拿我的名聲去賣錢，那兩萬元切不可用。”說完便撒手人寰。

死前，陳獨秀交代自己的兒子說：“我在南京監獄里的時候，友人贈送了五只古瓷碗，還有我的稿費，這些全部留給她。”

彌留之際，他也在為她以后的生活做打算。

先生去世四天后，他的葬禮在江津的一個小山莊舉行，因家中經濟困難，連操辦葬禮的錢都沒有，衣裳、棺木和墓地都是靠旁人捐贈。

雖是如此，仍有二百多人從全國各地趕來參加先生的葬禮，一代偉人離世，眾人哀之泣之。

先生離世后，潘蘭珍牢記陳獨秀的囑托，從未打著“陳獨秀夫人”的名義去參加任何活動，也從未大肆宣揚自己的身份。

葬禮過后，她去了一家農場工作，雖然收入不高，但也夠用，只是一個人的生活她還是不太適應。

1946年，潘蘭珍兜兜轉轉又回到了上海，并將養女潘鳳仙接到了身邊，重新找了一份做飯的工作，從此母女二人相依為命。

1949年10月，潘蘭珍因子宮癌離世，年僅41歲，按照以前的傳統，陳獨秀死后該與原配高曉嵐合葬，所以潘蘭珍死后并未能與陳獨秀合葬。

但這并代表不了什么，在后輩心里，潘蘭珍早已被肯定。

陳松年提起她時，言語中充滿了懷念和尊重：“她待我父親很好，晚年父親生病時，生活起居全靠她照料，無微不至，我們對她很尊重，尊她為母親，我的兒輩喊她奶奶。”

陳獨秀先生一生歷經黑暗和坎坷，雖然潘蘭珍對他來說不是一個完美的伴侶，但她何曾不是他晚年時光為數不多的慰藉。

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時光，能有潘蘭珍的陪伴，他也不至于太過孤獨。

從萍水相逢到相濡以沫，相知相惜，情深至此，甘苦與共不易，患難相隨更難，或許潘蘭珍的出現，是對先生的另外一種饋贈。

而對潘蘭珍來說，陳獨秀先生也是她一生為數不多的救贖。

參考資料

[1]《文史月刊》，《陳獨秀的婚姻傳奇》

[2]《黨史縱覽》，《陳獨秀的南通妻子潘蘭珍》

[3]《紅巖春秋》，《陳獨秀生命中的最后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