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政府或許曾設想,其出臺的《量刑法案》實際上廢除了短期監禁,這一消息只會引起政治右翼中那些慣常主張“嚴刑峻法”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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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包括具有影響力的刑罰改革游說團體在內的工黨溫和左翼,則會對這種毫無爭議的進步派政策感到歡欣鼓舞。
釋放約12000名包括慣犯在內的輕微罪犯,被認為是展示社區懲罰與康復治療有效性的一個契機。當然,此舉也能為財政部節省數百萬用于維持高昂監獄床位的開支。
事與愿違的是,倫敦南部的克拉珀姆發生了大規模的商店盜竊事件,緊接著周六晚上在米爾頓凱恩斯又爆發了另一起沖突。這些事件實際上讓警察淪為了旁觀者,完美地印證了寬松的城市治安管理所帶來的危險。
就連一向溫和的倫敦市長薩迪克·汗也承諾要實行“零容忍”,盡管外界認為他并沒有真正推行強硬治安措施的意愿。如今,工黨的《量刑法案》無疑觸及了政府一直堅決否認的“破碎的英國”這一敘事的痛點。
警務人員會注意到,一名商店盜竊者往往需要犯下大量罪行才會被判處監禁。這通常涉及多次定罪,且往往伴有暴力等加重處罰的因素。毒品在其中扮演了令人沮喪卻又意料之中的角色,而累犯們出于惡意的決定同樣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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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監禁對這類行為是否有效的爭論,大致沿著意識形態的界線展開。分析人士指出,工黨已經放棄了其支持法律與秩序的工人階級基本盤,長期以來一直傾向于罪犯康復以及解決犯罪的社會驅動因素。
因此,《量刑法案》反映了工黨的一個隱患,批評者認為這是其在應對犯罪問題上根深蒂固的弱點。這也難怪長期倡導非監禁“懲罰”的蒂普森勛爵,如今會被推薦為監獄管理事務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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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蒂普森等改革者來說,他們暴露出的軟肋恰恰是受害者的盲區。刑罰改革倡導者強調非監禁刑罰在長期康復方面的益處,以及監禁帶來的負面后果。他們更習慣于抽象的社會學論證,卻對短期監禁能為社區帶來的喘息之機避而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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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犯罪”等組織估計,10%的罪犯犯下了50%的有記錄罪行。順便一提,該組織同樣對短期監禁的有效性提出質疑。這主要是因為法院下達的判決很少是實際在監獄中服刑的時間:50%的刑期會自動轉為在社區“服刑”,即獲釋后處于假釋狀態。
這種弱點最終會反噬治安管理。如果罪犯知道自己不太可能面臨監禁,他們就幾乎沒有停止犯罪的動力。警方同樣也覺得沒有理由實施逮捕,尤其是在獨立警察行為辦公室等過度熱心的監管機構經常對正常執行公務的警員進行調查的環境下。
再加上市政廳對進步派教條的無盡狂熱、警察監督機構的低效,以及社區警務的嚴重削減,不難看出,倫敦警察局正面臨著一場錯綜復雜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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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美國民主黨控制的城市一樣,英國部分地區正在承受這場進步派刑事司法實驗那完全可以預見的后果。隨著12000名累犯被釋放到英國的街道上,這場實驗的走向無疑變得更加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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