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社會現實主義文學，以失敗告終

高爾基

社會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是三位一體的。

第一，它要能夠吸引受教育程度有限的群眾，要有教導意義，“表現他們革命環境下的真實事件”。

第二，寫作不應該“過于抽象”，它必須是“行動指南”，并包含“歌頌”的基調，因為這可以讓它“無愧于社會主義的偉大時代”。

第三，社會現實主義應當表現出對黨的忠誠，或者“具有黨的頭腦”，這是對科學界“干部決定一切”口號的一種回應。

然而，高爾基意識到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不大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一些大篇幅的項目，如俄國內戰史、工廠的歷史以及關于饑荒的文學是值得從事的，但它們注定是古板的，而不是富有想象力的。因此，高爾基的主要目的是確保蘇聯文學不退回老套的宣傳中去。

社會現實主義的巔峰時期是1935年在莫斯科的圓柱廳舉行的蘇聯第一屆作家代表大會（First Congress of Soviet Writers）。為迎接這次大會的召開，這座大廳里裝飾了莎士比亞、塞萬提斯、普希金和托爾斯泰（這些不朽的文學巨匠似乎都不是資產階級出身）的巨幅畫像。工人和農民的代表扛著生產工具，成群結隊地在會議中走來走去，提醒著蘇聯作家代表他們肩負的“社會責任”。

高爾基發表了一篇模棱兩可的演講。他強調了他對革命中涌現的新興人才的贊同，隨即轉而批評官僚，他說這些人永遠不會知道當作家意味著什么。不過，這一逆耳之言不僅指向作家協會的官僚體制，也指向其他公務機構。

他的言下之意是，社會現實主義必須是真實的，社會主義也一樣，這也是瓦維洛夫在生物學界為之奮斗的要點所在。

事實證明，這次大會上誕生的所有提案都淹沒在了大恐怖的汪洋之中。就在同一年，二十位作家也在烏克蘭遭到槍殺，此前，作家基洛夫已經遇刺身亡。與此同時，所有的圖書館都奉命撤掉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等人的作品。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斯大林開始向文學注入他個人的興趣愛好。斯大林會打電話給帕斯捷爾納克等個別作家，對具體作品作出評判（認可《靜靜的頓河》，反對肖斯塔科維奇的歌劇《姆岑斯克區的麥克白夫人》）。斯大林甚至審閱了L. M.列昂諾夫的《俄羅斯森林》，并用紅色鉛筆加以批改。

斯大林對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干涉則更富有戲劇性。曼德爾施塔姆的文件是維塔利·申塔林斯基在克格勃檔案中發現的最令人動容的一份檔案。曼德爾施塔姆曾在1934和1938年兩次被捕。第二次被捕之時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恰好在他家（她剛從列寧格勒趕來）。曼德爾施塔姆后來被尼古拉·希瓦羅夫審問，審訊內容以他的一些詩作為主，其中包括一首關于斯大林的作品。

問：“你可承認自己犯有撰寫反革命作品之罪？”

答：“我是下面這首反革命詩歌的作者：

我們活著，感受不到國家的存在，

我們說話，聲音傳不到十步之外，

只要在哪里發出悄悄的聲音，

克里姆林宮的山鷹都要將其阻隔殆盡。

手指如同蛆蟲，又粗又肥，

話語重如四十磅的砝碼，

蟑螂般的大眼珠露喜含笑，

兩只長筒靴總是光彩閃耀。

他身邊簇擁著一群細脖子的頭頭，

他就玩弄著這些半人半妖的仆人，

有的吹口哨，有的學貓叫，有的在號哭，

只有他一個人拍拍打打，指天畫地。

他發出的命令如同釘馬蹄鐵掌——

釘向屁股，釘向腦門，釘向眉心或腹股溝，

每判人一次死刑，他就感到愉快，

而且還要顯示出奧塞梯人寬廣的胸懷。”

曼德爾施塔姆還寫過一首反映烏克蘭的一場可怕的饑荒的作品。結果是他被判處流放三年。要是斯大林不曾對文學注入個人興趣并讓逮捕曼德爾施塔姆的人對他進行“隔離保護”的話，他的情況可能會更遭。

1938年，曼德爾施塔姆再次因違反同樣的法律遭到指控。

“這一次的判決是‘隔離’但并不一定需要‘保護’。”此時距離曼德爾施塔姆上一次被流放還沒過去多久，他已然被折磨得消瘦而憔悴，而包括斯大林在內的當局知道他不可能在集中營里活過五年（第二次的刑期）。

判決在8月生效，到了12月，身在臨時營地的他甚至沒有從鋪板上爬起來的力氣。他在12月26日病倒，第二天便溘然長逝。根據克格勃檔案的記錄，有人在他腿上綁了一塊板子，上面用粉筆寫下他的囚犯號碼。然后他的遺體被扔進一輛貨運馬車，運往一處公墓埋葬。六個星期后的1939年2月5日，當他的妻子娜杰日達給他寄去的匯票“因收件人死亡”被退回時，她才得知了這一噩耗。

伊薩克·巴別爾（Isaac Babel）是一位著名的短篇小說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包括《紅色騎兵軍》（1926）和《敖德薩故事集》（1927），描述了他的俄國內戰經歷。他是個猶太人，從未加入蘇聯共產黨。震驚于蘇俄所發生的一切，他在20世紀30年代幾乎沒有從事創作（并因此受到攻擊）。

盡管如此，他仍在1939年5月被捕并從此消失。在整個20世紀40年代，他的妻子都被定期告知，“他還活著，很好，被關在集中營里”。 1947年，她被正式告知，伊薩克將在1948年被釋放。但直到1955年她才得知自己的丈夫已經“在服刑過程中”于1941年3月17日死去。

就連這種說法也是錯的。

克格勃文件還原了真相：他于1940年1月27日遭到槍決。

1937至1938年在知識分子中被稱為葉若夫暴政時期，以克格勃的前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頭子N. I.葉若夫的名字命名。這個詞最初是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發明的，他總是提到希加廖夫暴政，讓人回想起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其中揭發和監視是至高無上的事業）中的希加廖夫。

大恐怖時期遇害的作家、藝術家和學者包括：斯大林的老師兼哲學家揚·斯登、利奧波德·阿韋爾巴赫、伊萬·卡達耶夫、亞歷山大·恰亞諾夫、鮑里斯·古貝爾、帕維爾·弗洛倫斯基、克雷奇科夫·列列維奇、弗拉基米爾·基爾申斯、伊萬·米哈伊洛維奇·別斯帕洛夫、弗謝沃洛德·梅耶荷德、未來主義歷史學家貝內迪克特·利夫希茨以及德米特里·斯維亞托波爾克—米爾斯基公爵。大恐怖時期遇害的作家人數存在爭議，少的有600人，多的有1500人。即使只有600人也相當于蘇聯作家協會會員人數的三分之一。

所有這一切殘暴、偏執狂和對控制的癡迷所帶來的后果是思想的貧瘠。社會現實主義以失敗告終，雖然斯大林終其一生也沒有承認過這一點。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比如工廠的歷史）則無人問津。即使有人讀過它們，也不是為了消遣或尋求啟迪，而僅僅是因為其冷酷的歷史價值。文學領域遭受的浩劫，與心理學、語言學、哲學和生物學所受的摧殘如出一轍。回顧往事，一位真正的作家弗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為這段時期奉上了最好的墓志銘。在一首他早期的未來主義詩歌中，一位人物來到理發店，當被理發師問及想剪什么發型時，他簡單地回答道：“請剪掉我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