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黃花又一年，觸摸英雄義士們的真實溫度

民國元年公祭黃花崗的情境。

多國混血的羅福星既是黃花崗起義的親歷者，也是后來臺灣抗日運動的領袖。

清廷關于黃花崗起義的通緝令，兩張肖像左為起義原定總指揮趙聲，右為徐宗漢女士。

1938年3月29日《救亡日報》關于八路軍代表參加黃花節追悼大會的報道。

1911年農歷三月廿九，黃興率百余名海內外志士強攻兩廣總督衙署，以血肉之軀沖擊千年帝制，這場悲壯的起義被后世稱作黃花崗起義。孫中山曾盛贊此役“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并壽”。2026年3月29日，“碧血黃花——紀念黃花崗起義115周年特展”在廣州市黃花崗公園舉辦，全景式呈現黃花崗起義的歷史背景、悲壯歷程與深遠影響，讓觀眾直觀感受先烈們為民族獨立、國家富強拋頭顱、灑熱血的赤膽忠心。

　　一場匯聚全球華人財力心力的精密聯動　　

展覽分為六大篇章。“我試圖構建一個從宏觀變局到微觀個體，再到精神永恒的敘事閉環，每一篇章都如戲劇的一幕，承擔著特定的敘事功能。”策展人、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武洹宇在接受南都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第一篇章“晚清變局 革命潮起”旨在揭示革命爆發的社會心理基礎：甲午戰敗、戊戌變法失敗及義和團運動后，改良之路徹底斷絕，革命成為唯一的救亡出口。在此背景下，同盟會屢敗屢戰，積蓄力量。1910年，黃興寫下《革命計劃書》，力主從廣州省城、從軍隊入手發動起義，這份手書成為黃花崗起義的重要綱領；同年11月的庇能會議上，孫中山疾呼“破釜沉舟”，海外華僑捐錢、國內志士捐命，黃花崗起義的籌備正式拉開序幕，救亡的烈火也就此匯成辛亥驚雷。

以往很多人只知是在廣州起義，卻不知這是一場全球聯動。第二篇章“全球募款 籌備起義”展示了革命的組織力與國際視野。據武洹宇介紹，這場起義是同盟會歷次起義中募資最巨的一次，孫中山設定的10萬港幣募款目標，最終由全球華人華僑籌得187636港幣，其中加拿大致公堂抵押維多利亞總堂房產獻出1.2萬加元，創下單筆捐款最高紀錄。在香港，黃興、趙聲設立統籌部，分八課協作，在廣州暗布38處秘密機關，起義籌備體系嚴密。而其中，多位女志士的身影尤為動人，徐宗漢將襁褓中的女兒作為掩護運送情報，卓國華扮作新嫁娘將軍火藏于彩轎，宋銘璜、莊漢翹苦心經營起義總指揮部小東營機關，她們以巾幗之軀，智破運輸重關，為起義鋪就了生死之路。“從檳城會議的破釜沉舟到海外華僑的毀家紓難，我們想告訴觀眾：黃花崗起義并非少數人的熱血沖動，而是一場匯聚了全球華人財力和心力的精密聯動。”　　

　　剝離神性，還原人間煙火的英雄本相　　

第三篇章“三月廿九 風云變色”是全展的高潮。1911年4月8日，同盟會會員溫生才刺殺廣州將軍孚琦，引發全城戒嚴，新軍槍械被繳，起義瀕臨流產。黃興在信諾與戰機的兩難中，因順德營的響應密報決定背水一戰，原定十路大軍因信息不暢僅剩四路，最終只有百余名選鋒隊員跟隨黃興出征。起義前，志士們紛紛寫下絕命書，以死明志。農歷三月廿九傍晚，起義軍從東營出發猛攻總督署，卻發現總督張鳴岐早已遁逃，義軍焚衙后遭清軍伏擊，彈雨之中，林文中彈殞命，黃興雙指中彈仍死戰，方聲洞、喻培倫相繼壯烈犧牲，徐維揚部以米袋筑壘血戰一晝夜。這場“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抗爭，雖以失敗告終，卻讓革命的火種燃得更旺。“這是肉體與制度的碰撞。我們用密集史料還原那驚心動魄的一天。當所有籌備完成，卻風聲泄露，志士們是如何抱著必死之心，扣動歷史扳機的。”

起義雖然失敗，但精神如何轉化為推翻帝制的力量？第四篇章“黃花血志 共和新生”，展現了起義背后的精神傳承與歷史回響。起義失敗后，烈士遺骸曝于街頭，清廷欲將其棄于“臭崗”，同盟會會員潘達微冒死奔走，變賣祖屋籌資，聯合廣仁善堂收殮七十二具烈士遺骸，將安葬之地定名“黃花崗”，以彰英魂傲骨。遠在芝加哥的孫中山得知黃興生還后，慨然宣言“天下事尚可為”，通電全球昭革命之志；洪門長老黃三德鼎力籌款，安頓流亡志士；于右任主持的《民立報》突破清廷文網，首次向國內公開起義真相，讓少年毛澤東、周恩來深受震撼，立下救國宏愿。此后，林冠慈炸李準、李沛基誅鳳山，革命星火不斷燎原。僅僅半年后，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千年帝制轟然倒塌，而這一切，都離不開黃花崗志士以碧血鋪就的革命道路。武洹宇說：“這一篇章的邏輯是死與生的辯證。我們展示了烈士的鮮血如何喚醒了沉睡的國民，實現了從起義失敗到共和新生的精神升華。”

在策展人武洹宇看來，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之后，必須回到“人”。在第五篇章“此心此志 巾短情長”，我們能觸摸到革命志士最鮮活、最熾熱的靈魂。展墻上，林覺民的《與妻書》字字泣血，“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他將對妻子的深情，化作對天下人的大愛，從容就義時年僅24歲；方聲洞在《稟父書》中直言“為祖國而死，義所應爾”，25歲的他在激戰中中彈犧牲；喻培倫為研制炸藥失去左手三指，仍身掛300余枚炸彈沖鋒，就義前高呼“頭可斷，學說不可絕”；18歲的余東雄、19歲的郭繼枚，放棄華僑巨富的優渥生活，聯名寫下“但求馬革裹尸以為榮”的絕筆書，長眠于黃花崗上。還有生還后赴臺抗日的羅福星，以及無數姓名湮沒在歷史中的無名烈士，他們用青春與生命，詮釋了“為天下人謀永福”的革命理想。“這一篇章是我最看重的，也是最能打動觀眾的。我們試圖剝離英雄的神性，還原他們的人性，因為偉大的犧牲，往往源于最深沉的愛。”武洹宇如是說。　　

　　跨越百年、凝聚民族情感的碧血豐碑　　

歷史沒有結束，它在當下延續。第六篇章“碧血豐碑 赤心永祀”講述的是百余年來，黃花崗早已成為海內外中華兒女緬懷先烈、凝聚民族情感的精神地標。民國初年，方聲濤、林森等全球募資修建墓園，1921年孫中山主祭并題寫“浩氣長存”，成為黃花崗的精神底色；1923年，中共三大代表在烈士墓前首唱《國際歌》，讓革命精神跨越黨派；1930年，3月29日正式成為中華民國法定“革命先烈紀念日”，抗戰時期，二十萬軍民在黃花崗誓師抗日，黃花崗精神成為全民抗戰的核心符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獲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海峽兩岸交流基地等稱號。從馬英九、洪秀柱等臺灣各界人士的拜謁，到海外僑胞的尋根緬懷，從少先隊員的研學祭掃，到黃花文化節的年年舉辦，百余年里，素菊祭掃從未間斷，革命精神代代相傳。

“黃花崗不僅是一次起義、一座墓園，更是一座革命的宗廟，跨越百年，依然在與今天的我們對話。”武洹宇副教授對南都記者說：“這次的特展不只是在講一場打仗的故事，而是在講一個民族如何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一群年輕人如何用生命詮釋國家道路的故事。”

獨家專訪

　　策展人、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武洹宇：黃花崗起義從來不是一座孤島，而是一條奔涌不息的長河

　　重構記憶，觸摸英雄們的真實溫度　　

南都：你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近現代文化史和公益慈善，過往也策劃過徐宗漢相關的革命主題展覽，這次策展，你是如何將自身研究積累與黃花崗起義的歷史傳播結合起來的？

武洹宇：我對黃花崗起義的關注，最初是源于為烈士收殮遺骸的慈善家潘達微先生，以及他為黃花崗墓園大門設計的骷髏雕塑。正是這一意象，將公益慈善、文化符號與革命精神這三個看似疏離的領域聯結起來。我受教于文化人類學，這門學科教會我如何走進“他者”的內心世界。當我將這種“深描”的方法論引入辛亥革命研究時發現，黃花崗起義的意義遠不止于起義當天的槍聲，更在于后世如何通過紀念、敘事和符號，去重構這段歷史記憶。所以，這次策展我嘗試將人類學系統研究的共情視角，與歷史學“理解之同情”的實證精神相融，不僅為觀眾展示歷史事件的骨架，更試圖還原徐宗漢、潘達微那一代人的血肉與心靈，讓觀眾看到歷史背后，那個時代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劇烈突圍。

南都：這場特展的核心定位是怎樣的？你希望通過展覽傳遞給觀眾什么？

武洹宇：我14歲時第一次讀到潘達微的事跡，這座墓園便成了我精神成長的坐標。因此，當特展確定落地于黃花崗，于我而言，這不僅是一次策展，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還愿”。基于這份私人情感與學術責任，我為展覽確立了雙重定位：在史實層面，我們力求多維、精準，全景式呈現起義百年史事，還原歷史本貌；在精神層面，我更希望打破史料的距離感，讓觀眾感受到“英雄也是普通人”。

研讀喻培倫家書時的觸動，我至今難忘。1905年喻培倫赴日留學后，幾乎每周都會給家中寫信，訴說自己的思考、日常，關心妹妹的學業，還會畫插圖教家人如何佩戴口罩。字里行間，能清晰想見他是一位與父母親密、性格活潑的年輕人。黃花崗起義后，他的家人再未能收到只字片語，余生漫長，唯有石碑仰望。他們并非天生的戰士，而是別人的父親、丈夫、兒子，他們也眷戀生命，卻在歷史的關鍵節點，將所有軟弱藏于心底。他們不是不懼死亡，而是為了讓今天的我們免于恐懼，而選擇直面死亡。

諸如此類的故事還有很多，我希望這些曾深深震撼我、給予我力量的真實溫度，能流淌進更多人的心里。因此，我希望觀眾走出展廳時，帶走的不僅是1911年的歷史知識，更是一場關于信仰與情義的跨時空對話。　　

　　多維拓史，構建立體的民族精神坐標系　　

南都：我們注意到，展覽不僅聚焦林覺民、方聲洞等七十二烈士，還特別致敬無名英烈，同時融入了臺灣志士羅福星的革命歷程，甚至延伸到中共三大代表在黃花崗唱響《國際歌》等歷史瞬間，為何要拓展這些歷史維度？

武洹宇：在我看來，黃花崗起義從來不是一座孤島，而是一條奔涌不息的長河。我希望打破觀眾對歷史的切片式認知，為大家構建一個立體的精神坐標系。具體而言，這三個維度的拓展，對應著我內心深處的三種“看見”。

致敬無名英烈，是為了看見沉默的基石。歷史或許只銘記了七十二個名字，但在他們身后，是無數未留姓名的犧牲者。我深知，即便潘達微先生收殮了那七十二具遺骸，仍有革命者倒在血泊中，無聲無息。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友人，始終在尋找這些無名者的蹤跡，盡管希望渺茫，即便尋得，他們或許也難被正式認定為“烈士”。但我相信，尋找本身，就是一種歷史的良知。沒有這些“無名者”的托舉，那些響亮的名字也會顯得單薄。致敬他們，是對歷史的深沉敬畏。

納入羅福星等臺灣志士的故事，是為了看見兩岸血脈的同頻共振。羅福星是黃花崗起義的親歷者，更是后來臺灣抗日運動的領袖。將他的革命歷程融入展覽，不僅是為了還原史實，更是為了強調一個不可分割的歷史真相：在反抗壓迫、追求民族獨立的道路上，海峽兩岸的命運從未分離。羅福星從大陸到臺灣的足跡，正是革命火種跨越海峽的鮮活見證。這一維度的加入，讓展覽超越了地域限制，升華為跨越海峽的民族大義與家國情懷。

延伸至中共三大與《國際歌》的歷史瞬間，是為了看見革命精神的賡續傳承。很多人認為黃花崗的故事止于1911年，但在我看來，那只是序章。1923年，中共三大代表在瞿秋白、張太雷的帶領下，面向黃花崗烈士唱響《國際歌》，這絕非偶然。這一畫面，象征著革命精神的薪火相傳，辛亥志士的“碧血”，最終化作了后來者追求真理、救亡圖存的信仰基石。這一筆延伸，打通了舊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精神脈絡。我們今日得以擁有更廣闊的視野，正是先輩用生命奠基的地平線。

更讓我感到跨越時空的震撼與慰藉的是，我所在的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系的首任系主任正是瞿秋白，張太雷也在同一時期于此任教。這份奇妙的緣分，讓我在上海大學校園里策劃這場展覽的每一刻，都仿佛能真切聽見歷史的回響。

所以我相信，拓展這些歷史維度，并非簡單的內容加法，而是精神的乘法。我希望觀眾走出展廳時，能帶著關于民族認同、人民史觀與信仰傳承的深刻思考。

南都：展覽中重點呈現兩岸相關的革命記憶，這樣的設計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武洹宇：我們常說“血濃于水”，但在政治的喧囂中，這份情感有時會被消磨。通過展覽重現兩岸的共同革命記憶，我想撥開歷史的迷霧，還原那個原本一體的歷史現場。

因此，我們在展覽中特意強化了臺灣志士羅福星的形象——他不僅親歷了黃花崗起義的硝煙，后來更回到臺灣，成為當地抗日運動的領袖。展示羅福星的經歷，是想告訴觀眾：在那段救亡圖存的歲月里，臺灣同胞從未缺席，兩岸青年的熱血始終相融。這種共擔歷史命運的事實，是任何政治操弄都無法抹殺的根基。因此，于我而言，這并不是策展策略，而是歷史責任的回歸。　　

一方墓碑，見證“利物浦是黃花崗”的悲壯　　

南都：在整個展覽中，你最受觸動的一個細節是什么？它背后有著什么樣的故事？

武洹宇：展覽中有一幀并不顯眼的照片，定格著英國利物浦安菲爾德公墓里一方孤寂的墓碑，碑上鐫刻：“中國蹈海烈士楊先生守仁墓”。這里長眠的，正是辛亥革命時期被譽為“炸彈專家”的楊篤生。1911年，黃花崗起義慘敗的噩耗傳至英倫。同年8月5日，他毅然投身利物浦冰冷的海水，以死明志，化作投向革命事業的最后一枚“炸彈”。這塊方尖墓碑沖破了地理的隔閡，讓我真切明白：黃花崗的熱血從未局限于嶺南大地，而是悲愴地播撒在全球每一個有華人的角落。最令我動容的，是楊篤生摯友于右任那句“利物浦是黃花崗”的泣血詩句。于右任擔心客死異鄉的摯友被歷史塵封，于是以詩為碑，將利物浦的驚濤駭浪，也化作了黃花崗的巍巍厚土。這是友情的極致表達，更是對歷史的溫柔救贖。而這份感動，因一個特別的巧合而愈加深沉——于右任，正是我所在的上海大學的首任校長。　　

巾幗立傳，重煥湮沒百年的女性革命風采　　

南都：本次特展中“全球募款 籌備起義”篇章專門聚焦女志士群體，你是如何展現她們“女中豪杰國中師”的革命風采的？

武洹宇：黃花崗起義的敘事長卷里，這群巾幗志士的身影曾長久湮沒在歷史塵埃中。坦白說，我也曾長久忽視了她們，潛意識里總將其視作依附于男性革命者的“家屬”，是追隨著丈夫、兄弟或戀人投身革命的柔弱模樣。直到一份清廷的通緝令，如驚雷般劈開了這份狹隘的認知。通緝令上赫然印著兩張肖像：一張是起義原定總指揮趙聲，另一張，竟是一位身著華貴旗裝、神情端莊凜然的女子——“李徐氏”。我既震驚于通緝令上未出現黃興的名字，更震撼于清廷竟將這位女子與起義核心指揮者并列。她究竟是誰？為何能讓清廷如此如臨大敵？這份強烈的好奇，牽引著我走進了徐宗漢的世界，也讓我徹底打破了此前的偏見：這根本不是一個“夫唱婦隨”的故事。

徐宗漢與其姐徐慕蘭，皆為富室寡媳，她們不僅是革命的普通參與者，更是家族中革命思想的啟蒙者與行動組織者。二人將深宅豪門的閨閣化作隱秘的革命堡壘，帶動家中男女老少皆投身革命，共同筑起了支撐起義的生命交通線。也正因這份觸動，我們開啟了一場以徐氏姐妹為核心的歷史尋訪。但歷史對這些巾幗志士太過吝嗇，她們中的許多人，甚至連一張存世的照片都未曾留下。

過去十年，我們如同偵探一般，循著歷史的蛛絲馬跡苦苦探尋。直至《黃花正氣 巾幗風骨——徐宗漢與中國民主革命》展覽開幕后，得到廣州市黃花崗公園李海輝副主任相助，我們輾轉聯絡到了徐宗漢之女李若鴻的后人；又經由若鴻的親族，找到了女志士李佩書的后人。當這些后人將家中珍藏的唯一泛黃影像交到我們手中時，那些曾湮沒于百年時光的巾幗面孔，終于再度清晰地呈現在世人眼前，而這，也成為我們在特展中展現女志士革命風采的重要根基。

南都：115年過去，你認為黃花崗起義的精神在當下依然具有怎樣的價值？舉辦這場特展，對新時代的我們有哪些啟示？

武洹宇：在我看來，首先，它是一面映照本心的鏡子，清晰照見了我們這代人的精神困境。林覺民懷抱著“為天下人謀永福”的堅定信念，能坦然直面死亡，而身處物質豐裕時代的我們，卻常常會為個人的得失進退陷入焦慮。這份鮮明的對比，也迫使我們深刻反思：生命的重量，究竟該由什么來承載？

其次，它是一座聯結血脈的橋梁，勾連起曾被政治刻意割裂的民族血脈。我們挖掘羅福星等臺灣志士投身黃花崗起義的故事，并非為了完成“兩岸一家親”的命題作文，而是為了還原一個被歷史遮蔽的真相：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時刻，一道海峽從未將兩岸同胞分隔。這份共赴國難的血色記憶，是任何力量都無法篡改的民族根脈，它也時刻提醒著我們，兩岸同胞真正的聯結，源于共同歷史與民族命運。

最終，它是一場跨越百年的對話。站在這些年輕烈士的絕筆信前，我感受到的并非單純的悲壯，而是一種直抵人心的平靜力量。他們從未要求后人的歌頌與緬懷，只是以生命為筆，向后世發出叩問：你們今日所擁有的一切，是否配得上我們當年的犧牲？而這場特展，便是我為回應這個百年追問，交出的一份答案。

展訊

　　碧血黃花——

紀念黃花崗起義115周年特展　　

展期：3月29日—6月30日

地點：廣州市黃花崗公園

采寫：南都記者 周佩文 圖片由采訪對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