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對外勞務合作人數，與2011年相當

對外勞務合作派出人數及其與總人口的比例，不僅是反映我國勞動力國際流動的窗口，更能折射出全球就業市場波動、國內就業結構調整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的軌跡。

這組數據從2011到2025年的變化，既記錄了普通勞動者“走出去”的機遇與挑戰，也映射出我國在穩就業、促合作方面的政策調整與外部環境的互動。

理解這些數字背后的故事，有助于我們看清勞動力跨國流動的趨勢，以及個人、企業與國家在全球化就業格局中的位置。

2011年，對外勞務合作派出約45萬人，外派人口與總人口的比例約為33.9（十萬分比）。此后幾年，人數逐步上升，2012年約51萬，2013年52.5萬，2014年達到峰值56萬左右，比例也攀升至40.5。

這一時期，全球經濟從金融危機后緩慢復蘇，海外基礎設施、制造業等領域用工需求回暖，我國對外勞務合作政策也鼓勵有條件的企業拓展海外市場，不少工人借此機會前往中東、非洲等地從事建筑、基建工作，家庭收入因此提升，也帶動了國內相關培訓行業的發展。

2015年，派出人數雖略有回落至49萬左右，但比例仍維持在39左右，顯示外派規模仍處高位。2016年人數降至49萬下方，2017年又回升到52萬左右，比例37.8。

這一階段，部分國家因經濟波動或政策調整減少用工，比如石油價格下跌影響中東項目，同時國內產業升級讓一些勞動力轉向國內新興行業，但“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又帶來了新的機遇，像東南亞、中亞的基建項目吸納了不少勞務人員，人數的波動正是內外因素交織的結果。

2018年人數約48.5萬，2019年46.5萬，比例持續下滑至34.2。此時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貿易摩擦加劇，一些傳統勞務輸入國收緊簽證政策，同時國內服務業快速發展，吸納了大量原本可能外出的勞動力。

2020年，派出人數驟降至30萬左右，比例跌至21.3，跨境流動受阻，海外項目停工，外派幾乎停滯；2021年雖有小幅回升至32萬左右，比例22.6，但疫情反復讓恢復乏力；2022年更是跌至1.5萬左右，比例18.5，創歷史低點，全球供應鏈中斷、各國防疫政策差異讓對外勞務合作陷入冰點。

2023年開始，隨著防控政策優化，國際交流逐步恢復，派出人數回升至34.5萬左右，比例24.3；2024年達到41萬左右，比例29；2025年預計回到45萬左右，比例31.5，幾乎與2011年持平。

這一輪復蘇背后，是全球供應鏈重構帶來的新訂單，比如新能源、數字經濟領域的海外項目增多，同時國內對外勞務合作企業在合規化、專業化上提升，能更好地匹配海外用工需求，加上部分務工人員積累了國內經驗后選擇再“出海”，讓外派規模重回十年前的水平。

從比例變化看，2011年外派人口占總人口十萬分之33.9，2025年預計31.5，整體呈先升后降再回升的走勢。這背后既有全球就業市場的周期波動，也有我國就業結構的轉型——從早期依賴傳統體力型勞務輸出，到如今更多技術型、服務型人才走向海外。

比如，建筑工人依然有需求，但跨境電商運營、IT技術支持等崗位的外派也在增加，這要求勞務人員提升技能，也讓外派質量提高。

同時，國家政策從“規模擴張”轉向“提質增效”，加強對勞務人員的權益保護，規范企業境外經營，這讓外派合作更可持續，盡管人數回到2011年水平，但結構和效益已大不相同。

對普通家庭而言，對外勞務合作曾是增收的重要途徑，2014年前后不少人通過外派改變了生活；疫情期間的低谷讓大家看到外部風險，也促使更多人重視技能提升。對企業來說，外派規模的起伏倒逼他們優化服務，比如開展線上培訓、對接海外用工平臺，增強抗風險能力。

對國家層面，這組數據是觀察國際產能合作、勞務輸出與國家發展戰略聯動的窗口，“一帶一路”從倡議到實踐，讓勞務合作有了更穩定的項目支撐，而近年來的復蘇也證明，只要外部環境改善、國內能力跟上，我國勞動力國際流動就能實現平穩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