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人事“大換血”，多名內閣成員面臨去留考驗

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內閣“大換血”正拉開序幕。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2日解除邦迪（Pam Bondi）的司法部部長職務。此外，有消息人士透露，白宮正在“積極討論”解職聯邦調查局局長卡什·帕特爾（Kash Patel）、陸軍部長丹尼爾·德里斯科爾（Daniel Driscoll）以及勞工部長洛麗·查韋斯-德雷默（Lori Chavez-DeRemer）等多名高官，目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尚未作出最終決定。

根據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追蹤數據，特朗普第二任期首年的政府高級職位人員離職率為29%，略低于第一任期35%的離職率，但數據背后的人事更迭邏輯已發生深刻演變。

分析人士稱，特朗普此番進行人事重組，是希望今年11月期中選舉前完成防御性布局，防止民主黨若在選舉中得勢，導致明年的行政任命確認程序受阻。

此外，民調壓力也是重要推手，根據民調機構YouGov在2026年3月底開展的調查，特朗普的民意凈支持率已跌至-23%的新低，目前僅有35%的美國人認可其執政表現，而反對者比例則高達58%。有官員表示，白宮方面認為，通過進一步調整內閣，有機會在最關鍵的選舉議題上收復失地。

風格轉變

在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的前15個月里，內閣團隊保持了相對穩定，這與第一任期初期的頻繁震蕩形成鮮明對比。

回顧2018年3月，特朗普曾一次性更換了多位政府高級官員，時任國務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H.R.McMaster）以及退伍軍人事務部長舒爾金（David Shulkin）均在短時間內相繼被解職，這被視為他擺脫建制派約束的轉折點。

而本屆任期的人事安排從一開始就側重于對個人忠誠度的考量。美國Harris Sliwoski律所資深律師亞當斯·李（Adams Lee）此前在談到特朗普內閣成員選擇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第一任期時，特朗普內閣成員的更替率很高，“這個任期可能更少變動，因為這一前提是，只有那些對特朗普高度忠誠的人才會愿意加入他的內閣。”

有分析認為，此次“權力洗牌”背后的邏輯與第一任期有所不同，更著眼于執行效能而不是政策立場。以上個月被解雇的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諾姆（Kristi Noem）為例，作為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的堅定執行者，白宮對諾姆的不滿源于她驅逐移民行動的進度落后于白宮預期，同時，據報道，諾姆過于高調且具對抗性的行事風格也逐漸成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包袱。此外，邦迪的失勢也源于其法律行動未能達到白宮的預期，尤其是對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FBI前局長科米（James Comey）以及紐約州總檢察長詹姆斯（Letitia James）的起訴進展未能滿足白宮的政治訴求。

當前，美國勞工部長查韋斯-德雷默和美國商務部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也面臨職務調整的可能性。據報道，特朗普已對這兩位部長的表現表達了明顯的挫敗感。白宮發言人羅杰斯（Taylor Rogers）在聲明中稱，兩人在捍衛美國工人利益方面“表現出色”，并繼續獲得“特朗普總統的全力支持”。但另一位美國高級官員稱，潛在的高層大換血主要針對那些特朗普認為“表現不佳或引發了過多負面關注”的內閣成員。當前，盧特尼克的處境“如履薄冰”，特朗普此前也曾考慮過將其撤換，但目前尚未真正執行；而查韋斯-德雷默的去留則“正在討論中”。

背后考量

從整體數據來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人員更換率略低于第一任期的第一年。根據布魯金斯學會的分析，這種人事格局的演變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結果。首先，特朗普在勝選前便授權了遺產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FPI）以及美國更新中心（CRA）三大外部智庫，提前對政府架構與人員組成進行策劃。這些組織的核心使命是篩選并聘用“忠誠者”，從而促成了一大批特朗普第一任期親信的強勢回歸。

這些“老兵”涵蓋了白宮各關鍵職能崗位，包括白宮總統助理兼政策副幕僚長米勒（Stephen Miller）、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哈塞特（Kevin Hassett）和白宮貿易與制造政策高級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等。

其次，本屆美國政府在處理人事危機上改變了公開解雇高級幕僚的做法，更傾向于通過崗位平調解決問題。例如，面對犯下“群聊泄密門”事件的國家安全顧問沃爾茨（Waltz），特朗普將其提名為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同時，幕僚離職的公眾曝光度顯著降低。除了沃爾茨轉任常駐聯合國代表外，較為重大的兩起幕僚離職事件在公眾領域都相對低調。一位是轉任駐印度大使的白宮人事辦公室主任戈爾（Sergio Gor），另一位則是投身私營部門的白宮副幕僚長布多維奇（Taylor Budowich）。

布魯金斯學會還發現，特朗普政府2025年的離職模式與2017年也存在顯著不同。該智庫將幕僚離職定義為主動辭職、晉升或迫于壓力辭職三種類型。2017年第一任期內，超過半數的離職屬于“被迫辭職”；而在2025年，這一比例已降至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