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超8000萬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奔波在城市街巷，“安與得”誰來保障

近期，全國總工會發布開展工會維權服務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專項行動總體方案，將采取十項舉措維護好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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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約車司機穿梭街巷接單，外賣騎手頂著風雨送餐，同城貨運員奔波往返送貨，直播主播夜晚仍堅守崗位……隨著數字經濟與平臺經濟的深度融合，這些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成為我國就業市場的“新主力軍”。但他們在激活市場活力、穩就業促民生的同時，因用工模式特殊，常深陷勞動關系認定難、社保參保率低、職業傷害保障缺失等權益困境。

近年來，我國探索開展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目前17個試點省份累計參保超過2500萬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穩妥有序推進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擴圍”。“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健全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

針對探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破局之路，中國城市報記者展開采訪。

“靈活”背后的

“無保障之痛”

近年來，平臺經濟的蓬勃發展打破了傳統用工的時空邊界，靈活就業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數據顯示，當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數量超2億人，其中快遞員、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數量達8400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1%，成為服務保障民生、暢通經濟循環的重要力量。

但這份“靈活”的背后，藏著諸多難以言說的權益痛點，成為壓在相關勞動者心頭的一塊“石頭”。

“我們和平臺簽的是合作協議，不是勞動合同，出了問題只能自己扛。”從事外賣配送工作5年的李師傅坦言，去年他在配送途中發生交通事故，醫療費用花了近3萬元，平臺僅補貼了5000元，其余費用全部自行承擔。

中國城市報記者調研發現，勞動關系認定難，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第一道門檻”。多數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與平臺之間被定性為“合作關系”而非“勞動關系”，這就意味著他們被排除在傳統勞動保障體系之外，成了權益保障的“邊緣人”。

社保參保難，更是這一群體的普遍困境。由于收入不穩定、社保繳費門檻高、跨區域轉移不便等原因，很多人無法享受養老、醫療等基本社保待遇，“老了沒保障、病了不敢治”成為不少人的心病。

此外，算法管控下的休息權被嚴重擠壓，平臺通過精準計算配送時長、訂單量，設置“超時罰扣”機制，迫使勞動者超時工作、連軸轉。部分外賣騎手日均工作時長超12小時，全年無休成為常態。

勞動報酬拖欠、維權渠道不暢等問題也屢見不鮮。不少同城貨運司機反映，平臺存在“壓單扣錢”現象，部分訂單結算周期長達1個月，遇到糾紛時，平臺推諉扯皮，勞動者維權需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多數人最終選擇“忍氣吞聲”。

這些痛點，不僅影響著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生活質量，也制約著新就業形態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政策紅利落地

仍需打通“最后一公里”

面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困境，國家層面持續發力，構建起多層次的政策保障體系，為這一群體撐起“保護傘”。

早在2021年7月，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八部門便共同印發了《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首次明確了平臺企業的用工責任，提出要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暢通維權渠道。2022年7月，多地啟動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為高風險行業勞動者提供基礎保障；今年，試點將擴大到全國所有省份，并將出行、即時配送、同城貨運3個核心行業平臺總體納入保障范圍。

“十五五”規劃綱要進一步提出，完善勞動標準體系和勞動關系協商協調機制，健全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制度，推動平臺企業公平制定勞動規則、依法合規用工，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一系列政策的出臺，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提供了根本遵循。然而，中國城市報記者在采訪過程中發現，政策紅利的釋放仍面臨諸多梗阻。

平臺企業責任落實不到位是最突出的問題，部分平臺以“合作關系”為由，規避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保等法定義務，甚至通過拆分訂單、外包用工等方式，進一步模糊用工關系。

“平臺口中的‘去雇主化’，本質上是推卸責任的借口。”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韓桂君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核心瓶頸，一方面在于平臺刻意否認雇主身份，另一方面在于平臺經濟監管方面的短板。

韓桂君說，平臺對勞動者的隱性控制力遠超傳統用工。依據勞動平等原則，平臺勞動者理應享有與傳統勞動者同等的保障權益，可按每日勞動時長分為全日制與非全日制兩類，分別適配勞動合同法相關規定。

基層執行層面的適配性不足也制約著政策落地。目前，各地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和操作流程，部分地區對勞動關系認定標準把握不一，導致勞動者維權時“各說各理”，維權難度加大。同時，不少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維權意識薄弱、維權能力不足，還缺乏便捷的維權渠道，使得政策難以真正惠及每一位勞動者。

多重因素疊加，致使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最后一公里”仍未完全打通。

多方協同破局

讓勞動者不再“無依無靠”

眾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既是城市的建設者，也是家庭的頂梁柱。如何讓他們卸下權益“包袱”，安心奔波在城市街巷，真正實現“勞有所得、傷有所償、老有所養”？

談及權益保障的制度堵點，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吳文芳在接受中國城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三大難題相互交織，阻礙了權益保障工作的推進。“首先是勞動關系認定難，傳統認定標準與平臺靈活用工模式脫節，平臺通過‘去勞動關系化’設計，將勞動者排除在法定身份之外；其次是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落地不暢，擴圍后未形成普遍法定權利，基層執行不一、理賠流程繁瑣；最后是社保參保難，受收入不穩定、跨區域接續不便、平臺參保義務缺失等因素制約，很多勞動者只能‘望社保而興嘆’。”

在吳文芳看來，新就業形態權益保障的關鍵，在于破解政策落地堵點、完善長效法治支撐。唯有聚焦基層執行、平臺履職等核心環節，推動保障工作從“政策引導”向“法治規范”轉變，才能讓權益保障真正惠及每一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

吳文芳建議，未來應從“政策引導”轉向“專門立法”，確立勞動關系“從事實”認定原則，推動算法透明化、契約化，將勞動報酬、休息權等核心權益納入集體協商，建立以勞動事實為基礎、平臺責任為核心的保障體系，實現從“身份認定”到“權益保障”的根本轉變。

韓桂君表示，長效保障的關鍵在于立法、行政、司法協同發力，明確平臺用工的勞動關系屬性，要求平臺做到算法透明，杜絕以算法為借口推諉責任。她特別提出，職業傷害保障費用應參考工傷保險模式，由平臺全額承擔，同時通過勞動者謹慎履職、平臺優化考核、工會強化監督等多方聯動，防范職業傷害發生。

“除此之外，工會的作用不可忽視。”韓桂君補充道，應推動工會履行維權職責，通過“一涵兩書”舉措壓實各方責任，同時從根本上構建普惠醫療、普惠養老制度，打破身份差異，實現公共服務無差別覆蓋，讓每一位奔波在城市街巷的勞動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溫度，實現“勞有所安、勞有所得、勞有所尊”。

近期，全國總工會發布開展工會維權服務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專項行動總體方案，將采取十項舉措維護好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方案提出，2026年將聚焦平臺企業建會入會、以算法為核心的集體協商、重點問題及時協調解決、服務項目落地等，全力推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維權服務工作提質增效。

■中國城市報記者 刁靜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