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梁山川間的南匈奴遺跡

呂梁山，一座屬于山西的山脈，蒼茫無涯，雄渾深沉。這一黃土地上的山系范圍北起管涔山林海，南到汾河下游以北的禹門口一線。獨特自然地理環境下，半農半牧的生產方式在呂梁山延續幾千年而未變。多年來，行走呂梁山川之間，我在看似平淡的黃土地上發現，這里還保存著中古以來民族融合的痕跡，是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歷史過程的珍貴標本。

天然的半農半牧區

山西內部有東西兩大山系，東部為太行山區，以東北-西南走向綿延于今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四省區范圍；西部為呂梁山區，全部位于山西省境內，其西側緊鄰黃河晉陜大峽谷。太行山區以深谷景觀見長，呂梁山區則多為黃土丘陵地貌。

人文地理學界常以400毫米年均降水量線作為基準，來描述中國地理分區。高于此標準，為適宜農業，低于此標準，則適宜畜牧或漁獵業。其實早在《史記》中即已明確提出了龍門-碣石線，在這條線的西、北方向，“多馬、牛、羊”，即為牧業區。現在看來，龍門-碣石線和400毫米年均降水量線是基本吻合的。

呂梁山大部地區在這條線的北部、西部。黃河晉陜大峽谷以東的山西境內，自北向南，綿延數百公里的呂梁山系大部均為適宜游牧業地區。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黃河流域是文明發源地。在中游地區黃河大拐彎的晉南-豫東-陜東一帶是華夏農耕文化發端的核心區，地勢平緩，氣候溫和，適合古人類生產生活，開創原始農業。

在晉陜大峽谷兩側的陜西和山西黃土高原地區，屬于半干旱區，也分布有頗為可觀的早期原始人類活動遺址，如陜北石茆遺址、山西興縣碧村遺址、山西離石德崗遺址等。隨著幾千年來區域氣候變化趨勢的基本主線呈現由濕潤到干燥的過程，這里的古人生產方式過渡到以半農半牧為主，游牧色彩逐漸濃郁。

這一幾千年來的區域地理面貌和氣候背景，也成為本地區人類活動的基調。

戎狄：呂梁山區早期主人

先秦時期，呂梁山區長期是戎狄部落活躍區，有多個分支。作為中原華夏文化在山西的代表，晉國在西周以后逐漸擴展勢力范圍。在早期晉國歷史上，與周邊各種戎狄部落即產生密切聯系。可以說，晉國的公室家族血脈，早已與戎狄混血。

如晉獻公時，先后娶驪姬姐妹、狄人狐氏姐妹，均出自戎狄部落。驪姬姐妹生子奚齊、悼子，戎狄狐姬姐妹生子夷吾（晉惠公）、重耳（晉文公）。可見晉國公室和周圍戎狄的關系密切。晉國勢力日益壯大，逐漸吞并了原由戎狄部落控制的地區。重耳在驪姬之亂后，被迫從駐地蒲地逃入狄人地區，安穩停留生活12年之久，并與狄人通婚、生子。晉文公對狄人生活是非常熟悉的。

三家分晉之后，魏國在文侯時成為北方霸主，魏國統治區擴展到黃河以西。戰國中期，魏國和韓國基本退出了山西歷史的中心。接替晉國在山西繼續擴展的趙國以晉陽為基地，繼續向呂梁山區和晉北地區拓展疆域。趙武靈王以“胡服騎射”學習胡人騎兵為主體的軍事戰術，先后擊敗樓煩、林胡等胡人部落，至戰國晚期，山西中北部大部分地區已成為趙國領土。秦滅趙國，繼承、鞏固了趙國原有版圖，并繼續向北推進。

經先秦幾百年風雨變幻，至西漢時，呂梁山區主體民族漸由戎狄部落轉為中原華夏族群。

南匈奴入塞與定居呂梁

秦漢時期，北方草原上的匈奴民族興起，與秦漢帝國一度成為勢均力敵的對手。隨著西漢政權的強大，自漢武帝時期開始，漢朝在漢匈沖突中漸由弱轉強，匈奴則轉入防守。這一趨勢并未因西漢衰落而終止，西漢后期，匈奴政權出現分裂。新莽末年-東漢初期，一度匈奴勢力有所恢復。東漢統一內地后，利用匈奴內部紛爭，扶植南匈奴，合力攻擊北匈奴，最終擊破北匈奴主力，封狼居胥，勒石燕然，建立了亙古未有的功勛。

此后，南匈奴王庭成為東漢的附庸，先是被安置在今內蒙古河套地區，其部眾散布緣邊各地，為漢守邊。

南匈奴歸附東漢后，中央王朝政府設立專門機構——使匈奴中郎將，是監督南匈奴事務的重要官員，其駐地應在南單于王庭附近，便于監管和控制、調動南匈奴力量。

東漢中期永和五年（140），南匈奴內部發生大規模叛亂，《后漢書》卷79《南匈奴列傳》記載，當時的叛軍聯合鮮卑、烏桓、羌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攻殺東漢地方官吏。“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可見，自永和五年（140）后，東漢西北邊境地區受到南匈奴叛亂影響，被迫將三郡治所遷移。其中西河郡治由美稷（今內蒙古準格爾旗境內）東遷至離石（今山西呂梁市離石區）。

南匈奴單于歸附后長期被東漢政府安置在美稷。西河郡東遷，南匈奴王庭也隨之一起遷來。東遷后的南匈奴王庭，具體位置即在今方山縣峪口鎮南村遺址。《晉書》卷101《劉元海載記》明確記載：“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雖未明言自美稷內遷離石的時間，但點明左國城即內遷后的單于庭。

今方山縣南村遺址，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距離市區約30公里。該城址雄踞于北川河東岸高崗之上，遺址范圍和附近曾有新石器時代-漢晉文化層文物出土，如陶、瓦、箭頭等。地表城址可劃分為三個區域，逐漸擴大。最外側城址應為左國城時期遺跡。不斷擴展的城址說明此地歷史悠久，不同民族和時代的祖先們曾長期在此定居生活。

左國城

墓室中精美的畫像石是東漢墓葬文化的一大特點。在陜北發現的紀年漢畫像石時間為東漢永元二年（90）至永和四年（139），在呂梁發現的紀年畫像石則從和平元年（150）至熹平四年（175）。這個時間前后基本銜接，正說明呂梁的畫像石文化是在西河郡治所遷徙到離石后逐漸發展起來的。

目前已發現標明紀年的呂梁畫像石墓有如下幾座：

馬茂莊左表墓 和平元年（150）

中陽道棠村沐叔孫墓 和平元年（150）

離石下水村漢畫像石墓 延熹四年（161）

馬茂莊孫顯安墓 建寧四年（171）

馬茂莊牛產墓 熹平四年（175）

牛產漢墓石門

左表墓問世較早，發現于1919年。其中火牛陣、竊符救趙等歷史故事題材的畫像石十分精美，存太原、離石兩地博物館。兩根刻石銘柱早年被倒賣國外，現存加拿大多倫多博物館。其銘文為“和平元年西河中陽光里左元異造作萬年廬舍”、“使者持節中郎將莫府奏曹史西河左表字符異之墓”。墓主左表，擔任監督南匈奴事務主官使匈奴中郎將幕府中的奏曹史，應執掌對南匈奴的文書往來、接納貢物等事，是一個職小權大的美差。使匈奴中郎將是東漢政府派出監督管理南匈奴事務的主官。東漢后期使匈奴中郎將多次參與南匈奴內部紛爭，甚至出現擅殺單于的嚴重事件，單于的威望也在動蕩中漸被削弱。

沐叔孫墓出土畫像石等文物也陳列于離石漢畫像石博物館。石柱上銘文為：“和平元年十月五日甲午故中郎將安集掾平定沐叔孫室舍”。沐叔孫和左表一樣，都是使匈奴中郎將的下屬官吏。沐叔孫應擔任的是安集掾史。二人的去世時間同年，在和平元年入葬能建造精致的畫像石墓，需要相當的物質基礎。

沐叔孫墓出土石柱

左表、沐叔孫這些使匈奴中郎將屬官的財富積累估計與南匈奴王庭的往來密不可分。為便于監管，西河郡治與南匈奴單于庭在地理上是相近的。使匈奴中郎將下屬左表、沐叔孫等人墓地在呂梁，說明東漢后期使匈奴中郎將官署或派出機構應設于東遷后的西河郡治離石。

近年來，呂梁文物部門又在左國城北數公里興隆洼村等地發現多件畫像石，從形制和線刻圖內容看，與漢畫像石博物館收藏畫像石高度近似，應為東漢后期漢人官吏墓地之物。

南村遺址夯土層

蔡文姬在山西的十二年

蔡文姬是歷史上著名女性，文學家。一生命運多舛，曾歸于匈奴左賢王十二年，后被曹操贖回，“文姬歸漢”的故事被后世傳為美談。

上世紀中期，譚其驤先生曾撰文考證文姬被虜入匈奴和歸漢的時間。而學界對這位史書失載其名的左賢王多有不同認識。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東漢后期的南匈奴王庭已在公元140年后，隨西河郡東遷至左國城，即今方山境內。初平三年（192）后，蔡文姬“沒入南匈奴左賢王”，自然是在南匈奴首腦駐地。左賢王在南匈奴社會的地位僅次于單于，蔡文姬所沒入之南匈奴左賢王即應據此。

東漢靈帝中平五年（188）南匈奴再次發生嚴重內亂。羌渠單于被殺，其子于夫羅繼單于，殺羌渠的族人則以須卜骨都侯為單于，雙方互相爭奪。于夫羅請求東漢政府支持未果，停留于平陽地區，后帶兵參與東漢內戰。其手下右賢王去卑是得力干將。后于夫羅去世，弟呼廚泉即立，以于夫羅子劉豹為左賢王。這支從呂梁到晉南的南匈奴人數并不多。

史載，須卜骨都侯單于去世后，左國城的南匈奴單于庭空位，南匈奴老王代行國事。所謂老王，即年長位尊的部落酋長。當時可能采取了某種軍事民主議政制度。匈奴內部統治階層中單于為最高統治者，一般情況下，單于如缺位，其第一繼承人應是左賢王。單于雖空，左賢王以下的王侯名號還是存在的。

蔡文姬所沒之左賢王應即此時老王集團中的左賢王，是掌握南單于庭事務的最高權力者。文姬沒于左賢王，有二子。史書未記其名。此二子胡漢混血，為左賢王庶子。時文姬并未獲得后人附會所謂王妃身份。傳世文獻沒有記載這位左賢王名。顯然這位老王集團的左賢王，與平陽于夫羅之子左賢王劉豹并非一人。

譚其驤先生考證認為，蔡文姬被擄到南匈奴在初平三年（192），歸漢時間在建安八年（203）。蔡文姬居南匈奴十二年，其核心活動地區即在南匈奴單于庭所在地左國城。

據當地村民相告，南村主街北門門洞上曾有一座高大巍峨的樓閣——文姬閣，閣內主神為女像，此閣毀于抗戰之后，文姬閣女神像應是蔡文姬像。可見遲至清末民初時，北門洞上樓閣還是祭奠蔡文姬的場所，這是文姬十二年居于呂梁的重要佐證。當然，此時南匈奴生產方式應為半農半牧，左賢王營帳在呂梁地區流動也是可能的。

房山縣南村北門遺址，原門上樓閣名文姬閣

曹操取得并州后，刺史梁習對南匈奴進行有力的管控和彈壓，從“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到“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副事供職，同于編戶”。雖然沒有細節敘述，但顯然南匈奴在地方政府有效管轄之下，單于和名王（即左賢王、右賢王等南匈奴貴族階層，包括左國城老王集團和平陽流亡集團）都被管束起來，這里的單于即呼廚泉，名王里自然包括左國城單于庭的老王集團，其中即有與蔡文姬生育二子的左賢王。東漢政府對南匈奴的管理恢復正常，蔡文姬沒入左賢王的事可能在日常往來中被得知，后傳到曹操處，才引出了所謂“文姬歸漢”的佳話。

在梁習治下，老王集團左賢王自然不能有異動。有觀點認為從“贖”字看，文姬在左賢王賬內女眷的地位也是不高的。從《悲憤詩》二首和《胡笳十八拍》的文字中也可看到文姬生活困苦的情形。《胡笳十八拍》雖已非文姬原文，但觀其主旨亦不脫《悲憤詩》范圍。匈奴習俗，女人和象征財富的牲畜、珍寶等類似，均為主人擁有的資產。曹操用金璧贖之也是可以理解的。文姬歸漢，其二子留居南匈奴。史書沒有記載二子事跡，但蔡文姬和昭君一樣，都在匈奴留下后代，這些民族混血的種子，多少都會對內遷匈奴的漢化產生一些影響。

梁習治下的南匈奴恭順，建安八年（203年）文姬歸漢、南匈奴劃分五部、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呼廚泉被留鄴城、去卑監國……南匈奴政權一步步走向空殼化。東漢末年曹操將南匈奴分五部的安排，應該是政府主導將平陽匈奴和南匈奴王庭本部匈奴復合為一，分駐汾河各地。曾為平陽匈奴流亡集團左賢王劉豹擔任五部整合后的左部帥，為政府任命，其權勢與文姬所歸時的老王集團左賢王是難以比肩的。

東漢末年一代才女蔡文姬居南匈奴十二年，即在呂梁左國城，是南匈奴歷史上值得關注的亮點。在魏晉十六國北朝史、山西地方史、文化史研究方面均具學術和現實意義。

匈奴漢國建國

曹操分五部意在分散南匈奴勢力，其謀劃或即出梁習。但隨著西晉政權在八王之亂中迅速衰落，劉淵聚集力量，形成南匈奴五部政治核心，終于建立匈奴漢國，都左國城，在南匈奴歷史進程中具有重大意義，南匈奴的后人走得比祖先更遠。

左國城是南匈奴的政治中心和精神高地。如單于庭置左國城始于公元140年，至304年劉淵建立匈奴漢國，160多年間，左國城初為內遷單于庭，漢末單于虛號，老王行政，魏晉五部劃分后，南匈奴漢化進程加速，單于庭名存實亡，西晉末年再次成為劉淵建國的大本營。

史載，劉淵為左賢王劉豹子，即匈奴單于于夫羅之孫。魏晉之際，劉淵曾作為人質在首都洛陽學習以儒教思想為核心的漢文化。這一經歷對其人生產生重要影響，劉淵開闊了眼界，逐漸結交魏晉世家大族，了解漢地文化精華，對漢文化有了全面認識。

西晉時期，劉淵繼父職任左部帥。這時的匈奴貴族已逐漸失去了舊日的對部眾的控制權，成為西晉政權下的官員。如果沒有西晉政權內部混亂，劉淵的一生會和很多在中央政權做“質子”的少數民族貴族子弟一樣，逐漸接觸漢文化，可能成為一名漢化的胡人官員。

西晉統一全國，政治環境日益腐敗消沉。晉武帝去世后，外戚、宗室為爭奪最高權力紛爭不斷，最終演化為“八王之亂”，導致國家全面危機。在這個情況下，社會動蕩不安，西晉中央對各地區的控制力減弱。生活所迫，流民問題突出。同時，自魏晉以來進入王朝內地居住生活的眾多邊疆各族民眾由于政治、階級、民族等多方面的矛盾，與西晉政權也產生嚴重沖突。

一時間，西晉政權面臨土崩瓦解的局面，“八王之亂”中觀察局勢發展的劉淵原本被裹挾在成都王司馬穎屬下。此時他與留居呂梁左國城以劉宣為首的南匈奴往日貴族已多有互動，南匈奴貴族認為這時是復興匈奴大業的千載良機。

公元304年，司馬穎在鄴城形勢日益危急之時，劉淵建議調南匈奴軍隊前來支援，得到允許，于是劉淵回到呂梁山召集南匈奴部眾。八月，劉淵被部眾擁戴為大單于，都離石。十月遷都于左國城，正式建國號漢，即漢王位，初步建立起各級政權機構。統治階層以南匈奴五部貴族為核心，同時也有劉淵結交的漢人士人加入。匈奴漢國政權最初就是胡漢聯合統治局面。曹魏以來，南匈奴貴族以劉為姓，以漢朝外甥自居。劉淵時更在此說基礎上定國號為漢，繼承漢朝衣缽，以此號召內地漢人民眾。稱大單于則是繼承匈奴首領最高稱號，以此號召匈奴及各種胡族。

劉淵建立的漢國初步模仿魏晉以來的中原王朝政治體制，并非匈奴國家的舊制。同時，作為匈奴漢國最高統治者，劉淵一方面是漢王，后稱皇帝，同時還有大單于名號，這樣，他一人兼有胡漢最高統治者名號于一身。稱王稱帝，是對漢地民眾，稱大單于是對南匈奴為核心的其他各胡族。匈奴漢國后在平陽時期建立的單于左右輔，即集中管理統治各胡族民眾的機構。后代曾有觀點批評這一“胡漢分治”政策。匈奴漢國之后，后趙、前燕、前秦、后秦、后燕等政權無不接受和執行類似政策。西漢時管理歸降外族部眾的屬國制，就是一種區域性的胡漢分制制度。

十六國時期，民族、階級矛盾激烈，還不熟悉漢地管理模式的胡族統治者，采取胡漢分治制度，是一種務實的辦法。隨著民族交往的加深、胡漢聯合統治集團的穩定，到北魏中后期，胡漢分治逐漸讓位于全面漢化體制。匈奴漢國的“胡漢分治”，恰是尊重了當時歷史條件下務實之策。

匈奴漢國興亡

匈奴漢國是秦漢以來在北方內地建立的第一個胡族政權，在全國范圍產生重大影響，開辟了歷史發展的一種可能。匈奴漢國以后，十六國各政權無不沿著匈奴漢國開辟的道路繼續發展，其中的杰出者有后趙石勒、前秦苻堅、后秦姚興等。十六國歷史收官者北魏，在這條道路上繼續開拓進取，成為第一個統一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孝文帝改革推動北方民族融合的歷史大潮，為中國歷史走向隋唐盛世奠定社會基礎。

劉淵建立漢國后，各地胡族多有歸附，其中出自羯族的將領石勒受到劉淵青睞，后來是后趙國建立者。

漢國建都左國城后數年，遷都于呂梁山南部蒲子，曹魏時是南匈奴五部中的南部所在地。漢國在晉南和晉東南地區不斷擴展，同時劉淵派石勒率軍經營河北等地。公元308年，劉淵遷都平陽（今臨汾），即皇帝位。匈奴漢國軍隊開始掃蕩河南，兵鋒直指西晉王朝首都洛陽。此時的西晉內部“八王之亂”接近尾聲，東海王司馬越控制朝廷，西晉的政治精英和軍事力量在內訌中消耗大半，已無力對抗來勢洶洶的匈奴漢國。各地軍政長官多開始心懷不軌，謀割據野心，并不積極勤王。

遺憾的是，劉淵在遷都平陽后于公元310年去世，沒有看到西晉滅亡。公元311年，劉淵第四子劉聰在短期內訌中取得帝位，隨后開始全面圍攻洛陽。西晉首都洛陽被劉淵侄劉曜、石勒、王彌等多支漢國軍隊圍攻。最后劉曜率軍攻破洛陽，晉懷帝被俘。魏晉首都洛陽遭到嚴重破壞，被稱為“永嘉之亂”。石勒則追擊消滅王衍帶領的護送司馬越靈柩東歸的西晉軍隊主力。洛陽被攻陷，象征著西晉政權瓦解。

此時，西晉瑯琊王司馬睿南下江南，后來成為東晉建立者元帝。東晉在王導、王敦兄弟擁立之下得以建立，皇權極其微弱。北方南下大族和江南大族之間的矛盾也是東晉政治的長期問題。

公元316年，劉曜攻克長安，晉愍帝被俘，西晉最終滅亡，劉淵建立匈奴漢國的戰略目標得以實現。此時的匈奴漢國貌似達到了極盛，但實際統治區有限，劉聰統治并不穩定。公元318年劉聰去世，隨后發生“靳準之亂”，劉聰子劉桀即位后很快被殺。平陽大亂，漢國集中于平陽的各族民眾紛紛逃亡。劉曜、石勒出兵平陽，“靳準之亂”很快平息，但平陽已空，漢國瓦解，劉曜和石勒分別建立前趙和后趙政權。劉曜都長安，改國號為趙，是匈奴漢國的繼承者，故合稱為漢趙國。

前趙的統治范圍以關中為核心區，也包括晉南部分地區。劉曜在穩定內部后，向周圍擴展勢力，一度達到極盛。他在與后趙爭奪洛陽的戰役中被俘，后被殺。后趙趁機進攻關中，329年前趙滅亡。至此，南匈奴五部為核心的漢趙國在西晉末年的紛亂中崛起，并實現了滅亡西晉入主中原的政治理想。但由于內外部的各種因素，漢趙國如一顆閃亮的彗星，消失在古代史的長河之中。

南匈奴文化遺存

漢趙國雖然只存在了20多年，但這一首創之功的歷史回響，恰如彗星長長的尾部，源遠流長。在呂梁山區，南匈奴后裔依然是長期存在的主體民眾。十六國后期，進入并州的各類胡族與南匈奴后裔雜居，逐漸形成被稱為稽胡（山胡）的新的民族共同體。北朝-隋唐時期，稽胡（山胡）起兵事件層出不窮，也多有稽胡首領建立地區政權的記載。在這些首領中劉氏為最多。顯然，他們多是南匈奴五部劉氏后裔和支系。

民族融合的歷史過程是綿長的，南匈奴-稽胡文化已成為歷久彌新的漢文化的組成部分。在多年訪古考察中，我發現在山西呂梁山區的地方文化民俗、宗教信仰、方言、考古文物等多方面信息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到南匈奴文化的長長投影，這些文化因子是頗為獨特的地方文化內容，也是中華民族不斷發展壯大的鮮明寫照。

延續至今，在呂梁山區土著民眾中，劉、呼延、蘭、卜、喬、王、郝、獨（獨孤）、赫（赫連）、白、曹等南匈奴-稽胡族群的指標姓氏仍占有相當比例。在呂梁山區有一些難以用漢文理解的地名，如離石區的屬巴、臨縣的索達干、烏突等；如岢嵐之名來自匈奴語賀蘭山的另外一種音譯；如寧武天池最初名為祁連池，祁連即匈奴語中的天。這些地名顯然來自胡語。在呂梁山和汾河中游平川地區，至今匈奴的發音為xiong nao，nao讀輕聲。Nao在呂梁和汾河中游地區方言中，多形容少年兒童或女孩可愛、機靈，寫作“奴”。至今，呂梁民眾中多見在人名中使用“奴”字。顯然，奴字在山西方言中是褒義詞。

如此，匈奴的本來意義可能是“可愛而機敏的匈人”。由于秦漢時期的漢匈之間的對峙沖突，在漢文中有意地選用了明顯是貶低和侮辱意味的兩個漢字來書寫匈奴的自稱。

南匈奴文化的重要文化遺存，首推左國城，即南村遺址所在地。這里是南匈奴最后的單于庭，匈奴漢國故都所在，城址還可基本辨認。自東周至漢晉，這里是北川河谷中的重要居住點，現存城址有三重。南村遺址作為國家重點文保單位，目前急需保護，應進行科學考古發掘，為歷史研究、地方文化的研究和闡發弘揚做出當代貢獻。

南村遺址范圍內撿拾漢代板瓦、歷代銅錢、青銅箭簇等

漢國遷都平陽后，曾有所營造，建設都城。即有民間傳說，臨汾西部的龍子祠泉與劉淵建城有關。當地至今稱那處泉水為龍祠泉，地名龍祠。匈奴文化中龍祠是最為著名的祭祀和聚會活動。龍祠地名說明這里曾是南匈奴人的祭祖場所。在呂梁南段姑射山區山麓地帶，還曾有匈奴堡，這是目前國內已知唯一以匈奴命名的地點。

龍子祠泉

祭祖是匈奴民族的一項重要文化傳統。南匈奴首領劉淵是單于后裔，建立漢國，開啟中國歷史的一種新的可能，自然也是后裔追憶的偉大祖先。經過1600年的時光，在呂梁還有一些與祭祀劉淵有關的歷史遺存保存下來，其中最為明確的是劉王廟祭祀場所。

劉淵稱帝后，謚號是漢光文皇帝，廟號是高祖。在考察中，我發現有漢光文皇帝廟，有漢高祖廟，還有直接被稱為劉王廟的祭祀場所，這些都是劉淵祭祀地，有的地方還形象地稱劉王廟為劉淵行宮。這些祭祀地都在居住區外圍，有的還是制高點上，頗有些軍事意味。這些地點遍及呂梁山兩側，最初應是南匈奴后裔居住地。有趣的是，我發現劉淵山的具體位置就在南云頂山，現在的云頂山之名，其實可能即來源自劉淵山。因在文水、交城等地方言中，云、淵、暈等字發音近似，很易混淆。方志記載，劉淵山上也曾有祭祀劉淵的神廟。

劉淵山

自南匈奴定居以來，豪爽、奔放、質樸的胡人性格，已深深融入呂梁山地區的民風民俗，成為頗有特點的地方文化現象。南匈奴族群定居呂梁，在山西內地建國，開辟胡漢共治共建中華的歷史走向，這段波瀾壯闊的中國歷史值得后人追憶和思考。同時慶幸的是，我們在1500年后還能在這片沃土上追尋到那些南匈奴文化遺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