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寫作上的各種麻煩，社會學家建議先寫再說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無論是初學者還是有一定經驗的寫作者，都會面臨寫作上的各種“麻煩”。《先寫再說：社會學家的十堂寫作課》作者霍華德·S.貝克爾用社會學家的敏銳眼光，剖析了所有學術寫作者都會面臨的共性問題。比如，期待第一稿即完美，使用空泛的表達、冗長而無用的句式等等，他的最優先建議是先寫再說。

01

一旦明白寫一個句子不會傷害你（ 你知道是因為你嘗試過了 ），你就可以嘗試一下我常常要求人們去做的事情：在不借助提綱、筆記、數據、專著和其他任何輔助的前提下 ，寫下你腦子里想的事情，不管什么都行 ，有多快寫多快。這樣做的目的在于找到你真正想表達的東西，找到你在這個題目或項目上投入的前期工作已然幫你確信的東西。這種策略就是作文教師們所說的“自由寫作”，我是在埃爾伯的書里第一次知道這個概念，后來又在《一只鳥接著一只鳥》里找到了一個不那么學術的版本。拉莫特的說法是“屎一樣的初稿”。

如果你自己真正放開手腳去這樣做，會發現很多有趣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跟隨腦中的想法前進，不管是什么都先寫下來再說，你會意識到自己并沒有像曾經擔心的那樣陷入各種讓人感到困惑的選擇的包圍中。你會看到，一旦開始著手于論文寫作，大部分內容都是在一些有限的主題上做出細微變化。你確實知道自己想說什么，即使眼前擺著多種不同的版本，你也可以輕松地發現其中的差異有多么微不足道。或者就算是真的存在差異（盡管這樣的情況很少見），你現在也已經明白該選什么。

如果用這種方式寫作，通常在即將接近末尾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自己腦中真正的想法。你的最后一段話向你揭示出導言應該包含哪些內容，你可以回到開頭把它寫下來，然后再根據你新發現的一些關注點對其他段落做細微修改。

簡言之，在動筆寫些東西之前，我們其實已經進行了大量思考。我們已經開展的所有工作將我們引向某一觀點以及某種處理問題的方式。就算我們想，可能也無法在我們最終實踐的問題處理方式之外再找到其他可能。不是選定的某一個詞，而是已經做出的分析以及所有在此之前的思考和行動，讓我們堅定某一立場。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如何開始寫作并不會造成任何差別。很久以前我們就已經選定了自己的道路和終點。

寫下一份思路不通、毫無章法的草稿（喬伊· 查爾頓曾經模仿拉莫特的說法，有點不雅但準確地將其稱為“嘔吐出來的一稿”）還證明了其他一些事情。當你盯著自己的電腦屏幕思索該從何處開始的時候，你無法處理腦中閃過的各種雜亂想法。沒有人能做到。對那種混亂的恐懼是我課上那些學生描述過的那些儀式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之一。想法一個接著一個闖進你腦中。等你想到第四個想法的時候，第一個想法已經消失了。要知道，第五個想法和第一個想法其實是一樣的。當然，在很短的時間里，你就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過了一遍。我們對一個題目能有多少想法呢？

這就是為什么重要的是寫出一份草稿，而不是就寫什么、什么時候開始之類的問題持續不斷地準備、思考。你要讓想法以一種實體的方式顯現出來，用某種持久的形式把它們寫下來。一個想法一經寫出（而且不要馬上被扔進垃圾桶）就難以抹除，不會變形，可以與隨后產生的其他想法進行比較。只有把所有想法都寫下來，并排放在一起比較，你才會意識到其實你真沒有多少想法。這也是將初期文稿口述并錄音到移動設備或電腦非常有用的原因之一。錄音是一種不可見的實體形式，某種程度上，它可以讓你用相對輕松的態度面對想法。錄音看上去讓文字變得“真實”，但同時又不太會把你帶向“危險”境地。恰恰相反，它讓你發現自己真正想說的事情。寫下第一句話也就更容易了。

02

一段時間（通常是幾個月或更長）的談論過后，我開始有一種煩躁不安的感覺。我從未意識到那就是開啟寫作的信號，模糊但真實。差不多就在我將要從暑假或學術休假返回教書的“正職”的時候，我會忽然開始坐下打字（還沒有電腦的時候），從白天一直干到半夜，除了那種模糊的煩躁，沒有任何預兆。我在法律尺寸黃色橫格紙上用雙倍行距打字，小心翼翼地撕下每一張紙（這都顯示出我和學生們有類似的迷信習慣）。如果在打孔處撕得不整齊，那張紙我就不用了。我不修改（不過只是在那個時候不修改），只管繼續打字。如果我難以說清一個論點或者不知道怎么結束某個論證，我就打一個括號，里面寫著“這里我現在寫不下去”，然后繼續寫我能寫的其他論點。

我常常把已經完成的作品加在一起，跟任何我能找到的人宣布我已經寫完6頁，或者根據行數和每行字數估算出總計2500個字。我盡量不畫掉任何內容，但也沒那么死板。如果我發現了某些內容更好的表達方式，也會用更好的內容替代舊的說法。

我還會在我認為有必要的地方整整齊齊地插入新頁面，要么是裁剪后再粘貼，要么是在第7頁的文字上注明此處新加入的材料見下面的第7A頁。（當秘書們稱贊我的文稿整潔時，我會非常高興。）有時我能在三周的時間里寫下三份10—15頁的初稿，那就是較為粗糙的文章草稿。

回歸教學工作之后，我花了一整個學年去修改這些草稿。我經常把它們放在一邊好幾個月，很少去思考。在一個學年里，參加會議、和同事學生談話這些常規活動占據了我的日常生活。這有助于我在學期之間的間隔重新修改論文，因為我已經忘了某個具體的論點或某種表達方式，不管是什么內容都不再看似順理成章，改起來也就更容易。在圣誕節假期之前，我可能不會把這些文件夾拿出來重寫。

我總是從修改句子開始：砍掉多余的字詞，把模糊的地方改清晰，擴充簡單的想法。就像我在課上跟學生說的那樣，這樣做總是會揭開我原本掩蓋掉的理論難題，所以過不了多久我就得重新思考整個分析。如果可以，我會把那些說不通的部分重寫成新的版本，如果不行就算了。無論能不能，我通常都會再次把論文放上幾個月（有時是幾年）。

開始用電腦寫作之后，事情就變了。最終我可以形成另外一種草稿。我可以隨時進行這樣的工作，而且通常是在三四天里每天干幾個小時，不會花更多時間。第二、三稿完成之后，我就可以發給一些朋友，他們可以提供有益的想法或尖銳的批評。我寧愿私下里從朋友那兒聽到這些批評，而不是從公開的“致編輯的一封信”里。

有些論文似乎永遠也寫不完，但是我痛恨浪費寫出來的任何東西，從不放棄希望，哪怕是沒有人喜歡的一些片段。一些東西會被擱置多年，比如我和斯蒂芬·德迪耶在1970年合寫的一篇文章最終到2017年才發表。（事實上，我還在打磨一篇年代更為久遠的論文，那是1948年我在埃弗雷特·休斯的“族群關系”課上寫的一篇有關都柏林艾比劇院的文章。）

當我從朋友們或者拒掉我論文的編輯那里得到批評和意見時，我會假設是因為我沒能把觀點講得足夠清晰，并且在不改變立場（除非批評意見說服我必須改變）的前提下，嘗試做些什么去回應別人的批評。這種修訂和反思會持續到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么可做，或者恰好有個地方能夠發表（比如說有人要求我為某個活動或某本書寫點兒什么，而我手頭在寫的東西恰好滿足要求）。有時候我覺得我已經完成了寫作，然后又發現并非如此。我是怎么意識到這一點的？當我看到某些內容可以寫得更好并且知道該如何做到這一點的時候，我就明白又得把稿子再過一遍。（在《藝術界》真正完成之前，我兩次覺得自己已經完工了。）

隨著經驗的累積和自信心的增強，我開始給自己設定寫作的問題。我漸漸對自己寫的那些又長又復雜的句子感到不滿，所以就開始嘗試寫短句。我能把字數減少到多少？非常少。我還開始尋找替代第三人稱（太浮夸）和第一人稱（寫多了就厭倦了，而且常常并不合適）的新方式。這造就了第二人稱的狂歡，在讀者的耳邊低語：“你可以發現這將如何導致……”

這種例行程序的前提是作者能夠像我這樣習慣性地在事情做完之前付出漫長的等待。如果你的寫作有期限——比方說你答應了要為某一本書貢獻一個章節，截稿日期已然迫近，或者你要遞交一篇論文參加美國社會學年會——就不可能這么奢侈。如果你需要發表一些作品去說服同事和管理者讓自己晉升，你也不能那樣做。后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像我職業生涯早期那樣強迫自己做一些必要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我的工作有很多年是研究而非教學，所以在完成舊的研究項目之前我總要開啟新的項目。結果就是我總是同時忙于幾個階段的工作：粗略地寫一個新東西的初稿，修改早先一個研究項目的初稿，完成即將要出版作品的終稿。這沒有聽上去那么難。事實上，這反倒讓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更容易了，因為當一個工作卡殼的時候，你可以轉到另一項上，總是挑最容易的做。

原標題：《面對寫作上的各種麻煩，社會學家建議先寫再說》

欄目主編：陸梅、李凌俊 文字編輯：袁歡

來源：作者：霍華德·S.貝克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