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香港貿發局鐘永喜：香港從“融入”走向“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2026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也是國家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窗口期。站在新的歷史節點，香港的角色正在發生深刻轉變——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到“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一字之差的背后，是香港功能的拓展、定位的升級，更是前所未有的機遇。

在2026中關村論壇年會期間，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內地總代表鐘永喜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圍繞“十五五”規劃給香港帶來的新機遇、北部都會區的戰略意義、京港合作的新模式，以及香港如何助力內地企業出海等熱點話題，分享了他的深刻洞察。

香港貿易發展局中國內地總代表鐘永喜。受訪者供圖

從“融入”到“服務”：一字之差背后的深層邏輯

新京報：你多次提到國家發展是香港最大的機遇。今年是“十五五”開局之年，你認為新一輪國家規劃與“十四五”相比，給香港帶來的機遇最大的不同點是什么？

鐘永喜：“十五五”是一個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我們看到整個國家在產業發展方面，正在從傳統產業優化提升，轉向新興產業的快速崛起。尤其是“人工智能+”行動的提出，會在“十五五”頭一兩年迎來一個非常高速的發展期。這種高速發展，本身就是為我們創造機遇的過程。

另外，在科技創新方面，過去香港更多參與的是科技的使用和轉化，未來我們可能要更多參與原始性、基礎性的科研，利用我們的大學優勢和海外人才資源，去推動更多攻關課題。這一點跟“十四五”還是有一些不同的。

我觀察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十五五”規劃中出現了大量與“融合”相關的表述——比如科技、教育、人才要融合發展，資金鏈、人才鏈、科技鏈也要融合發展；還有“人工智能+”“文旅+”等。這說明，過去各個部門、各個領域往往是各自為政、獨立發展，而“十五五”的方向則是走向融合。

融合發展，離不開各方的攜手合作。由此形成的競爭力，不再是一家企業的競爭力，而是整條產業鏈、整個生態圈的競爭力。我國在“十五五”期間將實現一次躍升，本屆中關村論壇年會的一大亮點就是打造“AI生態圈”，道理是一樣的——把不同的人才、基金、科技組合起來，讓不同的企業匯聚在一起，共同推動應用落地。

對我們貿發局而言，過去賣的主要是產品，后來轉向服務，未來則可能是把我們國家發展的經驗與成果，轉化為應用場景或解決方案，與全球分享。這也是為什么接下來必須加強合作。當然，這需要更多的制度性安排和能力建設。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某一領域的專才，更是綜合型、復合型人才；企業也需要具備更大的格局。這些都是全新的轉變。

我認為，未來五年是一個關鍵的窗口期。產業是主線，科技、金融、人才圍繞產業賦能，最終落腳點是回饋社會——讓工作更便捷，讓生活更美好。

北部都會區：未來香港與內地開展合作的重要載體

新京報：之前李家超特首提到，北部都會區是香港產業對接“十五五”的最前線。目前，北部都會區開發進展備受關注，你認為在“十五五”期間，如何真正推動北部都會區成為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建設的新引擎？

鐘永喜：北部都會區不僅被寫入國家“十五五”規劃，也將成為未來香港與內地開展合作的重要載體，尤其是在創科和教育領域。

香港向來“地少人多”，而北部都會區與深圳接壤，面積約占香港總面積的三分之一。通過這一區域的開發，我們可以將土地真正盤活、用起來，為創科、產業發展以及教育提供寶貴的空間。正因如此，北部都會區將在香港未來的發展中占據重中之重的位置。北部都會區是寫進“十五五”規劃的一個點，也是未來香港跟內地很多合作的主要載體，尤其是在創科和教育方面。

國家“十五五”規劃為香港指出了明確方向，包括建設三個中心，以及深化創科中心、打造人才高地等。這些定位固然重要，但最終能否落地，關鍵還在于人和企業如何發揮作用。同時，我也注意到，香港特區政府的引領作用正日益凸顯。在行政主導的格局下，未來各方將更有效地集中資源，提升統籌力度，從而把前面提到的各項融合發展要素轉化為新的機制、新的生態。

高水平對外開放：香港要當好制度創新的“試驗田”

新京報：“十五五”期間，高水平對外開放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香港在這方面可以發揮什么作用？

鐘永喜：在我們參與、融入并服務國家發展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障礙或需要進一步便利化的環節。而這些，恰恰是我們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落腳點。

舉個例子，在人工智能領域，數據如何跨境流動、跨境使用就是一個現實難題；在醫療領域，我們要推動創新藥研發，但如何才能加快臨床試驗、縮短創新周期？這些問題都是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的新挑戰。而香港可以在這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成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關鍵一環。

除了國家層面的“十五五”規劃，各地也有不少地方性和專項性的規劃。以北京為例，其“兩區”政策即將推出3.0版本。北京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排頭兵和先行者，“兩區”政策正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包和載體。

在這一政策框架下，我認為香港企業也可以積極參與，圍繞發展過程中需要進一步開放、需要我們去做的事情，貢獻自己的力量。部分港資企業甚至可以先行先試，作為試點。比如，香港的醫院如何參與內地的臨床醫藥創新？除了醫院，我們的醫療服務又該如何走進千家萬戶？

以香港新風天域集團為例，上次在北京舉辦的論壇上他們提到，“十五五”開局之年，每天已有10萬名病人使用他們的居家醫療服務。那么，如何將這樣的服務延伸到更多有需要的領域？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輔助養老和康復？這些都是值得探索的新方向。通過這樣的合作，未來幾年將涌現出大量新的應用場景、產品和服務，也可以成為我們推動“兩區政策”落地的重要切入點。在這個過程中，如果遇到真正的制度障礙，需要政府進一步開放時，我們可以共同與國家部委溝通、爭取支持。

從“超級聯系人”到“超級增值人”的功能拓展

新京報：香港給自己的定位，從“超級聯系人”到“超級增值人”，你認為這一字之差背后意味著什么？

鐘永喜：“超級增值人”這個概念是幾年前特首提出的。香港在扮演“聯系人”角色的同時，還要為眾多來港企業提供增值服務，這一點至關重要。企業來到香港所獲得的增值，正是香港作用與功能的體現。比如品牌管理、品牌提升，再到人才對接，都是我們可以為企業增值的領域。

當然，在“十五五”國家布局中，香港的功能遠不止于此。風險管理、文化交流等，也都是我們的優勢所在。因此，我們需要站在國家整體發展進程的高度，思考香港下一步該怎么走。特區政府已經有了一些部署和謀劃，這也是香港功能不斷拓展的重要方向。

新京報：你最近跟內地省市交流比較多，比如湖北、江蘇等地。你感受到內地企業對香港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

鐘永喜：我們主辦的“十五五”開局論壇，已經舉辦了16場活動，覆蓋湖北、江蘇、浙江等地。我們觀察到，企業在自身發展中，對開拓市場的需求尤為強烈。過去很多企業專注于內地市場，但如今部分行業“內卷”嚴重，大家紛紛把目光投向海外。

過去，中國的產品走出去很簡單——接一個訂單、發一個貨柜，產品出去了，企業本身并不需要出去。但現在不同了：不光是產品，我們的資金、技術、人才、品牌都要走向全球。這意味著，我們已經從一個“出口年代”，進入了一個“出海年代”。

從我們在各地舉辦的活動中可以看到，企業出海的意愿和需求非常強烈。近兩年，香港在證券市場、科研發展方面表現良好，人才引進計劃也廣受歡迎——內地朋友可以通過高才通、優才計劃來港，開放措施很多。因此，借助香港平臺面向全球，滿足企業出海需求，正成為一個非常核心的方向。

新京報：那你認為，在復雜的國際經貿形勢下，香港在幫助內地企業出海的時候，最核心的價值體現在哪里？是規避風險，還是實現真正的本土化落地？

鐘永喜：香港能夠為企業出海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務，發揮重要的平臺作用。正如剛才提到的，“十五五”規劃中關于香港功能的描述——風險管理、基本運作、知識產權保護、科技創新等——都明確寫入了規劃，這些都是企業出海時香港可以助力的領域。

同時我們也看到，企業來到香港，可以借助這個平臺更好地走向全球。在出海過程中，企業可能會遇到各種困難，比如法律法規差異、匯率風險、當地文化融合等問題。這些都是我們未來需要加強了解、著力破解的方向。因此，我們希望在企業出海的整個過程中，無論在內地、香港還是海外，都能建立起一個更加完善的服務體系。

“十五五”規劃在談及雙向開放平臺時，特別提到了“海外綜合服務體系”。在國家正在布局這一體系的過程中，香港應當發揮更多的作用和功能。

京港科技合作：從“共引”到“共育共享”的人才新機制

新京報：中關村論壇是國家級科技創新交流平臺。在你看來，香港參與中關村論壇，對香港融入國家創新體系、對接北京國際科創中心建設，具有怎樣的戰略意義？

鐘永喜：中關村論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平臺。香港方面對此十分重視，特區政府、各類機構，包括多所大學，都派出了大量代表前來參與研討、項目磋商和對接交流。

因此，我認為我們要更好地發揮平臺的聚合作用。因為最終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一家企業的競爭力，而是整個生態圈、整條產業鏈的競爭力。而這樣的競爭力，只有依靠平臺推動更廣泛的合作才能實現。

尤其是京港兩地互補性極強，北京在人才、高等教育、科研方面實力雄厚，香港則是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優質平臺。這種互補性，完全可以成為推動企業發展的有力支點。

無論是中關村論壇，還是京港洽談會，都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走到一起”的機會。如果只是零零散散地拜訪、聯系，很難形成規模效應。而通過論壇這樣的平臺，大家有機會充分展示自己的資源和優勢，彼此了解之后，才能知道可以合作什么、能夠做些什么。因此，這種交流與溝通至關重要。

新京報：連續幾屆中關村論壇年會，京港在科技合作方面達成了不少共識。你如何評價目前京港在科技領域的合作深度？相比于金融、貿易等傳統領域，科技領域的京港合作有哪些獨特之處？又面臨哪些需要突破的瓶頸？

鐘永喜：當前，京港兩地在科技領域已形成深度合作。大量優秀的北京企業選擇赴港上市，占比相當高。上市之后，企業通過再融資，能夠有效推動業務拓展和產品迭代升級。

香港財政司司長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圍繞這些企業的發展，我們要推動“金融+”和“AI+”，這與產業發展的方向高度契合。目前，京港兩地已建立起多個合作載體，例如我們貿發局與北京市科委共同搭建的“京港科技協同創新平臺”。不同機構之間也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合作，包括圍繞人工智能的規范指引、行動綱領等，都有具體的落地舉措。

接下來，我們的視野不應局限于京港兩地本身。北京應進一步聯動京津冀，在更大的區域協同范圍內推進合作。因此，今年北京市科委、中關村組團參加香港創科展時，也邀請了京津冀其他地區的企業一同參與。

從香港的角度來看，我們也希望在本地之外，吸引更多海外人才，為京港兩地的發展所用。在北京市市長顧問會上，我們專門提出了人才問題，核心思路是“共引、共育、共享”。也就是說，京港共同招引人才，引到香港、引到北京；人才到位后，我們共同培育、給予支持，通過各類載體、產業基金和聯合課題來助力成長。人才是共享的，為京港兩地所用——我們追求“求所用，不求所有”。有些人才即便留在海外，只要能為我們所用，也同樣重要。

因此，構建一個“共引、共育、共享”的新型人才體系，是我們下一步需要加強探索的方向，關鍵是要形成有效的機制。目前雖然可以一事一議，但更需要制度性安排，使之更有體系。

舉例來說，在某個特定領域，我們可以明確人才需求清單。香港的優勢在于：來港人才獲取海外信息更便捷、溝通成本更低；香港稅率較低，薪資更具吸引力；子女在港就學也更讓人放心。而北京則擁有優質的項目資源和高校研究機構。如何將兩地的優勢結合起來，實現人才的共引、共育、共享，完全可以成為下一階段京港科研合作與科創合作的新發力點。

新京報記者 陳琳

編輯 張磊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