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如何封侯？張良建議先賞賜最憎惡的人，理由讓人深思！

公元前二〇二年冬，長樂宮的夜色壓得很低。帳中只點著一盞宮燈，劉邦按著腰間舊傷，一邊喝酒一邊咬牙罵人：“這些功臣，一個個都不安分。”他放下酒樽，轉頭看向身旁的張良：“我該怎么給他們封侯，才能讓他們閉嘴？”張良沉吟片刻，說出那句日后經常被后人提起的話：“王上最恨誰，就先給誰封。”

這句聽上去有些“擰巴”的話，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劉邦和張良一路打天下、一路觀察人心之后得出的結論。要看懂這句話，就得把時間線往前拉，從劉邦最初“看人”的眼光講起，再說他怎么一步步用封賞來馴服人心。

有意思的是，劉邦是少見的那種“越往后越聰明”的皇帝。年輕時，他的野心來得很直白；到了楚漢相爭，他學會了用人；等到坐穩(wěn)了皇位，他開始學會克制、算計、布局，封侯這件事，正是他動腦筋最多的一環(huán)。

一、公元前二一五年的那一瞥：野心起于咸陽道

大約在公元前二一五年前后，四十多歲的劉邦押著徭役之人，路過咸陽附近。車隊剛停，一陣喧嘩傳來，秦始皇的儀仗從大道上滾滾而過，車蓋高張，旌旗蔽日。

隨行的人目瞪口呆，只敢遠遠跪伏。劉邦卻仰頭看了半天，脫口而出：“大丈夫，當如此也！”這話不算雅，卻很真。他不是在感嘆富貴難求，而是把秦始皇當成了要超越的目標。

差不多同一時期，少年項羽在會稽，也看見過秦始皇出游。那時他還不到二十歲，血氣方剛，盯著秦始皇的車駕，冷冷丟下一句：“彼可取而代也。”一個說“當如此”，一個說“可取而代”，心氣都不低，但方向不一樣。項羽更像是天生的猛將，眼里只剩“干掉對手”；劉邦則是個“抬頭看路”的人，對權勢、排場有著很直觀的感受。

這兩句隨口之言，埋下了日后楚漢相爭的伏筆。也可以說，從那一刻起，劉邦就把自己往“做皇帝”的路上推了出去，而不是滿足于當個地方小吏。

劉邦早年當亭長，這個職務不算高，卻不是誰都能考上。秦朝的基層吏職，需要識字、會辦事，還得會跟上邊下邊打交道。能坐上亭長的位置，說明劉邦并非傳說中那種只會喝酒耍賴的人，他有一定組織能力，也能在基層摸清人情世故。

這種夾在百姓與官府中間的經歷，讓他比一般農民更早感受到秦制的沉重，也更清楚“起義”這兩個字意味著什么。

二、等“出頭鳥”：從不貿然當第一個造反的人

公元前二〇九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xiāng)揭竿而起，這一年劉邦已四十多歲。他早就對秦朝不滿，卻遲遲沒有先動手。之前在沛縣上空，流言四起，有所謂“赤帝子應星”的說法，還有人說劉邦身上有奇異征兆，連他腿上一整條的黑痣也被人當成“異象”來講。劉邦對此并不拒絕，甚至有些樂于其成，但真到要起事，他卻沒有沖在最前頭。

當時有人勸他早起兵，他的態(tài)度很明確，大意就是：“且看一看，等有人先動。”他心里很清楚，秦朝的軍隊還在強弩之末，頭一個起來的，極容易被全力打擊。一旦有第一股反秦力量站出來扛旗，后面各路勢力就會像雨后春筍一樣冒出來，秦廷再強也難以兼顧。

事實也的確如此。陳勝、吳廣起義，震動天下，卻來得快，敗得也快。但這第一聲雷，已經敲碎了“秦不可反”的心理防線。各地豪強、舊貴族、亡命徒紛紛起事。劉邦便抓住機會，拉起隊伍，應勢而起。

不得不說，這一步他邁得不急不躁。既不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也不甘心永遠當跟班。他等的，就是別人先當“靶子”，自己再巧妙跟進。

三、人還沒多，人才先聚：蕭何、曹參、張良的到來

時間一點點推移，劉邦在沛縣起兵后，隊伍規(guī)模并不算大，裝備也一般。但他有一點很突出：很會看人，也舍得給位置。

蕭何、曹參本來就是沛縣的基層吏員，了解地形、熟悉民情，又懂秦制，這兩個人，替劉邦打下了底層行政班底。比起一味只會沖鋒陷陣的勇士，有一幫會記賬、算糧、掌文書的人，更能撐起一個隊伍。

而最具轉折意義的，是張良的出現。張良出身韓國舊貴族，早年在博浪沙刺秦未成，一直懷著復國之念。他本來想投靠別的諸侯，路上偶遇劉邦，隨意一聊，話風對上了。劉邦對他很客氣，甚至有點放低身段地說：“你別去投別人了，跟我干怎么樣？”張良經過一番思量，干脆就此轉向，投在劉邦門下。

這一轉，不只是多了個謀士，而是多了一雙看長遠、懂大局的眼睛。劉邦后來的許多關鍵選擇，包括封賞、削藩之類，都能看到張良的影子。

韓信更是典型。起初只在軍中管糧，毫不起眼。若按一般諸侯的眼光，這種小吏根本不會被當回事。蕭何卻覺得他不一般，夜里“月下追韓信”，拍著胸脯向劉邦保證：“此人不可失。”劉邦一開始不太服氣，心里說：一個小官，張口就要當大將軍，憑什么？

蕭何看得更遠，他知道戰(zhàn)局已經從零星起義走向諸侯爭霸，誰能用兵，誰就有資格談未來。他硬是逼著劉邦，以隆重禮儀拜韓信為大將軍，還要求儀式要做足，讓韓信心里有被重用的感覺。

這一步，劉邦勉強點頭，可他后來能贏楚，就繞不開韓信。“漢初三杰”和韓信這幾個人，不光幫助劉邦打天下，其實也影響了劉邦對“功臣”的態(tài)度。他非常清楚，自己能坐上那個位置，不是全靠個人武勇，而是靠這些人才。

問題也在這兒：既然打天下靠他們，天下打成了，他們要怎么安置？

四、天下已定，麻煩真正來了：封侯的難題

公元前二〇二年，楚漢戰(zhàn)爭以垓下之戰(zhàn)告終。項羽烏江自刎，劉邦在同年稱帝，建立漢朝。這一年，他已經五十出頭，算是熬出了頭。

戰(zhàn)事暫告一段落，朝堂上的聲音變了。將領們不再只談軍情，開始頻繁提起一個詞——“論功行賞”。有人直接找蕭何打探風聲，有人在酒席上借醉言功。劉邦看在眼里，心里明白得很：讓他稱帝，是看中那之后的封地、侯位、王號。

他不是看不懂人情，只是這筆賬，著實不好算。功勞可以排，心氣卻難平。封輕了，有人不服；封重了，又怕養(yǎng)虎為患。特別是那些曾經握兵權、手底下有老部曲的將領，一旦覺得自己吃虧，鬧起來不是鬧著玩的。

劉邦很清楚，這些人當年跟著他闖的是生死，現在盯著的卻是利益。一旦封賞不公，“功臣逼宮”“諸侯離心”之類的局面，很可能就會出現。

正是在這種尷尬氣氛里，他找到張良，問出那句實話：“我該如何給眾人封侯？”字面不多，背后卻是天子對自己“駕馭團隊能力”的不自信。

張良的回答，看似輕描淡寫：“王上最恨誰，就先給誰封。”這話乍一聽很反常，仔細想又有幾分狠辣的智慧在里面。

五、雍齒其人：最恨之人為何要先封？

要理解張良這句回答，得先看看劉邦“最恨的人”是誰。

那就是雍齒。

雍齒原本是劉邦起兵時的重要部下，曾受托鎮(zhèn)守豐邑這種關鍵地盤。等到局勢有變，他覺得劉邦未必有前途，就轉身投了魏王。后來劉邦勢力壯大，又轉投項羽。等項羽敗了，再灰溜溜回來投劉邦。

這種幾度易主的行為，在當時就叫“反復無常”，說難聽一點，就是典型的“墻頭草”。劉邦對這種人，原則上是最厭惡的。他曾經因為雍齒背叛，差點丟了老巢，心里那口氣，很多年都咽不下去。

按一般推理，功成之后，這種人最容易被清算。劉邦也確實有殺他的沖動，只是天下剛定，他不能在朝堂上大開殺戒，畢竟要給外人一個“寬厚”的印象，暫時忍住了。

張良卻抓住了這一點，說：“既然王上最恨的是雍齒，那就先給他封侯。”劉邦聽完其實是愣了一下，這不是在給自己添堵嗎？可張良接著算給他看：你公開封了最恨的人，其他人還能說什么？

事實也證明，這步棋下得很妙。

當劉邦宣布封雍齒為侯時，很多將領是吃驚甚至不解的。大家都知道雍齒曾經兩面三刀，劉邦對他一直耿耿于懷。現在這樣一個人，被封了侯，其他那些立過實打實戰(zhàn)功的將領，再想吵著要位置，也不好意思把聲調抬得太高。

雍齒成了一個標桿——底線被拉到這個程度，其他人心里其實就有數了：只要沒比雍齒差，遲早都有個交代。

更關鍵的是，這一次封侯，等于在朝內釋放了一個信號：賞罰不會完全被情緒左右。哪怕是皇帝最討厭的人，只要在大局中還有用，照樣可以給他名分。這種姿態(tài)，對那些搖擺不定的舊部、降將，其實有一定安撫作用。

不得不說，這個操作有點“反人性”，卻非常符合權力運作的邏輯。

六、七王的命運：先封后殺，都是算計

再往后看，就得提到那幾個早期被封的“王”。劉邦建漢之初，出于形勢所迫，封了七個異姓王，大多是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這些人手里都有地盤，有兵，有威望。

表面看，是論功行賞，實則也是一種“緩沖”：先讓你們吃飽，等中央實力增強，再想辦法收回來。這種做法，在封建王朝初期并不罕見。

可是人心是肉長的。對這些被封為王的功臣來說，能坐擁一方土地，自然越久越舍不得放。等到漢朝政權稍穩(wěn)，他們心中的“我也可以自己做主”的念頭，很難被完全壓下去。

劉邦最忌憚的，并不是那些沒有根基的新貴，而是“既有功，又有兵，又有地”的這類人。他在楚漢戰(zhàn)爭中吃過項羽的苦頭，很清楚一個“兵強馬壯的王”意味著什么。

于是當政權大致穩(wěn)定后，他開始一點點削弱這些異姓王。七個王中，除長沙王因態(tài)度相對老實而得以存活外，其余基本都沒能有好下場。

最典型的，當然是韓信。

韓信在軍事上的功勞，幾乎無人能比。從定三秦、破趙、下齊，到最終合圍楚軍，他的兵法實打實地把劉邦送上了皇位。可功高到這種地步，在帝王眼里，就已經不僅僅是“功臣”，而是一種潛在威脅。

更何況，韓信在劉邦最危急之時，曾以“兵在我手”為籌碼，逼迫劉邦封他為齊王、楚王。劉邦心里記仇，表面上忍著，等到項羽自刎于烏江，他立刻快馬加鞭趕往韓信軍中，收走軍權，然后再以謀反之名將其處死。

從時間上看，這一切幾乎是連貫發(fā)生的。戰(zhàn)場硝煙剛散，權力清理就開始。劉邦不愿留給韓信半點“反過來再干一票”的機會。他知道，一旦韓信有心，手里的余部加上聲望，足夠讓大漢政權再打幾年內戰(zhàn)。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那句“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的感嘆才被后人反復提起。功臣之死，固然殘酷，但在帝王心里，卻是鞏固統(tǒng)治的必要步驟。

七、誅功臣，留雍齒：一松一緊的用心

很多人納悶，韓信這樣的大功臣都被殺了，雍齒這種曾經背叛的人，反而活得安穩(wěn)，還得善終，這不是顛倒黑白嗎？

看清楚劉邦的心思，會發(fā)現這并不矛盾。

在劉邦眼里，決定一個人“要不要殺”的主要標準，不是“你過去對我多好”，也不是“我個人喜不喜歡你”，而是“你手里有沒有我控制不了的力量”。

韓信掌過大軍，有自己的部曲，有在各地的聲望，一旦有心反叛，就算不成，也能折騰得天下不寧；雍齒呢？他雖有些資歷，卻早已失去獨立整軍的能力，在各路將領心中也沒有什么神話色彩。這樣的人，殺了，樹敵；留著，反倒可以當成“寬大為懷”的樣本。

更微妙的是，雍齒那段多次倒戈的經歷，大家都記得。封他為侯，本身就是一種“警示”：既然這樣的人皇帝都能容，其他人是不是也該收斂一點，不要動輒以“我功勞大”自居？

這種一緊一松的手法，在劉邦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一方面，他毫不手軟地整肅具有軍政實力的功臣，另一方面，他又可以對部分毫無威脅、甚至曾經有過過錯的人，表現出“格外開恩”。

雍齒就是很典型的“被用來做樣子的人”。他不是因為德行高尚被封侯，而是被巧妙地用作了一塊棋子。張良建議先封他，其實就是把這塊棋子擺在了一張局中央。

八、對降將的態(tài)度：為什么“俘虜”比“投降”更安全？

還有一件事，往往容易被忽略。劉邦對待各路對手的將領，并不是一刀切。很多在戰(zhàn)場上被俘的敵將，他反而愿意寬待，甚至封侯；而那些主動選擇投降的，結局往往不太好。

道理其實并不復雜。

在劉邦看來，一個將領兵敗被俘，被迫歸順，這種人對原主忠心過，后來又沒有主動背叛的事實，名聲雖有損，底線還在。這類人一旦被收編，用得好還算可靠。

反過來看，那些眼見形勢不妙就提前投降的，將“主子”當成可以隨時更換對象的人，才是他心里真正不放心的。既然你能為利益棄舊主而去，那以后遇到更大的利益，還會不會再棄自己而去？這種性格，才是他難以接納的。

所以，很多主動投降過來的將領，哪怕一開始被禮遇，最后往往也難逃清理。劉邦對這類人，是從心底不信任的。

這里又能看出一個一以貫之的邏輯：他更看重“可控性”和“穩(wěn)定性”，而不是單純的“誰嘴上喊忠心”。人可以復雜，但權力運作需要簡單的判斷標準，他就用這種近乎粗暴的方式，篩選留下的人。

不得不說，以現代眼光看，這樣的做法確實偏激，甚至過于冷酷。但放到當時那種天下初定、藩王林立的環(huán)境里，他寧愿錯殺，也不愿放過潛在隱患。

九、張良那句話，究竟高在哪里？

回過頭再看開頭那幕：劉邦問“如何封侯”，張良說“先封你最恨的人”。

這句話高，在幾個層面。

先是心理層面。皇帝親手封一個最討厭的人，等于強行壓下自己的喜怒，把“公事”放在“私怨”前面。這一姿態(tài)，給所有人看：皇帝不是只憑情感行事，相對更講算計。功臣們即使不完全安心，起碼不敢說“全憑皇帝好惡”。

其次，是秩序層面。雍齒的封侯，把“最差底線”拉了出來。其他將領很清楚，往上比，自己的資歷、戰(zhàn)功絕不在雍齒之下。既然這個人都能封侯，自己沒必要急著跳出來鬧事，至少可以再觀察幾步。封賞秩序就這樣被硬生生穩(wěn)住了。

再者，是政治層面。雍齒這種反復的人，一旦被處死，很容易成為其他人心里的一個暗線——“皇帝會算舊賬，會突然翻臉”。而劉邦選擇封他，反倒讓人看到一點“可談空間”，很多中間派、搖擺派的心態(tài)，就會從“怕被殺”轉為“爭著表功”。

更微妙的一層，是張良對劉邦性格的拿捏。劉邦雖然好酒、好色、好熱鬧，但對“做皇帝”這件事極其在乎。他樂于被人說成“知道顧全大局”的君主，也愿意為了這種名聲在短時間內壓住個人情緒。張良就是抓住了這一點，給出一個既能滿足劉邦虛榮，又便于操作的方案。

從這個角度看，那句“王上最恨誰，就先給誰封”，其實不是簡單的“逆向操作”，而是一種極合劉邦性格、又穩(wěn)住軍心的權謀之語。

十、不談仁義，只看權衡

劉邦這一生，從亭長到皇帝，中間跨越極大。他并非孔孟式的“道德君子”，也不是只憑血性打天下的莽夫，而是一個時刻在算計“利害得失”的實用主義者。

封侯問題，是這種性格的集中體現。雍齒可以封，韓信可以殺，俘將可以用，投降者可以斬，全都圍繞兩個字打轉——“穩(wěn)局”。

他知道，江山不是一日打下來的，也不會一成不變地穩(wěn)定下去。每一個功臣、每一封侯位，背后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權力。該給的時候，得大方；該收的時候，得狠得下手。

張良那一句“先封你最恨的人”，拆開來看，是在提醒劉邦：封侯不是簡單的獎賞，而是對天下格局的一次重新排布。個人情緒可以有，但必須服務于大局。這一點，也許正是劉邦之所以被很多史家評價為“最會坐江山”的皇帝之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