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副團長曾奮勇抗戰盧溝橋，中原突圍后帶連隊開辟新根據地！

1946年深秋，鄂西北保康境內的山風已經帶著寒意。10月4日這一天，在保康縣金斗鄉東溝水的一處山洼里，一縱隊的團以上干部圍坐在一起，聽縱隊參謀長張才千宣讀最新指示：中原突圍的部隊，不再一味突圍遠走，要在鄂西北多停一段時間，就地殲滅敵人一部分。同時，一個出人意料的安排擺在眾人面前——抽調一名副團長，只帶一個連，單刀赴會，到保康、南漳一帶嘗試開辟新的游擊根據地。

那位被點到名字的人，叫沈甸之。

在很多后來者心里，抗戰、新四軍、中原突圍，這幾個名詞往往是分開的。而沈甸之身上，卻把這幾段歷史串成了一條線。他參加過盧溝橋抗戰，挎著槍護衛過第29軍的前敵司令部；又在歲月輾轉中走進八路軍、新四軍，直到中原突圍后，只帶一個連，硬是在鄂西北的群山之間闖出了一片立足之地。

有意思的是，這段經歷看上去只是大局中的一個插曲，但細細看下去，卻能看到游擊戰爭最真實的一面：人少、地險、敵強，卻偏要硬撐；槍林彈雨之外，還有一連串與鄉長、保長、地主周旋的斗智斗勇。

一、從盧溝橋到鄂西北山里：一個副團長的“折返跑”

1920年，沈甸之出生于北方一個普通農家。15歲那年，他參軍入伍，進了宋哲元指揮的第29軍，在37師217團3營當兵。小小年紀，當時不過是個學兵，卻親眼見證了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時，華北戰火驟起的場面。

盧溝橋事變那幾天，沈甸之所在的學兵隊負責警衛何基灃將軍的前敵司令部。日軍炮聲不斷，宛平城附近一片火光，29軍苦戰數日后被迫撤出前線。不少年輕兵在那一役中丟了性命，活下來的，也都在迷茫和憤懣中打量著未來的路。

29軍撤離華北抗日前線后，一部分官兵被調防，另一部分則被各路勢力拉攏。沈甸之這個年紀不大、卻見過真打仗的兵，在這時做了個決定：離開舊軍隊，去找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他后來回憶，那時候沒什么大道理，就是簡單一句話——哪支部隊是真抗日，就去哪支部隊。

到1945年抗戰勝利時，沈甸之已經從當年的學兵，成長為新四軍第五師的副團長，經歷了無數次拉鋸戰、圍點打援、穿插襲擾。抗戰結束，形勢急轉直下，國共矛盾迅速激化，中原地區成了最早爆發正面軍事沖突的戰場之一。

1946年夏秋，中原突圍打響。新四軍、中原軍區部隊被國民黨重兵層層圍堵，部隊被迫分路突圍，穿插到華中、華東、鄂西北等地。沈甸之所在的一縱，經過血戰和穿插，終于在10月初抵達鄂西北保康一線。

也正是在這一天的東溝水會議上，他接到了一個既危險又帶著幾分“孤注一擲”意味的任務——只帶一個連，深入陌生的山鄉，去開辟游擊根據地。

對于一個副團長而言，從指揮一個團的戰斗，忽然縮小到一個連的兵力，還要遠離主力部隊單獨活動，說輕松是自欺欺人。但在當時，這樣的安排卻極具現實意義：敵強我弱，兵力難以集中，分散開花、各自為戰，反而能牽制敵軍更大面積的兵力。

離開東溝水那天夜里，沈甸之帶著5團7連，外加幾個地方干部，悄悄向保康縣城東南方向轉移，目的地是地圖上并不起眼的“廟子埡”。

二、山區小鄉的火種：與鄉長、保長“打交道”的學問

一、山中落腳：紅三軍的“舊賬”變成“新資本”

廟子埡是個典型的鄂西北山鄉。它位于永峰鄉和黃化鄉交界處，一條綿延三十多里的大山橫在面前，外圍又是起伏的丘陵。對于游擊隊來說，這樣的地形簡直是量身定做：道路迂回，視線受限，便于隱蔽和穿插；對陌生部隊來說卻極難摸清情況。

7連摸黑進了廟子埡，先借住在村民家里。出乎沈甸之意料的是，當地老百姓不僅不害怕，反而紛紛上門燒水做飯，還噓寒問暖。這種態度，在很多剛接觸的新地區是不多見的。

在與村民姜德純閑聊時，一個關鍵原因浮出水面。姜德純說：“我們這兒的人，對紅軍不陌生。早在1931年夏天，賀龍帶紅三軍就來過這一帶。”那時候，紅三軍在保康一帶打土豪、分田地，嚴明紀律，不擾民，對當地影響極大。很多老人至今念叨那時候的事。

更巧的是，姜德純本人，當年還是紅三軍的一名掉隊干部，后來留在當地隱蔽下來。一聽到來了新四軍、解放軍，他主動站出來幫忙。

不得不說，這是個意外的“舊賬”，卻成了新四軍立足的寶貴“資產”。在革命根據地建設中，這種前后十幾年的歷史接續，非常常見，也非常關鍵。群眾有沒有見過紅軍，對“共產黨領導的隊伍”是害怕，還是信賴，往往決定了最初能不能站住腳。

摸清這層底子后，沈甸之心里就有了底。他沒有急著搞什么大會、宣言，而是先通過姜德純，了解當地的鄉長、保長、地主武裝等情況。因為游擊根據地不等于成熟解放區，要生存下去，就得在槍聲之外，先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理順。

姜德純重點提到兩個人：永峰鄉鄉長張逸仙，十二保保長萬書筠。一個是“開明紳士”，一個是“小惡霸”，但這兩人都有一個共同點——手里握著鄉里、保里的實際權力。能不能爭取到他們，基本決定了游擊隊在永峰鄉是被包圍、被出賣，還是能半公開活動。

二、與張逸仙“交朋友”：一支小手槍換來一個鄉

透露出信息之后，擺在面前的，就是怎么“打交道”的問題。

張逸仙是本地大地主，當過保康縣中學校長，在縣政府也做過文書。讀過書，有見識，口碑還不算壞。這樣的人，有時既可能成為死對頭，也有可能成為重要的統戰對象，關鍵在于怎么看清形勢、如何說話做事。

第二天，沈甸之就帶人上門，主動去張家借宿。那時候張家已得知有部隊進山，全家老小大多躲了，只留下年邁的老母親臥病在床。沈甸之一來，不是先亮武器，而是先看望老人，叮囑她把兒子叫回來，當面談清楚。

不久，一個自稱“長工”的年輕人回來探頭探腦。沈甸之一看就知道來歷不簡單，果然，這人其實是張逸仙的貼身護衛。他順勢向這個“長工”宣傳解放軍政策，又寫了一封親筆信，讓他轉交張逸仙。

夜里，張逸仙聽完護衛匯報，又反復看那封信，權衡再三，答應在一個隱蔽的伷戶小屋與對方見面。會面時，張家準備了酒菜，氣氛表面上輕松客氣，話題卻很快轉到正事上。

“張鄉長，我們部隊從中原突圍到鄂西北，是被迫自衛，我們不搶你們老百姓一針一線。”沈甸之先從大環境講起，介紹中原解放軍的來歷，以及為什么要在鄂西北建立根據地。

張逸仙也不傻，他親眼見過突圍部隊路過保康時，紀律嚴明，買糧付錢，對老百姓秋毫無犯；也見過國民黨軍隊進村，“借糧不還”、濫抓壯丁。他當面感嘆：“你們這支隊伍，是仁義之師。毛主席、朱總司令，真是難得的人才。”這話里既有真心，也有試探。

接下來，他故意旁敲側擊，打聽華北抗日根據地搞過的“三三制”、減租減息等政策到底怎么實行，地主的利益是否還留有余地。沈甸之沒有遮遮掩掩，把政策講得清清楚楚——減租不是抄家，“三三制”中地主、開明紳士仍有參與政權的名額，只要肯合作，就不是敵人。

在這種你來我往的試探中，雙方漸漸有了互信。當晚，他們達成一個初步共識：永峰鄉鄉公所不向敵軍提供游擊隊情報、不阻撓游擊隊向當地富戶攤派糧食、不阻止游擊隊募捐冬衣布匹。這三條看似不多，卻是游擊隊在當地公開活動的基礎。

十幾天后，也就是10月18日，雙方在張家再見面。這次談得更深入——不僅是“互不為敵”，而是探討在永峰鄉建立自治政權的問題。談到一半，張逸仙突然提出一個要求：“沈大隊長，若真是朋友，能不能給我一支防身用的手槍？”

這個要求有點突兀，卻很典型。他既需要防備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武裝，又要判斷新四軍是不是拿他當“真朋友”。沈甸之一開始有些意外，很快反應過來，這其實是一次試探。

他沒有猶豫，當著張逸仙的面，解下自己皮帶上的小手槍，用雙手遞過去：“您看這一支行不行？只要張鄉長不嫌棄，就收下吧。”

這一下輪到張逸仙愣住。那可是一個副團長隨身佩戴的武器，不是普通士兵的步槍。他遲疑片刻，還是收下了，握著沈甸之的手說：“沈大隊長，您真夠朋友。”

這支小手槍，不只是金屬，更是一份明牌：你信我到這個份上，我若再兩面三刀，就成了不義之人。這種心理上的束縛，往往比任何書面協議都牢。

之后，張逸仙表示同意在永峰鄉建立自治政權，由孔曉春出任鄉長。他還提出一個小小的要求：讓自己的兒子擔任副鄉長。沈甸之當場同意。對游擊隊而言，多一個“地主之子”掛名副鄉長，并不妨礙大局，反而有利于爭取更多中上層人士的觀望態度。

三、改變鄉里格局：惡保長也得拉一把

永峰鄉還有另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十二保保長萬書筠。此人有點小惡霸的味道，曾不停想當鄉長，卻因為群眾基礎差、名聲不好，一直未果，對張逸仙心存不滿。

像這樣的角色，簡單打成“敵人”不難，難的是在尚未站穩腳跟時就搞“你死我活”，容易兩面樹敵。沈甸之和孔曉春花了不少時間，通過當地老鄉和中間人，一點點做他的工作。既給他面子，又點出形勢：國共內戰已起，解放軍在中原突圍后還能打回來，形勢早已不是他一個小保長能左右，若選錯邊站隊，以后連退路都沒有。

在反復勸說、示以利害后，萬書筠也答應參與自治政權，擔任副鄉長。這里面固然有他自身的盤算，但從結果來看，對游擊根據地來說是件好事——至少十二保不再成為后方的“釘子”。

1946年10月25日，永峰自治鄉在塔灣鄉公所正式宣布成立。張逸仙、萬書筠，以及全鄉十二保保長、保代表悉數到場。會議上，孔曉春、沈甸之先后講話，明確自治鄉的組織架構和與游擊隊的關系。

這一刻，5團7連不再是山中游走的一支“外來隊伍”，而是在永峰鄉有了半公開的政治依托，能堂堂正正活動、宣傳、籌糧、組織民兵。這一步，對當時孤懸在外的一個連來說，意義極大。

三、游擊根據地的“溫度”：籌棉衣、斗叛徒、抗重圍

一、冬衣和耳子：游擊戰爭里的細枝末節

永峰自治鄉剛站住腳，冬天就近在眼前。山里冷得快，部隊多數人還穿的單衣，真正的難題，不是“打不打仗”，而是“能不能挨過冬”。

沈甸之清楚，不能硬攤派、強征硬要，否則辛苦建立起的統戰關系很快就會毀掉。于是，他想了個更穩妥的辦法——給兩個鄉20多戶地主、富商寫勸募信。

信里沒有一句威脅，而是實情相告：眼看嚴冬將至，游擊隊員沒有棉衣，若能得到一些棉花布匹，便可保一線生機。態度誠懇，用辭講究，讓人讀了不好拒絕。

信發出去不久，大多數被點名的地主、富戶都給了回應，有的送棉花，有的送布匹，數量有多有少，總歸表達了“不得罪”的態度。

有意思的是，黃化鄉首富王子安卻一直沒動靜。這人是縣城有名的大戶，在城里開著幾家紙廠，對游擊隊原先態度不壞，這回卻沉默了。

察覺到這一點，沈甸之沒有動怒，也沒直接給他“扣帽子”，而是決定親自登門拜訪。見面時，他只淡淡一句：“此前那封信，不知王老先生收到了沒有？”

這問法不硬，卻叫人難以裝糊涂。王子安馬上表明：“信收到了，我也準備了110斤耳子，想拿去南漳換布，只是有些顧慮……”

所謂“耳子”，當地人對一種含棉籽的棉絮的說法，可以加工成棉花。王子安的顧慮，說白了就是一句話：怕被國民黨盯上，成為“通共”的把柄。

沈甸之聽得明白，馬上給他找臺階：“王老先生考慮得周到。樹大招風，人怕出頭。這樣吧，您只需派兩個人把耳子送到指定地點，剩下換布、運輸，都由我們來辦。”

這一來一回，把王子安最擔心的問題解掉了。他當場握著沈甸之的手連聲道謝：“知我者，真乃沈大隊長也！”那110斤耳子后來被換成35斤白布，分批送到部隊手里，解決了冬衣材料的燃眉之急。

這些細枝末節，很容易被宏大戰爭敘事忽略。但要理解游擊戰爭，為何幾十人能撐起一個根據地，不看這些，是看不全的。

二、火中求生：八字巖突襲與內部“清賬”

到1946年12月中旬，以永峰、黃化兩鄉為中心，方圓一百多里的保康游擊根據地已經成形。游擊大隊走到哪里，都有人接應，吃飯、帶路、傳信都有保障。保康縣政府不斷向上告急，國民黨不得不從前線抽調兵力回防，來保康縣維持所謂“秩序”。

兵力一調，前線壓力減輕，對中原戰場的大局當然有利。但對區區幾十人的游擊隊來說，形勢反而緊張起來——敵人知道山里有一根“刺”，就會集中力量拔掉。

1947年1月28日，游擊大隊在千家老林北麓的八字巖宿營。山里夜深風冷，隊伍沒想到敵人會摸到這塊相對偏僻的地方。結果天未亮，蔣軍突然發起襲擊，子彈從山坡下狂掃上來。

戰斗極為慘烈，緊隨沈甸之身邊的15名戰士，最終只有7人殺出重圍，其余8人不是當場犧牲，就是被俘后被殺。等到天色微明，山谷里硝煙散去，部隊只剩下零星幾股人馬。

之后趕來會合的，只有一個排，其余兩個排在連長蒲正華帶領下，從另一條山路撤離，途中又幾乎與敵人遭遇，多虧當地一位同情解放軍的甲長馮大爺冒險掩護，才繞開追兵，重新與主力接上了頭。

這次損失，對游擊大隊打擊不小。人一少，火力、哨兵、聯絡都要重新調整，山里消息傳得快，一些搖擺不定的地方保甲，也開始觀望。

這種時候，內部的“賬”就必須算清。有的保長頂著壓力，仍然暗中支持游擊大隊。像永峰第十保保長白振武，就多次秘密會見沈甸之，提供敵軍動向，有一次還冒險親自給游擊隊帶路。

但也有人借機轉向，一心討好敵人。永峰第十二保保長李成孝，就在八字巖戰斗后，帶著敵軍追擊游擊隊一整夜，最后抓到兩名工人、兩名傷病員，全都殺害。

這種行為性質就完全不一樣了，從中立變成赤裸裸的叛賣。對這種人，游擊隊毫不含糊。沈甸之親自帶人，在一個夜晚把李成孝悄悄押出村，在村外當場處決。

有人或許會問，游擊隊不是講統戰嗎？怎么也有“槍口向內”的一面？實際上，這里面界限很清楚：爭取中立、拉攏開明人士，是為了擴大統一戰線；對破壞根據地、出賣戰友、直接導致無辜人員被殺的叛徒，則必須堅決處理，否則整個游擊隊就會置于極大風險之中。

三、以幾十人對抗近萬人：最艱難的三個月

1947年2月上旬，形勢又有變化。一縱隊副司令員劉昌毅路過保康游擊根據地，看了看這里的情況，認為沈甸之的基礎已經打好，于是決定將蒲正華指揮的7連調走，另有用途。

這一下，人手更緊。好在不久后，五團團長江賢玉帶著一個排趕來，與沈甸之合兵。當時算下來，兩支部隊指戰員加起來，也不過42人。而對面是什么陣容？國民黨整編第66師三個團，外加兩個縣保安大隊、若干鄉保安隊，總數接近萬人。

人數上的懸殊，可以說到了極端。沈甸之后來在回憶里提到，1947年2月至5月，是他和江賢玉一輩子中最艱難的一段時光。永峰、黃化的各個集鎮都駐著重兵，敵軍經常成營成連地出動，在長嶺、百峰坪等地進行清剿，一聽說游擊隊露過面，就會封鎖整片山林。

甚至有敵軍火燒山林的記載。只要發現有炊煙、腳印、被踩動的灌木痕跡，整片山就被點火焚燒。哪家農戶被發現曾經留宿過游擊隊，往往會面臨嚴酷報復，一家老小被打被抓的情況并不鮮見。

在這種高壓下，游擊大隊內部格外團結。上下級之間沒有客氣話，但有一種樸素的信念支撐著：只要還能動，哪怕只剩幾十人，也不能輕易散掉。因為一旦消失，這片剛剛建立起來的群眾基礎就會被敵人整垮，再想恢復就談何容易。

更難能可貴的是，當地不少群眾，在這種形勢下仍然選擇幫忙。游擊隊每到一戶，主人往往悄悄把門閂好，先點上火，再把早準備好的干糧、熱湯端出來，還會幫他們藏武器、護傷員。有些傷員行動不了，就直接留在老鄉家里，換棉衣、換草鞋，讓他們慢慢養傷，等有機會再接走。

這種關系，不是一天兩天能建立起來的。前面幾個月的耐心統戰、守紀律、講信用，在這里發揮了作用。換句話說，游擊隊不是孤軍作戰，而是與當地老百姓一起，在共同抵抗外來壓迫。

1947年5月初，一個關鍵信息傳來：整編第66師三個團先后奉命調離保康。游擊隊這邊感到敵人壓力突然減輕，行動范圍一下子擴大了不少。后來才知道，原來張才千指揮的游擊縱隊在長江以南繞了一圈，又北渡長江，敵軍急忙調兵圍追堵截，保康這邊的力量自然被抽走了。

不久，新的命令也傳到山里——鄂西北一帶對敵人的戰略牽制任務已經超額完成，繼續死守會把寶貴的骨干消耗在局部戰斗中。上級決定將各路游擊隊集中起來，向外線轉移，待條件成熟再返回這一地區。

1947年5月26日，沈甸之、江賢玉帶著僅有的那點兵力，在廟灘東渡襄江。身后，是他們艱難堅持七個多月的鄂西北山鄉，是保康游擊根據地的群眾，是那些已經倒下的戰友。

這支小隊沒有舉行什么隆重的告別，也沒有留下一紙誓言。只是悄悄撤出，讓敵人的追兵撲了個空，把根據地和群眾暫時交給更深的山林去掩護。

對熟悉大型會戰的人來說，這樣幾十人的游擊隊似乎微不足道。但沿著時間線從盧溝橋一路看下來，就會發現，正是這些散落在山野、鄉村中的小股部隊，才讓大戰略有了牽制、有了縱深，也讓“根據地”三個字，不只是地圖上的一個紅圈，而是一群真實的人，在最艱難的歲月里咬牙撐起的一塊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