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羽青｜拜占庭遺產：巴爾干的一場繼承之戰

2020年7月，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簽署法令，將伊斯坦布爾的圣索菲亞大教堂由博物館改為清真寺。消息一出，希臘政府立即發表聲明稱此舉是“對整個文明世界的挑釁”，塞爾維亞東正教會也發出了譴責。一座建于公元六世紀的建筑，為何能在二十一世紀攪動如此廣泛的政治情感？答案指向一個看似早已消亡，卻從未真正退場的政治遺產——拜占庭。

對中國讀者而言，“拜占庭”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近年來，隨著陳志強的《拜占庭帝國大通史》的出版，以及瓦西列夫（A. A. Vasiliev）《拜占庭帝國史》等著作的譯介，拜占庭史在國內學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中文世界的讀者已經有了不少了解這個千年帝國興衰本身的渠道。然而，另一個同樣重要甚至更具現實意義的問題，在中文學界卻鮮少被系統討論：拜占庭帝國滅亡之后，它的遺產去了哪里？或者更準確地說，誰有權宣稱自己繼承了拜占庭？

陳志強主編的《拜占庭帝國大通史》

瓦西列夫著《拜占庭帝國史》

這并非純粹的歷史學問題。在東南歐，那片常被籠統稱為“巴爾干”的廣袤區域，圍繞拜占庭遺產的爭奪貫穿了近兩百年的民族建構進程，至今余波未息。一個早已消亡的拜占庭帝國，被新興民族國家建構為一系列相互競爭的“擬象”，并最終在一個超真實的戰場上，進行了一場持續百年的“符號戰爭”（symbolic warfare）。這場戰爭的核心，已無關乎歷史真相，而在于誰能成功地將自己發明的那個“拜占庭”，塑造成唯一合法的文化資本。從希臘的“偉大理想”（Megali Idea）到保加利亞的“第一保加利亞帝國”敘事，從塞爾維亞的“科索沃神話”到羅馬尼亞對文化血統的糾結，再到土耳其對奧斯曼—拜占庭關系的重新定義，每一個曾處于拜占庭文化輻射范圍內的國家，都試圖從這筆龐大的歷史遺產中分得一杯羹。保加利亞歷史學家迪亞娜·米什科娃（Diana Mishkova）的著作《競爭的拜占庭：東南歐的帝國與認同》（Rival Byzantiums: Empire and Identity in South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正是對這一問題的系統回答。

米什科娃在導論中明確，她的研究并非要探究“真實的”拜占庭是什么，而是要分析“拜占庭”這個符號是如何被此地區知識、政治精英所使用和構建的。各個曾處在“拜占庭文化共同體”（Byzantine Commonwealth）內的巴爾干國家根據自身的政治需求，都聲稱自己是“真正的”拜占庭繼承者，從而引發了一場關于歷史敘事和身份認同的符號戰爭。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都試圖將自己的民族歷史與拜占庭帝國聯系起來，宣稱自己是其“合法繼承人”。這種“繼承權”的競爭體現在對文化符號的爭奪上。例如，誰才是“真正的”查士丁尼大帝的后裔？哪個民族的教會才是東正教世界的中心？這些都成為民族主義構建中的重要議題。米什科娃是要揭示，巴爾干地區的民族國家是如何圍繞著這筆龐大的歷史遺產，展開了一場關于“我是誰”以及“我與鄰國有何不同”的激烈競爭，而這場競爭深刻地塑造了該地區的現代歷史和民族認同。米什科娃將這種爭當拜占庭遺產“繼承人”的情況稱為“競爭的拜占庭”（Rival Byzantiums）。

迪亞娜·米什科娃著《競爭的拜占庭：東南歐的帝國與認同》

一

早在1929年，英國歷史學家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就曾提出過一個論斷：

在偏見的影響下，許多歷史時代受到了批判，其中被稱為后羅馬帝國或拜占庭帝國時代尤甚。我們粗暴的十字軍祖先第一次見到君士坦丁堡，見識到一個人人都讀書寫字、用叉子吃東西、喜歡外交且厭惡戰爭的社會，自此之后，卻開始流行用蔑視的眼光看待拜占庭人，把拜占庭人的名字當作頹廢的同義詞。到了十八世紀，精致不再被視作頹廢；但頹廢仍是拜占庭人的特征。孟德斯鳩和更出色的同時代人吉本，找到了新的借口。他們把所有中世紀歐洲典型的迷信和嗜血的陰謀詭計安到拜占庭上，為這個代名詞賦予了新的生命。……所有歷史學家齊聲將這個千年之久的帝國當作一個短暫的、險惡的、不間斷的衰落文化。（Steven Runciman, The Emperor Romanus Lecapenus and His Reig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929, p. 9）

啟蒙運動以來，西歐思想家們系統性地構建并廣泛傳播了一個對拜占庭帝國的極端負面的刻板印象，將拜占庭歸納為“衰落的文化”，將它描繪成一個專制、停滯、迷信、腐敗且毫無建樹的千年帝國，只是古典希臘羅馬文明的墮落延續，奠定了“拜占庭的黑色神話”。伏爾泰認為拜占庭歷史是“一部毫無價值的、充滿了宣言和奇跡的匯編”，是神棍和暴君的舞臺。孟德斯鳩則批判拜占庭式專制主義（despotism），認為這是導致帝國衰敗和公民精神喪失的根源（Voltaire, “Le Pyrrhonisme de l’histoire”，?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Tome 27，Garnier Frères, 1876, p. 265; Montesquieu，Considé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Ｒomains et de leur decadence, trans. Jehu Baker,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9, pp. 448，460-461）。啟蒙思想家們將理性、進步、世俗主義和自由視為衡量所有歷史文明的標尺。在這種視角下，以神權、皇權和深厚宗教傳統為特征的拜占庭，幾乎在所有方面都被視為反面典型。黑格爾則對拜占庭提出了更形象的表述，稱它是“東方帝國的腐爛建筑物”，只有“令人作嘔的愚蠢畫面”，“瘋狂的激情”扼殺了“思想、行為和人性之中一切高尚因素的成長”（G. W. F. Hegel, Philosophy of History, Dover Publications, 1956, p. 340）。

愛德華·吉本的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匯集了幾乎所有關于拜占庭的負面敘事，將其負面形象徹底地固定下來。他將拜占庭歷史定義為“一千年的衰落”，認為基督教的勝利和東方專制主義是導致羅馬精神消亡的根本原因（[英]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五卷，席代岳譯，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年，第1-3頁）。這部著作的巨大影響力，使得“衰落的拜占庭”這一觀念在整個歐洲思想界根深蒂固。

愛德華·吉本

十九世紀被稱為“歷史的世紀”，歷史學在此時成為了構建民族認同、論證民族獨特性和領土合法性的首要工具，歷史書寫成為民族構建的核心戰場。正是因為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想家和學者構建了如此強大的負面敘事，十九世紀巴爾干的知識分子無法繞開這個已經給出的“判決”，才被迫對此作出回應。因此，他們的歷史書寫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辯護、反駁或重新解釋的色彩，試圖從這片“廢墟”中為自己的民族“正名”。正是這個被西歐構建的“他者”形象，刺激并塑造了巴爾干知識分子日后的身份構建和歷史敘事。他們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要決定是接受這個負面標簽、徹底拋棄拜占庭遺產，還是重新挖掘和詮釋這個符號，以服務于自己民族的現代化進程。

在處理同拜占庭遺產的關系時，關于拜占庭的爭論從回答來自外部的批判轉變為巴爾干各民族之間的內部競爭。此地區每個新興民族都必須回答：我們與拜占庭是什么關系？這個千年帝國是我們的光榮遺產，還是壓迫我們的“他者”？這些問題的答案直接決定了其民族認同的底色。他們開始了一個將共享的、超民族的拜占庭遺產“分割”和“民族化”的過程。他們不再將拜占庭視為一個整體，而是有選擇地從中提取對自己民族敘事有利各個符號，并將其“挪用”為本民族獨有的歷史。因此，米什科娃歸納了十九世紀以來巴爾干歷史書寫中對拜占庭遺產的三種主要的“挪用”策略：希臘的“全面繼承”策略、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競爭與吸收”策略、羅馬尼亞和土耳其的“疏離”策略。

二

十九世紀初，希臘歷史學家為迎合西歐知識精英以“復興”古希臘的范式書寫歷史，認為“古希臘”是構建希臘民族認同的唯一旗幟，將拜占庭帝國視為“入侵者”。但隨著民族史學的發展，以康斯坦丁諾斯·帕帕里勾普洛斯（Konstantinos Paparrigopoulos）為代表的希臘歷史學家構建起了一個從古希臘、拜占庭到現代希臘的“三段式”無縫連續體。在此敘事中，拜占庭帝國被重新詮釋為“中世紀的希臘帝國”，是希臘精神在基督教時代的發揚光大。這是最徹底的“擁抱拜占庭”策略，希臘知識精英成功地將拜占庭這個符號“收編”進從古至今一脈相承的“希臘民族史”中。

如果說希臘的方案是“全面繼承”，那么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方案則是一種更為復雜和充滿張力的“競爭性繼承”。米什科娃用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案例完美地詮釋了她的核心概念——“競爭的拜占庭”。這兩個民族與拜占庭的關系更為復雜和矛盾：民族史學家一方面將拜占庭描繪成一個長期壓迫和試圖同化自己的“帝國敵人”，頌揚本民族英雄對拜占庭的抵抗和勝利；另一方面，他們又必須承認自己的文化、宗教和法律體系深受拜占庭影響，因此他們強調自己是拜占庭文明的“積極吸收者”和“競爭性繼承者”，甚至一度試圖取而代之。

保加利亞民族史學構建了一種對拜占庭的矛盾敘事。在這種敘事中，拜占庭既是長期的、壓迫性的“民族之敵”，又是不可或缺的“文明之源”。保加利亞的民族認同，正是在這種同拜占庭“對抗—吸收”的張力中形成的。在對抗層面，保加利亞史學家重點講述克魯姆汗（Khan Krum）用拜占庭皇帝的頭骨做酒杯的事跡，以及“保加利亞屠夫”巴西爾二世（Basil II）的殘暴行徑。而在吸收層面，保加利亞學界則詳細闡述拜占庭在文化上的積極影響和保加利亞“西美昂之治”（Pax Symeona）的構建過程。他們一邊聚焦于拜占庭使節西里爾（Cyril）和美多德（Metodius）創立的斯拉夫文字，將這一源于拜占庭的符號視為保加利亞對整個斯拉夫世界最偉大的貢獻、民族自豪感的根基。另一邊強調保加利亞西美昂大帝對拜占庭制度的模仿與超越，認為他創造出了一種“斯拉夫式的拜占庭”（Slavo-Byzantina），建立起足以與拜占庭對抗的強大國家，引領保加利亞進入黃金時代，為保加利亞民族歷史中“興起—輝煌—衰落—復興—再沉淪—最終重生”的民族敘事劇本打下了基礎。

克魯姆汗與貴族們宴飲時，一名侍從呈上用拜占庭皇帝的頭骨制成的酒杯，杯中盛滿葡萄酒。

塞爾維亞遵循著類似的“競爭—吸收”邏輯，但略有差異。如果說希臘的方案是“我們就是拜占庭”，保加利亞的方案是“我們創造了另一種斯拉夫式的拜占庭”，那么塞爾維亞的方案可以概括為：“我們本應成為新的拜占庭”。這是一個典型的“在即將走上巔峰之時卻又功敗垂成”的英雄悲劇敘事。

塞爾維亞民族史學的核心，是將其歷史巔峰奈瑪尼奇王朝（Nemanji? Dynasty）描繪成一個全面學習、吸收并最終試圖取代拜占庭帝國的過程。與保加利亞強調創造獨特的“斯拉夫式的拜占庭”文化不同，塞爾維亞的敘事更側重于在政治、法律和帝國意識形態上對拜占庭這個符號化帝國的“完美復刻”與“終極超越”。

十四世紀是整個塞爾維亞民族敘事的核心所在，這是凝聚了至高榮耀和極端屈辱的一個世紀。在塞爾維亞人看來，他們的中世紀國家在斯特凡·杜尚皇帝（Stefan Du?an）的統治時期達到頂峰，是他們歷史上輝煌的黃金時代。杜尚的宏途遠略不僅在于獲得拜占庭領土，更是要成為拜占庭本身。為此，他采納帝國頭銜，自立為“塞爾維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皇帝”，直接宣示了他對拜占庭普世皇權的繼承要求。他頒布的《杜尚法典》（Du?anov zakonik）大量借鑒了拜占庭的法律，旨在證明他是一個與拜占庭皇帝同等的、文明的立法者。杜尚還有遷都的野心。作為早年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質子，杜尚的最終目標是攻下君士坦丁堡，將這個帝國中心變成自己帝國的首都。可惜自立為帝僅九年后，杜尚在征戰途中暴斃，塞爾維亞帝國在他死后迅速瓦解為碎片化的土地，成為“新的拜占庭”的終極夢想隨后被奧斯曼土耳其徹底打破。

斯特凡·杜尚皇帝

三

米什科娃認為，羅馬尼亞處理拜占庭遺產的策略重點在于“疏離”。他們選擇繞過拜占庭，直接與古羅馬建立聯系，從而在文化和身份上將自己定位為“西歐拉丁世界”在東歐的一塊飛地。羅馬尼亞史學家傾向于弱化拜占庭—斯拉夫文化的影響，將其視為一種外來的、表面的覆蓋層。他們著重強調自己的“達契亞—羅馬”血統和拉丁語言的獨特性，試圖將自己與南部的斯拉夫—拜占庭世界區分開，從而在身份認同上更“靠攏”西歐的拉丁民族。

但是，羅馬尼亞并非對拜占庭遺產無動于衷，它也曾一度加入這場巴爾干的“繼承之戰”，但最終以一種高人一等的姿態退出。希臘、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是在“拜占庭大家庭”內部爭奪長子繼承權，羅馬尼亞則像一個試圖證明自己出身更高貴、因此無需參與這場家庭紛爭的遠房親戚。

不過，退出拜占庭遺產“繼承之戰”、放棄這份文化資本不意味著它退出了符號戰爭。這只是羅馬尼亞嘗試逃離話語意義上的“東方”的中間步驟，羅馬尼亞希望擺脫的是“巴爾干”這個身份枷鎖。羅馬尼亞人對巴爾干人身份的立場，恰好證實了這一點，他們將其視作桎梏：“我們羅馬尼亞人認為自己是巴爾干人，但實際上卻不是……因為我們認為它是拴在我們腿上的鐵球，拖著我們的后腿，使我們無法成為歐洲的‘一個組成部分’。”（Alexandru Paleologu, “Balkan Socrates and Socratic Caragiale,” Secolul 20, nos. 7–9, 1997, p. 20）他們總是津津樂道于“巴爾干”含義的模糊性，反復論證這個概念在《法國百科全書》《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和美國《康普頓交互式百科全書》中的差異，試圖找到自己不屬于巴爾干的確切證據（Adrian Cioroianu, “The Impossible Escape: Romanians and the Balkans,” Balkan as Metaphor: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pp. 210-211）。

在羅馬尼亞學界，“羅馬根源論”是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官方敘事，其核心在于勾連起“達契亞—羅馬連續性”。這是指現代羅馬尼亞人是古羅馬征服達契亞后，由羅馬殖民者和本地羅馬化的達契亞人融合而成的直系后裔，并且自古羅馬時代以來就一直不間斷地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這個敘事強調兩點：一是羅馬尼亞血統和語言的拉丁性。羅馬尼亞語是羅曼語族、拉丁語系的一員，這被視為其民族身份的最高證明。二是文化上的“西方”歸屬。通過強調羅馬根源，羅馬尼亞將自身與南邊的“斯拉夫—拜占庭世界”明確區分開來。可見，對于羅馬尼亞人來說，拉丁符號是比拜占庭符號更加重要的文化資本。

在羅馬尼亞人看來，其歷史上真正值得銘記的統治者有兩位。一是于公元106年征服了達契亞的羅馬皇帝圖拉真（Trajan）。他帶來了這片土地的羅馬化，因此圖拉真之柱也被羅馬尼亞學者戲稱為“羅馬尼亞人的出生證明”。另一位則是來自普魯士的、領導羅馬尼亞進入現代化道路的卡羅爾一世（Carol I）國王。1906年，正值卡羅爾一世國王統治羅馬尼亞四十周年、羅馬尼亞王國獨立二十五周年之際，同時也是圖拉真皇帝征服達契亞一千八百周年之時，羅馬尼亞在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辦“羅馬尼亞總展”盛典，并發行了一套紀念幣：圖拉真和卡羅爾一世頭像并立。

羅馬皇帝圖拉真

有趣的是，羅馬尼亞人又無法忽視如此“巨額”的拜占庭遺產與話語資源，因此羅馬尼亞最具代表性的歷史學家尼古拉·伊奧爾加（Nicolae Iorga）又提出了“拜占庭之后的拜占庭”概念（Byzance après Byzance）。他認為，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獨立的羅馬尼亞公國實際上扮演了“拜占庭繼承者”的角色。它們成為了整個奧斯曼帝國統治下東正教世界的文化和精神庇護所，其君主贊助了大量的修道院和文化活動，延續了拜占庭的文明火種。

是選擇“羅馬根源論”，還是側重強調“拜占庭之后的拜占庭”，背后都有著強烈的現實政治動機，都可為服務于地緣政治而按需取用。目前在羅馬尼亞史學界，前者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從地緣政治層面看，“羅馬根源論”對領土主張和國家“西化”的政治議程更具價值。而從文化心理層面看，這一敘事滿足了羅馬尼亞人渴望與法國、意大利等“高貴”拉丁親戚為伍的民族自尊心。對羅馬尼亞人來說，拜占庭意味著絕對的“東方”，是他們純凈拉丁血液中需要抹除的雜質。最終，拜占庭遺產在羅馬尼亞的民族歷史經典中被邊緣化，成為一個學術上的話題，而不是民族認同的核心。在“競爭的拜占庭”這場身份競爭中，羅馬尼亞選擇了“退出”并稱自己屬于另一場更高級別的競爭。

土耳其與羅馬尼亞形成了有趣的對照組，兩國知識精英對拜占庭遺產的態度是一致的。盡管有天然的繼承優勢，但土耳其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知識精英拒絕了拜占庭遺產。共和國官方大力推行一套強大的、以種族為中心的“土耳其歷史命題”（Turkish History Thesis），將拜占庭視為他者，以構建純粹、古老且一脈相承的土耳其民族敘事。但羅土兩國知識精英的動機又大有不同。羅馬尼亞的拒絕是為了脫離巴爾干，土耳其則不然，它的拒絕是為了重返巴爾干。為何拒絕？如何重返？因為除了拜占庭，它還有更為直接、同樣厚重的文化資本——奧斯曼文化。近年來，土耳其不斷在巴爾干地區推行進取型的外交政策，加強在地區事務里的存在感。有學者將這種從外交和地緣政治層面爭奪巴爾干地區主導權的舉措概括為新奧斯曼主義（New-Ottomanism）。

2020年7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將圣索菲亞博物館改為清真寺。

米什科娃為我們呈現了一場圍繞著“拜占庭遺產”長達百年的思想戰爭。她的著作關注“拜占庭”這個符號如何被各國知識分子所想象、言說和利用，將區域歷史的研究范式從傳統的政治史，轉向了更具解釋力的觀念史和知識考古學。

正因如此，米什科娃在全書結尾發出的呼吁才顯得如此珍貴和厚重。不論是參與還是退出這場“繼承之戰”，如何在歐洲一體化的趨勢中處理好拜占庭的遺產都成為了巴爾干國家再一次共同面臨的難題。米什科娃指出，“競爭的拜占庭”并未終結，從十九世紀起圍繞拜占庭遺產展開的符號戰爭，并未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亡。自巴爾干國家紛紛尋求加入歐盟以來，融入歐洲的要求促使各國反思和修正過往那種排他性的、充滿沖突的民族史，而回歸歐洲也激發了對自身獨特性的重新強調，以避免在“歐洲大家庭”中迷失身份。為此，米什科娃提出了一個帶有開放性的解法。在經歷了慘痛的沖突之后，巴爾干各民族是否有可能超越過去那種“零和游戲”式的歷史觀，轉而將拜占庭視為跨國界的“共享文化遺產”？

但這看起來只能是一種美好的期許。自2014年塞薩洛尼基“共寫歷史教科書”項目后，巴爾干地區在這方面的進展幾乎為零。此地區顯著的人員流失問題，昭示著在可預見的未來，“火藥桶”再一次被引爆似乎不太可能。畢竟持續的熱戰消耗太多人力物力，而本身就帶有“超真實性”的符號戰爭消耗更少，又能夠達成同樣的效果。在巴爾干地區的符號戰爭中，“拜占庭遺產”并非沖突的根源，而是一個被各方爭奪的焦點和進行對抗的媒介。它也不是唯一的戰場，古典遺產的歸屬、近現代戰爭的歷史記憶等，都是同樣能夠點燃符號戰爭的關鍵要素。符號戰爭絕非孤例，巴爾干的這一幕繼承之戰，為我們觀察世界其他地區的紛爭提供了一面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