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紅星機械廠冷得像個巨大的停尸房。
這種冷不是掛在嘴邊的形容詞，而是實實在在的一把鈍刀子。
它順著褲管往上爬，鉆進骨髓縫里，把人的那點熱氣一點點剔干凈。
廠子坐落在兩座大山的夾縫里，終年不見太久的太陽。
風從豁口里灌進來，帶著一種哨音，像是狼嚎，又像是某種生銹的機器在尖叫。
我是趙鐵柱，那年二十四歲。
人人都喊我柱子，但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柱子，我是根隨風倒的草。
我是食堂的采購員。
在那個大家都餓得眼冒金星的年代，這職位聽著風光，其實也就是個看得到摸不著的苦差事。
手里過的是白面和大肉，流進嘴里的全是唾沫。
那個下午，天色鉛灰，云層壓得極低，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那股子濕冷的晦氣。
我推著一輛獨輪車，去后山的煤渣坑倒爐灰。
車輪軸承缺油，發出“咯吱、咯吱”的慘叫，聽得人心煩意亂。但我不敢停，因為懷里揣著雷。
那是兩個剛出鍋的白面饅頭。
大師傅老張去茅房撒尿的功夫，我鬼迷心竅地揭開籠屜，手心里那股子滾燙的觸感還沒消退，我就把它們塞進了貼身襯衣里。
燙。真燙。胸口那塊皮肯定紅了，但我覺不出疼，只覺得踏實。那是一股子能救命的熱氣。
走到煤場的大坡道時，我停下了。
不是我想停，是前面堵住了。
那是一隊正在背煤的勞改犯。這是廠里最底層的存在，比看門的狗還不如。
他們大多是從省城下來的，成分不好，要么是家里有海外關系，要么是那幾年被打倒的“牛鬼蛇神”。
男男女女，一個個面如死灰，穿著破爛漏風的棉襖，那是廠里發下來的勞保服，早就不知轉了幾手，棉絮像爛腸子一樣掛在外面。
那坡道上結了一層黑冰。煤灰混著雪水，被無數雙腳踩實了，滑得要命。
我看見了那個女人。
在一群灰頭土臉的人堆里，她瘦得扎眼。那個竹筐大得離譜，裝滿了一百多斤的煤塊，壓在她那像是稍微一折就會斷的脊梁上。她每走一步，兩條腿都在打擺子。
她叫林婉。這是我后來才知道的名字。但在當時，她只是個編號，是個應該被踩進泥里的黑五類。
就在我準備繞過去的時候，她腳底下一滑。
沒有任何驚呼。她像是啞了一樣，整個人重重地往前一撲。“噗通”一聲悶響，那是膝蓋骨直接砸在凍硬的石頭地上的聲音。聽著這動靜，我自個兒的牙根都跟著酸了一下。
煤塊滾了一地。
她趴在那兒，臉貼著黑色的冰面，半天沒動彈。
旁邊的看守正把雙手插在袖筒里，背對著這邊跟人吹牛逼，沒聽見動靜。
若是平時，我絕不會多管閑事。那個年代，同情心是多余的累贅，搞不好會把自己也搭進去。
但我看見了另一個人。
保衛科的劉大眼。
這孫子正提著警棍，邁著那雙羅圈腿，從坡上面晃晃悠悠地走下來。那雙金魚眼像雷達一樣四處亂掃，專門找茬。
我心里“咯噔”一下。
要是讓劉大眼看見我懷里鼓鼓囊囊的，把我扣下搜身，那兩個饅頭就是我的催命符。盜竊公家財物，這罪名夠我在全廠大會上被批斗三天三夜，搞不好工作還得丟。
我沒退路了。
腦子里那根筋一崩，我做出了這輩子最大膽的一個決定。
我把獨輪車往路邊一橫，假裝是被擋了路，罵罵咧咧地沖了過去：“這他媽誰啊？沒長眼啊？擋著老子的道！”
我沖到那個女人身邊，蹲下去。借著那身寬大臃腫的破棉襖遮擋，我的手飛快地伸進懷里，掏出了那兩個還在燙人的饅頭。
她的袖口很大，里面空蕩蕩的，手腕細得像根枯樹枝。
我一把攥住她的手腕，把饅頭硬塞進了她的袖筒里。
“別出聲，藏好。”
我的聲音壓得極低，混在風聲里，只有我們兩個人能聽見。
她猛地抬起頭。
那是一張怎樣的臉啊。全是煤灰，只有那雙眼睛是黑白分明的。沒有眼淚，也沒有感激，只有驚恐和一股子狠勁。就像是一只被獵槍逼到絕境的母狼，隨時準備撲上來咬斷你的喉嚨。
那是求生欲。赤裸裸的，不帶一點遮掩的求生欲。
劉大眼走近了。皮靴踩在煤渣上，發出那種令人牙酸的摩擦聲。
“干什么呢？聚眾鬧事啊？”劉大眼那公鴨嗓子響了起來。
我感覺手心里全是汗，但我臉上迅速堆起了笑，那是我們在底層混飯吃的人練出來的假笑。
“喲，劉干事，這么冷的天您還親自巡邏呢？”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這不這娘們兒摔了，把路堵了，我這車爐灰急著倒呢，我就尋思給她撥拉開。”
劉大眼狐疑地看了我一眼，又低頭看了看趴在地上的林婉。
林婉這時候反應過來了。她縮著那只藏了饅頭的手臂，死死地壓在胸口下面，整個人蜷縮成一團，像是在發抖，又像是在保護什么。
“摔死了沒？”劉大眼用腳尖踢了踢林婉的小腿，力道不輕。
林婉悶哼了一聲，沒動。
“沒死就趕緊起來干活！裝死狗給誰看呢？”劉大眼罵了一句，目光在她那雖然瘦削但依然能看出線條的腰臀上停留了幾秒，喉結動了動，吐出一口濃痰，“晦氣。”
他又轉頭看向我，眼神在我平坦的胸口掃了一圈——那里已經不鼓了。
“趕緊干活去，別在這磨洋工。”
“好嘞，好嘞。”我點頭哈腰。
等劉大眼背著手走遠了，我才感覺后背上全是冷汗，被風一吹，透心涼。
我沒再看林婉一眼，推起獨輪車就走。
走出十幾米，鬼使神差地，我回頭看了一眼。
林婉正艱難地撐著地站起來。她沒管灑在地上的煤，那只右手始終緊緊地捂著左邊的袖口，像是捂著她的心臟。
風雪更大了，把她的身影模糊成了一團黑色的墨跡。
那兩個饅頭，成了我和林婉之間一個秘而不宣的契約。
在這個幾千人的大廠里，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往往充滿了監視和舉報。誰家今晚吃了肉，誰家兩口子吵架說了句反動的話，第二天就能傳到保衛科的耳朵里。
但我和她，成了共犯。
我是食堂采購，多少有點油水。哪怕是刮下來的豬油渣，或者是受潮結塊的面粉，在那個年代都是硬通貨。
我并不高尚。我不是為了什么人道主義。
起初，我只是為了那種隱秘的刺激感，甚至帶點男人對弱女子的那種居高臨下的施舍感。看著她因為我的一點殘羹冷炙而活下來，我覺得自己像個爺。
我們找到了一個絕佳的交接點。
食堂后面是鍋爐房，那是廠里最臟最累的地方。林婉白天背煤，晚上有時候要在這值夜班掏爐灰。
鍋爐房后面有一堵墻，墻根底下是排水溝，流著黑乎乎的廢水，臭氣熏天，連野貓都不愛來。那墻上有塊松動的青磚。
我在磚頭后面掏了個洞。
每隔兩三天，我就會趁著夜色，像做賊一樣溜過去。
有時候是用油紙包著的一小把豬油渣，那是炸完板油剩下的，焦黃酥脆，撒點鹽，香得能讓人把舌頭吞下去。有時候是兩個有些發酸的窩窩頭。有時候是半個咸鴨蛋。
我把東西塞進去，把磚頭復位，然后撒腿就跑。
我們從不說話。
甚至見面都很少。
但我知道她收到了。
因為那個磚洞里，開始出現回饋。
起初是一雙鞋墊。那是用廢舊的帆布手套拆了線，一層層納出來的。針腳密實得嚇人，那是只有大戶人家小姐才有的手藝，雖然布料粗糙，但那種精致藏在骨子里。
后來，是我那件破了口子的工作服。我故意扔在鍋爐房窗臺上，第二天再去拿，口子已經補好了，幾乎看不出痕跡。
這種無聲的交流，像是一種癮。
在這個充滿了鐵銹味、機油味和汗臭味的廠子里，這塊臭水溝旁的磚頭，成了我精神上的一塊飛地。它讓我覺得自己不僅僅是一個只會點頭哈腰的采購員，我手里握著另一個人的命。
日子像流水一樣過，轉眼到了七三年。
林婉雖然還是瘦，但不再像個骷髏架子了。她的臉上有了點血色，那股子要把人吞了的狠勁藏得更深了，變成了一種死水般的沉靜。
但麻煩還是來了。
那個夏天熱得邪乎。知了在樹上扯著嗓子叫，叫得人心煩意亂。
廠里開始流傳一些風言風語。
保衛科的劉大眼，盯上了林婉。
劉大眼這人，好色，那是廠里出了名的。但他只敢欺負那些沒根基的人。林婉這種身份，就是他砧板上的肉。
那天下午，我去保衛科送煙，那是為了疏通關系。
剛到門口，就聽見里面幾個干事在淫笑。
“那姓林的小娘皮，看著瘦，那腰身真帶勁。”是劉大眼的聲音，“今晚正好她值大夜，嘿嘿，老子去給她做做‘思想工作’。”
“劉哥，悠著點，別把人弄死了。”
“怕個球！這種黑五類，死了也是畏罪自殺。”
我站在門外，手里那條煙差點被我捏斷了。
我腦子里嗡嗡作響。
救？還是不救？
救了，一旦暴露，我就是“階級立場不穩”，是“包庇犯”。不救，今晚林婉就毀了。
我不想當英雄，我是真怕。但我一閉眼，就想起那天雪地里她那個像狼一樣的眼神。如果她被劉大眼毀了，那個眼神就會變成鬼火，燒我一輩子。
我回了食堂。
我記得，食堂倉庫的角落里，放著一包給豬吃的藥。那是給豬清腸胃用的瀉藥，藥勁大得很。
我偷了一把，揣在兜里。
天黑透了。
鍋爐房那邊亮著一盞昏黃的燈泡，像只瞌睡的眼。
我看見劉大眼提著個酒瓶子，晃晃悠悠地往鍋爐房走。那得意勁兒，像是要去赴宴。
我躲在煤堆后面，心跳得像擂鼓。
劉大眼進了值班室。我聽見他對林婉說話的聲音，帶著那種讓人作嘔的黏膩。
“小林啊，別忙活了，來，陪哥喝一口。”
林婉沒吭聲。
我在外面急得渾身冒汗。我想沖進去，腿卻像灌了鉛。
就在這時候，劉大眼出來了。他把那個用來喝水的搪瓷大茶缸放在窗臺上，自己哼著小曲去后面的茅房撒尿。
機會只有一分鐘。
我不知道哪來的勇氣，也許是被那股子熱浪沖昏了頭。我像個影子一樣竄過去。
那個大茶缸里泡著濃茶。
我手抖得厲害，從兜里掏出那把豬用的瀉藥，一股腦全倒了進去。我想找東西攪一下，來不及了，只能伸出手指頭在滾燙的茶水里攪了兩圈。
燙得我一激靈。
我飛快地竄回煤堆后面的陰影里。
劉大眼回來了。他提著褲子，一臉滿足。
他拿起茶缸，吹了吹浮沫，咕咚咕咚灌了一大口。
“真他媽苦。”他罵了一句，“這茶葉也是次品。”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是我這輩子過得最慢的半個小時。
值班室里傳來了桌椅翻倒的聲音，那是劉大眼想要對林婉動手動腳。
緊接著，是一聲慘叫。
不是林婉叫的，是劉大眼。
他的肚子像是里面裝了個攪拌機。那藥效太猛了。
劉大眼捂著肚子沖出來，連褲腰帶都來不及解，直奔茅房。
這一晚上，劉大眼就在茅房和值班室之間跑了二十幾趟。拉到最后，腿都軟了，是爬著出來的。天快亮的時候，被人抬去了醫務室。
聽說，腸子都快拉出來了。
那晚，林婉一直站在鍋爐房門口。
月光照在她臉上，慘白慘白的。
我躲在暗處，不敢露頭。
但她知道我在那兒。
她沖著我藏身的那堆煤，那個黑暗的角落，靜靜地看了一會兒。
然后，她慢慢地彎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是她第一次對我行禮。沒有卑微，只有一種沉甸甸的鄭重。那一刻，我覺得自己不像個小偷，像個真正的人了。
一九七五年，春天的風里開始帶了點暖意。
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政策開始松動，有些事情在悄悄起變化。
那天我去場部領糧票，聽見辦事員在嘀咕，說上面有文件，要釋放一批改造好的犯人，落實政策。
名單上有林婉。
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我手里的糧票差點掉地上。
我第一反應不是替她高興，而是一種巨大的、空落落的慌張。
這就走了？
那以后誰給我縫補衣裳？誰去拿那個磚洞里的東西？我那點隱秘的寄托，以后給誰？
這四年，我雖然沒跟她說過幾句話，但她像是我影子的一部分。在這個灰暗壓抑的年代，我們是彼此呼吸的孔。
我想，我得去送送她。
甚至，我那個不爭氣的腦瓜子里，還冒出了一個更瘋狂的念頭。她剛放出來，肯定沒地方去，家也沒了。如果……如果我不嫌棄她，我是不是能把她領回家？哪怕被我爹打斷腿，哪怕被全廠人戳脊梁骨。
那天晚上，我翻箱倒柜，找出了我最好的一件的確良襯衫，那是為了相親準備的。
我把這幾年偷偷攢下的三十斤全國糧票，還有五十塊錢，用手絹包了一層又一層。
那是我的全部家當。
我想好了，明天一早，我就去廠門口等她。
那一夜，我幾乎沒睡。
第二天，大霧。
五米之外看不見人。整個廠區像是泡在牛奶里。
我起了個大早，特意用香皂洗了臉，刮了胡子。
我跑到廠門口的時候，看門的大爺正在那兒掃地。
“大爺，那些……那些走的人呢？”我喘著粗氣問。
“早走啦。”大爺慢吞吞地說，手里的掃帚一下一下劃著地，“天沒亮就有輛過路的拉貨卡車，往南邊去的。他們搭那個車走了。”
“那個……那個女的呢？姓林的。”
“哦，那個瘦高個？她第一個上的車。走得急，連頭都沒回。”
我站在大門外的大馬路上。
霧氣鎖住了路。地上只有兩道深深的車轍印，一直延伸到白茫茫的霧里，像是兩道傷疤。
走了。
連個屁都沒放就走了。
我不死心。我像個瘋子一樣往回跑，跑回鍋爐房后面。
我撥開那些帶刺的雜草，一把掀開那塊青磚。
空的。
里面只有潮濕的泥土味，還有幾只被驚動的潮蟲在亂爬。
沒有字條。沒有留念。甚至連那個洞都被泥土填了一半。
她走得干干凈凈，就像她從來沒來過這個世界一樣。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看著那灘泛著油花的黑水溝。
我突然覺得自己就是個笑話。趙鐵柱啊趙鐵柱，你算個什么東西？人家是大戶人家的小姐，哪怕落難了，那骨子里的傲氣也在。
你是誰？你就是個送饅頭的伙夫。人家那是為了活命才搭理你，現在龍歸大海了，誰還記得你這個陰溝里的泥鰍？
我摸了摸兜里那個包著錢和糧票的手絹，覺得燙手。
我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滾吧！都他媽滾吧！”
我罵了一句，眼淚卻不爭氣地掉進了那條臭水溝里。
林婉走了。
我的日子像是一潭死水，重新合攏了，連點波紋都沒留下。
生活還得繼續。七六年，經人介紹，我結了婚。老婆是紡織廠的女工，屁股大，嗓門大，沒文化，但是能過日子。
七七年，兒子出生了。
日子過得飛快，又像是根本沒動。
改革開放了。大街上開始流行喇叭褲，有人提著錄音機放鄧麗君。廠里的效益開始不好了，那些原本冒著黑煙的煙囪，慢慢地不冒煙了。
劉大眼因為貪污和流氓罪，八三年嚴打的時候被抓進去判了重刑，聽說死在里面了。
我還是那個采購員。只是油水越來越少，食堂的飯菜越來越難吃。
老婆開始嫌棄我。她看別人的老公下海做生意賺了大錢，回來蓋小洋樓，而我只能守著那點死工資，還得精打細算過日子。
“窩囊廢。”這是她對我說的最多的三個字。
九十年代初，那股下崗的大潮，終于像海嘯一樣拍到了我們這個山溝溝里的破廠子上。
一九九三年。
這一年，我四十六歲。
頭發白了一半，背也駝了。
老婆跟一個倒騰皮鞋的溫州人跑了。臨走時，把家里的存款卷得干干凈凈，只給我留了一張離婚協議書，還有一個正在讀高中的兒子。
屋漏偏逢連夜雨。
兒子正是叛逆期，在學校跟人打架，把同學的頭打破了。對方家長堵著門要醫藥費，兩千塊。
兩千塊啊。
那時候，我已經被宣布下崗了，每個月只能領幾十塊錢的生活費。
那一年的冬天，特別像七一年。
一樣的冷，一樣的絕望。
家里那臺十四英寸的黑白電視機早就賣了。窗戶紙破了，用報紙糊著，風一吹，嘩啦啦地響。
除夕前夜。
外面下著鵝毛大雪。
家里冷鍋冷灶。米缸見了底，老鼠進去都要含著眼淚出來。
兒子在里屋躺著，不跟我說話。他恨我，恨我沒本事，恨我讓他抬不起頭。
我坐在堂屋那張掉漆的方桌前，抽著兩毛錢一包的劣質煙。煙霧嗆得我直咳嗽，咳得肺管子都要裂了。
我看著房梁，恍惚間想，要不弄根繩子吊死算了。
但我不敢。我是個慫包，年輕時候不敢沖進值班室救人，老了也不敢死。
我想起了十八年前。
想起了那個有著狼一樣眼神的女人。
她現在在哪呢？是不是早就把我忘了？或者，她正在哪個大城市里，穿著名牌，喝著紅酒，嘲笑這世上還有我這種為了兩千塊錢想死的傻子？
我自嘲地笑了笑。趙鐵柱，你還在做夢呢。
就在我琢磨著明天是不是要去賣血的時候，門響了。
“咚、咚、咚。”
敲門聲很急，很有力。哪怕隔著風雪聲，也聽得清清楚楚。
這年頭，窮在鬧市無人問。大年三十的，除了要債的，誰會上我這破門？
我不想開。
門外的人卻不依不饒，一直敲。
“誰啊？”我沒好氣地喊了一嗓子，披上那件穿了十幾年的軍大衣，趿拉著棉鞋去開門。
門栓早就生銹了，費了半天勁才拉開。
門一開，一股冷風夾著雪花卷進來，吹得我打了個哆嗦。
我瞇著眼，往外看。
門外站著個年輕男人。
我不認識。
但這人看著就不一樣。穿著黑色的呢子大衣，戴著皮手套，臉上架著一副墨鏡。哪怕是大晚上，這派頭也足得很。他身后，停著一輛車。
黑色的，車漆锃亮，在大雪里像個臥著的怪獸。
那是桑塔納。
在我們這窮縣城，只有縣長才坐這種車。
“是趙鐵柱趙先生嗎？”那年輕人摘下墨鏡，客氣地問。那口音，帶著點南方的軟糯。
“我是。”我心里發毛，手下意識地抓緊了軍大衣的領口，“你是哪位？是要債的？”
“我是受人之托。”
年輕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里沒有鄙夷，只有一種公事公辦的冷漠。
他沒進屋，嫌棄我這屋里的霉味。
他把手伸進大衣懷里。
我嚇得往后退了一步，以為他要掏刀子。
結果，他掏出來一個包裹。
那包裹不大，四四方方的，用那種老式的油紙層層疊疊包著，外面還纏著那種很結實的麻繩。
看著不大，但他遞給我的時候，那是雙手遞過來的，顯得很吃力，像是捧著一塊石頭。
“有人讓我把這個交給當年的‘饅頭恩人’，”那年輕人把包裹塞進我懷里，那東西重得差點讓我脫手，“說欠你的情，連本帶利都在這了。”
說完這句沒頭沒尾的話，年輕人轉身就走。
“哎！哎！誰讓你來的？這……這是啥？”我喊。
他沒回頭，拉開車門坐進去。那輛黑色桑塔納轟鳴了一聲，排氣管噴出一股白煙，車輪碾過積雪，轉眼就消失在風雪夜里。
我就像做夢一樣。
站在門口，雪花落在我的臉上，涼絲絲的。
趙鐵柱捧著那個死沉的包裹，站在寒風中發愣。包裹的形狀像是一塊磚頭，但手感不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