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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郭沫若病重,日妻前來探視,二人此生竟未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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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郭沫若傳》《郭安娜傳》相關史料
部分章節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1978年初春,北京醫院的走廊里,一位85歲的老婦人拄著拐杖,緩緩走向病房。

她從大連趕來,穿著整潔的衣服,滿頭銀發梳理得一絲不茍。走廊很長,她的腳步很慢,每走幾步就要停下來歇一歇。

陪同她的女兒想要攙扶,她卻搖搖頭,堅持要自己走完這最后一段路。

病房里躺著的,是86歲的郭沫若。此時的他已經病重,時而昏迷,時而清醒。

窗外的柳樹剛剛抽出新芽,春天的氣息彌漫在空氣中,可他已經沒有多少力氣去感受這人間的最后一個春天。

醫生已經下了幾次病危通知,家屬們都在做著心理準備。

這位老婦人叫郭安娜,原名佐藤富子。

從1937年分別,到1978年這最后一面,中間橫亙著整整41年的歲月。

這41年里,她無數次想象過重逢的場景,想象過自己會說什么,他會說什么。可當這一刻真的到來時,她卻發現,千言萬語都哽在喉嚨里,說不出口。

她站在病房門外,整理了一下衣襟,深吸了一口氣,然后輕輕推開了門。病房里很安靜,只有醫療儀器發出的輕微響聲。

她走到床邊,看著躺在那里的人——那個曾經在東京醫院走廊里與她相遇的年輕人,那個曾經給她寫過無數情書的詩人,那個曾經承諾會永遠愛她的丈夫。

病房里只傳來沉重的呼吸聲。短暫的寒暄后,安娜提及往昔,想說說那些年的艱辛,想問問這些年他是否安好。

可病床上的人低頭,長嘆一聲。那聲嘆息里包含著太多東西——愧疚、無奈、還是別的什么,誰也說不清。

安娜沉默片刻,站起身來,轉身離開。背影佝僂,步履蹣跚,走廊上的腳步聲越來越遠。

她沒有回頭,一直走到電梯口,走出醫院大門,走到馬路上。春天的風吹過來,她的眼淚終于忍不住流了下來。

這一別,真的成了永別。三個多月后,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去世。

安娜沒有參加葬禮,只是在大連的家中,穿上一身黑色衣服,靜靜坐了一整天。窗外的陽光很好,可她的心里卻是一片灰暗。

這段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情緣,就這樣在北京醫院的病房里,畫上了句號。

沒有轟轟烈烈的結局,沒有感人肺腑的告別,只有那一聲長嘆,和那個轉身離去的背影。



【一】東京相遇,亂世中的一見鐘情

1916年6月,東京的夏天格外炎熱。郭沫若從岡山趕到東京,去圣路加醫院探望患肺病的同學陳龍驥。

那一年,他24歲,正在岡山高等學校攻讀醫科,每月只有48元官費補助,日子過得清貧而充實。他住在簡陋的學生宿舍里,每天除了上課,就是在圖書館看書。

在醫院的走廊里,郭沫若遇見了22歲的護士佐藤富子。

她穿著白色的護士服,正在為病人換藥。陽光從窗戶斜射進來,照在她的側臉上,那一刻,整個世界仿佛都靜止了。

郭沫若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在醫院看到您的時候,仿佛是看到了圣母瑪利亞那樣的心情,您的臉放出圣光,您的眼睛會說話,我愛上您了。"

佐藤富子出身名門。她的外祖父佐藤昌介是北海道帝國大學首任校長,擁有男爵爵位,是日本第一代現代農學家,曾留美獲得農學博士學位。

舅舅稻田昌植也是男爵,身兼農學者與政治家雙重身份,擔任德島藩家老稻田家第十七代當主。

母親是兩廣總督岑春煊的千金,祖父于式枚是清朝光緒年間的同治榜眼,后來做過駐德大使和吏部侍郎。

這樣顯赫的家世背景,注定了佐藤富子從小接受的是上流社會最優質的精英教育。

她畢業于仙臺女校,舉止優雅,談吐得體,精通書法與文學,還會彈鋼琴、畫畫。按照家里的安排,她本該嫁入門當戶對的權貴之家,過著錦衣玉食、養尊處優的生活。

可她偏偏看上了郭沫若這個來自中國四川樂山的窮學生。

彼時的郭沫若租住在岡山一間簡陋的房間里,房間狹小昏暗,只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幾本書。他每天的生活費都要精打細算,有時候為了省錢,一天只吃兩頓飯。

可佐藤富子卻被他的才華深深吸引。

郭沫若給她寫信,用詩歌表達愛慕之情。他的文筆優美,感情真摯,每一封信都像是一首動人的詩。

佐藤富子收到信后,會反復閱讀,然后認真回復。信越寫越多,從一周一封,到一周三封,再到一周五封。短短四個月,兩人就通了40多封信,每封信都有好幾頁紙。

在信中,佐藤富子寫道:"哥哥,除了你以外,我不能再愛別人了,我的肉體、靈魂,一輩子都是你的。"

另一封信里,她又寫:"把我的父親丟了,母親丟了,國家也丟了……這是怎樣悲慘的戀愛,怎樣悲慘的緣分喲!"這樣熾熱而決絕的感情,在當時保守的社會里,顯得格外珍貴,也格外勇敢。

佐藤富子21歲那年,家里給她安排了一門親事,對方是門當戶對的富家子弟??伤龑Ω改傅陌k婚姻很是反感,她想要追求自己純真的愛情。

眼看家里越逼越緊,佐藤富子決定逃離,她去了東京,在圣路加醫院應聘做了一名護士。她本來立志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慈善事業,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幫助更多的人。

可遇到郭沫若之后,她的人生軌跡徹底改變了。

1916年12月,佐藤富子辭去了圣路加醫院的工作,來到岡山與郭沫若同居。她的家人堅決反對這門婚事——對方不但是個中國人,還是一個有婦之夫。

郭沫若在四川老家早已由父母包辦,娶了張瓊華為妻。雖然郭沫若反感這段包辦婚姻,婚后第五天就回到了學校,但在法律上,他確實是有婦之夫。

佐藤富子的父母對她說:"你要是跟這個中國人在一起,就永遠不要再回這個家。"佐藤富子沒有猶豫,她收拾好行李,帶上自己僅有的一些積蓄,離開了那個富裕的家,選擇了愛情。

她的父母對她的這個決定終生沒有諒解,直到她去世,都沒有再與娘家恢復聯系。

郭沫若為她取了中國名字——郭安娜。從此,她就以這個名字示人,甚至將自己視作中國人。她學習中文,學習中國的文化傳統,盡管很困難,但她從不放棄。

她說:"我既然嫁給了中國人,就要做一個真正的中國媳婦。"



【二】婚后歲月,貧困中的相濡以沫

1917年3月,郭安娜考取了東京市谷女子醫學校,想學醫幫助丈夫分擔生活壓力。她從小就聰明好學,在女校時成績優異,老師們都很看好她的未來。

現在,她想通過學習產科知識,將來能夠開業行醫,讓家里的經濟狀況好轉??扇雽W僅一個月,她就發現自己懷孕了。

那天早上,郭安娜起床后感覺惡心,連續幾天都是如此。

她去醫院檢查,醫生告訴她,她懷孕了。聽到這個消息,郭安娜既高興又擔憂。高興的是,她要做母親了;擔憂的是,她的學醫夢想又要擱淺了。

5月,郭安娜輟學返回岡山。她本來想堅持上學,可孕吐越來越嚴重,身體也越來越虛弱,最后不得不放棄。

12月,長子郭和夫出生。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郭安娜在簡陋的房間里生產,沒有專業的醫護人員,只有郭沫若和一個鄰居幫忙。

孩子的啼哭聲響起時,郭安娜虛弱地笑了,她覺得,一切都值得了。

得知這個消息后,郭沫若在四川的父母暫時原諒了兒子在外又結婚的行為。他們給郭沫若寄來了一些錢,讓他好好照顧妻兒。

可郭安娜的父母始終無法接受這門婚事,他們和女兒宣布"不許登門"。

這一別,就是一輩子。郭安娜的母親后來活到了將近百歲,可直到去世,都沒有再見過女兒一面。

生活的重擔全部壓在了郭安娜一個人身上。她本是千金小姐,從小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家里有傭人照顧起居,有廚師準備飯食。

可嫁給郭沫若后,一切都變了。她要學會做飯、洗衣、持家,要學會精打細算過日子。

每月48元的官費,要養活兩個大人,還要給孩子買奶粉、尿布,日子過得緊巴巴的。郭安娜學會了縫縫補補,一件衣服穿破了,就補一補繼續穿。

她學會了去市場挑最便宜的菜,學會了用最少的錢做出最有營養的飯菜。

郭安娜有時候自己吃紅薯充饑,卻要給丈夫留些好的。她沒有任何怨言,反而覺得這樣的生活充實而有意義。

對書籍和學習用品的開支,她從不吝嗇。郭沫若需要買什么書,她總是想辦法湊錢。自己的衣服破了補,補了再穿,可丈夫需要的書,她一定要買齊。

她知道,丈夫是要做大事的人。她要做的,就是給他創造一個安穩的家,讓他能夠安心讀書、安心寫作。

這就是她的價值,也是她的幸福。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郭安娜獨自承擔了全部家務,讓丈夫安心讀書。為了生計,郭沫若課余在簡陋的環境中拼命寫作譯書,補貼家用。

那段時間,他每天都要寫到深夜,有時候寫到凌晨兩三點才睡。

郭安娜常常在深夜陪著郭沫若,不打擾,但隨時準備好茶水和點心。她會坐在一旁做針線活,或者看看書,只要丈夫需要,她隨時都在。

郭沫若寫到興起處,會念給她聽,她就靜靜地聽著,臉上露出溫柔的笑容。雖然她不太懂中國文學,但她能感受到那些文字里的力量和美。

那段時間,郭沫若的創作欲望爆發,寫出了《女神》等膾炙人口的詩作。

這些詩里,有對祖國的思念,有對革命的向往,也有對愛情的歌頌。

郭沫若后來承認:"把我從瘋狂的一步救轉回來的,或者就是我和安娜的戀愛吧……我和她開始戀愛,我的作詩欲望才認真發生了出來。"

郭安娜成了他創作的靈感源泉,也成了他生活的支柱。

1919年到1932年間,郭安娜為郭沫若生下了五個孩子——四男一女。

長子郭和夫生于1917年12月,次子郭博生于1920年,三子郭復生生于1922年,四子郭志鴻生于1932年,女兒郭淑瑀生于1925年。

五個孩子擠在狹小的租屋里,日子過得更加艱難。

每一次生產,郭安娜都是在簡陋的條件下進行。沒有現代化的醫療設備,沒有專業的產科醫生,只有助產士和郭沫若的陪伴。

可她從來沒有抱怨過。她覺得,這些孩子都是她和郭沫若愛情的結晶,是他們生命的延續。

養育五個孩子的辛苦可想而知。郭安娜每天要做飯、洗衣、照顧孩子,忙得團團轉。大兒子哭了要哄,二兒子餓了要喂,三兒子病了要看醫生。

她常常忙到深夜,躺下后累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可第二天天一亮,她又爬起來,繼續忙碌。

1922年,郭沫若從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在郭安娜的規劃里,丈夫可以行醫,憑借他的醫學知識和能力,一定能有一份不錯的收入。

這樣一來,一家七口也能過上安穩的生活,不用再為生計發愁。

可郭沫若此時已經決定棄醫從文,他覺得自己的志向不在醫學,而在文學和革命。

面對妻子的期待,他只是敷衍了一句"回國再說",沒有正面回答。

1923年3月,郭沫若回到上海。次年4月,郭安娜帶著三個孩子也來到上海,想和丈夫團聚,也想看看能不能在上海找到謀生的門路。

一段時間后,郭安娜覺得生活開銷實在太大,上海的物價比日本高,他們根本負擔不起。

她再次提出,希望丈夫能開業行醫??晒暨€是沒有答應。經過天人交戰,郭安娜做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回日本重新學習產科,然后來上海開業。

為了減輕丈夫的負擔,也為了讓自己有一技之長,她決定犧牲自己陪伴丈夫的時間,去追求一個能讓全家生活改善的機會。

她將三個孩子一并帶走,獨自回到日本福岡。離開上海的那一天,她站在碼頭上,看著漸行漸遠的岸邊,眼淚止不住地流。

她不知道,這一別,會是多久才能再次團聚。

沒過多久,郭沫若也滿心凄涼地離開了上海,重返日本。

兩人又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1924年、1925年、1932年,郭安娜又為郭沫若生下了三個孩子。每一次生產,條件都很簡陋,可她從來沒有后悔過自己的選擇。



【三】革命洪流,家庭漸行漸遠

1927年,時代的洪流徹底改變了這個家庭的命運。那一年,郭沫若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寫下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檄文,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起義失敗后,他遭到通緝,不得不逃亡,最后輾轉回到日本。

本來,這應該是一家團圓的時刻。妻子和孩子們都在日本等著他,盼著他平安歸來。可郭沫若回來后,整個人都變了。

他不再是那個會和郭安娜討論詩歌、暢談理想的文學青年,而是一個滿腦子都是革命、滿心都是救國的革命者。

他待在家里的時間越來越少。除了睡覺,他幾乎都在書房里,要么寫作,要么研究歷史,要么聯系國內的同志。

郭安娜端著飯菜進去,他常常頭也不抬,隨便吃幾口就繼續工作。孩子們想和父親玩,他也總是說"等一等,爸爸忙完就來",可往往忙到深夜,孩子們都睡著了,他還在工作。

郭安娜能感覺到,丈夫的心已經不在這個家了。他的心在遙遠的祖國,在那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中。

她試圖理解,試圖支持,可那種被冷落、被忽視的感覺還是越來越強烈。

1927年11月,郭沫若從香港秘密回到上海,和家人短暫團聚。在上海,他染上了斑疹傷寒,幾乎喪命。

段時間,他高燒不退,人事不省,醫生都說可能挺不過去了。郭安娜的身體本來也不好,可她還是強撐著,每天到醫院照顧他,給他擦身、喂藥、喂水。

經過一個多月的治療,郭沫若終于挺了過來,可留下了耳聾的后遺癥——一只耳朵終生全聾。病愈后,他決定再次前往日本避難。

1928年2月,一家人又回到了日本。這一次,他們在東京附近的市川市安了家,以郭安娜的姓氏"佐藤"作為全家的姓氏,希望能夠低調生活,避開日本警方的監視。

可生活依然艱難,全家的生活費依靠創造社每月資助的100元錢。

這100元錢的傳遞過程很復雜——先是由創造社按月交給居于上海的內山完造,內山再寄給東京的好友小原榮次郎,然后由小原轉交給郭沫若。

這樣迂回曲折的方式,就是為了避免被人發現郭沫若的行蹤。

1928年,小原因涉嫌走私被東京警察拘留,警察從他家抄出了給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因此被拘留審訊,從此受到日本憲警的嚴密監視。

一方面受到國內通緝,另一方面又受日方監視,郭沫若的處境可謂腹背受敵、坐立不安。

在這樣的環境下,郭安娜挑起了全家的重擔。她做過護理工,到醫院幫忙照顧病人,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換來微薄的收入。

她種過地,租了幾畝田地,種菜、種稻,收成好的時候能賣些錢。她還幫人打短工,洗衣服、煮糨糊、腌咸菜,什么活都干。

冬天,為了腌制胡蘿卜干賣,她的手每天都要浸在冷水和鹽水里。北風呼嘯,寒氣逼人,她的手凍得通紅,手背腫裂,鮮血滲出來,疼得鉆心。

可她咬著牙堅持,她知道,全家六口人都指望著她。

有時候,她還要去幫人做苦力活,搬運重物、清潔衛生,這些在她出生的家庭里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現在都成了她的日常。

鄰居們看著這個曾經的千金小姐變成這副模樣,都忍不住嘆息,可郭安娜從來不覺得苦。

她心中有顆明亮的燈,那就是對郭沫若和孩子們的愛。為了這份愛,她什么都能忍受,什么都能承擔。

在日本流亡的十年間,郭沫若開始了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由于國內正處于特殊時期,左翼文藝作品難以刊出,所以他轉向了學術研究。

他寫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大量史學著作,這些著作在國內外史學界得到了高度評價。

可這些學術成就的背后,是郭安娜日復一日的辛勞支撐。

她用自己的雙手,撐起了這個家,也撐起了郭沫若的學術研究。



【四】感情裂痕,第三者的出現

1932年,九一八事變后,時局更加動蕩。這一年,40歲的郭沫若認識了記者于立忱。

于立忱是岑春煊的外孫女,當時在《大公報》擔任記者,是個年輕漂亮、才華橫溢的女子。

她和郭沫若談論時事,討論文學,兩人很快就打得火熱。

這些事情,最后都一五一十地傳到了郭安娜的耳朵里。

鄰居有人看到郭沫若和一個年輕女子在咖啡館談笑風生,有人看到他們一起去看電影。這些消息像刀子一樣,刺痛著郭安娜的心。

可她并沒有大喊大鬧,沒有去質問郭沫若,也沒有去找于立忱對質。她只是將一切都壓在心底,默默忍受著。

她知道,丈夫正在做一件大事,她不能成為他的拖累,不能給他添麻煩。

她也知道,自己和五個孩子的存在,或許已經成了丈夫的負擔。她一個日本女人,帶著五個混血孩子,在這個特殊的時期,確實很容易引起懷疑和麻煩。

丈夫或許需要一個更合適的伴侶,一個能夠幫助他事業的人,而不是一個只會做家務、帶孩子的妻子。

郭安娜這樣想著,心里的苦澀越來越濃。可她還是默默堅持著,她相信,總有一天,丈夫會明白她的付出,會回到這個家

她從來沒有想過,丈夫會真的離開她,真的拋棄這個家。

她太天真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郭沫若買了大量的日文報紙和中文報紙,仔細閱讀,對比著中日報紙關于事態的不同報道。

他注意到日本媒體為了欺騙日本人民,宣傳擴大出兵的正當性,不斷渲染戰爭。附近的航空學校老有飛機飛進飛出,滑翔演習越來越頻繁。

他明白了,戰爭的擴大不可避免了。

一面是危難中的祖國和人民,一面是親愛的妻子和五個成長中的孩子。一面是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的敵國處境,一面是國內政局的不可捉摸。

郭沫若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朋友金祖同來探望郭沫若,看到他的處境,直率地說:"這是你走的最好機會了。"并表示愿意為郭沫若歸國出力。

金祖同找到了為國民黨從事情報工作的錢瘦鐵,兩人開始秘密安排郭沫若回國的事宜。

1937年7月24日深夜,郭沫若寫下了一首詩:"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去國十年余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7月25日凌晨,郭沫若在郭安娜的額頭上深深一吻,作為21年患難夫妻的訣別之禮。那個吻很輕,也很沉重。

郭安娜閉著眼睛,感受著丈夫唇上的溫度,她知道,這或許是最后一次了。

郭安娜沒有哭,也沒有挽留。她只是默默地站在那里,看著丈夫收拾簡單的行李,看著他穿上外套,看著他走向門口。

她想說點什么,可千言萬語都哽在喉嚨里,說不出口。

郭沫若回頭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含著愧疚、不舍,還有決絕。然后,他轉身離去,腳步聲漸漸遠去,最后消失在夜色中。

郭安娜站在門口,一直站到天亮。

她不知道的是,當那艘載著郭沫若的加拿大郵輪"日本皇后"號在神戶港緩緩駛離時,甲板上的人向著日本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轉身走進艙內,再也沒有回頭。

而幾天后,當那艘船抵達上海,當郭沫若踏上祖國的土地,當他開始投身于轟轟烈烈的抗戰宣傳工作時,所有人都不會想到,這一別,會讓一個女人和五個孩子,在異國他鄉經歷長達11年的苦難等待,更不會想到,41年后的那次相見,竟會是以那樣冷漠而決絕的方式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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