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德國選擇黨還是審判德國：兩場訴訟在劇場和法院同時上演

2026年2月的一個周日夜晚，漢堡塔利亞劇院（Thalia Theater）。七名普通漢堡市民組成的陪審團緩緩起立，宣讀一份具有象征意義卻沒有法律效力的裁決：建議由聯邦憲法法院對德國選擇黨（AfD）啟動禁令程序，并切斷對該黨的政府資金。然而，在這個由瑞士導演米洛·勞（Milo Rau）發起的虛構審判中，陪審團最終以微弱多數否決了立即取締這個極右翼政黨的動議。

《對德國的訴訟》，漢堡塔利亞劇院（Thalia Theater），米洛·勞（Milo Rau）導演。

就在同一天，現實中的科隆行政法院（K?lner Verwaltungsgericht）正在審理一場真實的訴訟——德國選擇黨起訴聯邦憲法保衛局（Bundesamt für Verfassungsschutz）將其定性為“確鑿的右翼極端主義政黨”。一周后的2月26日，法院作出裁決：在法律糾紛的主要訴訟程序結束前，憲法保衛局暫時不得公開將選擇黨定性為“確鑿的右翼極端主義政黨”。

兩個“法庭”，兩場審判，共同構成了2026年早春德國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深思的圖景。一邊是藝術虛構中的道德審判，一邊是行政法院的法律裁決；一邊追問“我們該如何面對一個反民主的政黨”，一邊回答“在證據確鑿之前，國家機器不得越界”。而將這兩場審判聯系在一起的，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標題——米洛·勞的作品名為《對德國的訴訟》（Prozess gegen Deutschland）。

這究竟是一場對選擇黨的審判，還是對德國本身的審判？

塔利亞劇院：一場虛構的審判

2月13日至15日，漢堡塔利亞劇院成為一座臨時的“法庭”。七名通過抽簽選出的漢堡市民端坐陪審席，前聯邦司法部長多伊布勒-格梅林（Herta D?ubler-Gmelin，SPD）擔任主審法官。超過30位專家證人出庭作證，其中包括漢堡市文化局局長布羅斯達（Carsten Brosda）、著名哲學家奈曼（Susan Neiman），專欄作家馬滕施泰因（Harald Martenstein）和備受爭議的AfD創黨人之一佩特里（Frauke Petry）等人。這并非米洛·勞第一次嘗試這種“劇場審判”的形式。這位49歲的瑞士導演、維也納藝術節總監，早已將法庭格式打造成自己獨特的藝術品牌。2015年，他曾在剛果組織“剛果法庭”，召集60名證人就這個國家的沖突歷史作證；在維也納，他曾上演過針對奧地利自由黨（FP?）的審判。

《對德國的訴訟》，漢堡塔利亞劇院

最后，經過三天控辯雙方的唇槍舌劍，陪審團達成了一個各方或許都不滿意的裁決。陪審團同意審查針對AfD的禁令程序，否決了聯邦憲法法院直接禁止AfD的選項。另外，陪審團還認為，在審查期間，應該停止國家對AfD的政黨資金（Parteienfinanzierung）支持。

前憲法法院法官穆勒（Peter Müller）曾經指出，聯邦憲法法院將政黨禁令（Parteienverbote）看作是最鋒利的利刃，只能被視作最后的手段。在他看來，“中間派政黨”應該通過政治競爭和辯論來削弱極右翼政黨的影響力，而其此前與AfD的辯論長期不足。米洛·勞在訪談中表示，他的這一劇場藝術正是要為雙方提供對話的平臺：“《對德國的訴訟》這一項目嘗試讓不同的聲音彼此展開對話——但更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磨礪自己的論點。因為，當人們安于舒適，不再與那些自己不同意其觀點、或認為其所說事實有誤的人交談時，民主就會消亡。在劇院里，可以用藝術的手段來促成這種迫切需要的交鋒。”

米洛·勞的這個戲劇裝置藝術并不旨在控訴“AfD有多壞”，而是為了追問“德國社會為何走到了選擇黨可能成為最強政治力量的這一步”。在支持取締的聲浪日益高漲的今天，這種反向的追問或許比單純的擁護更具現實意義。

在這場虛擬審判中，控方的核心主張是：AfD在很大程度上奉行極右翼、法西斯主義與種族主義立場，此類立場違背人類尊嚴、民主及平等原則，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構成系統性蓄意破壞。AfD所營造的社會氛圍，助長了仇恨、種族主義、暴力行為及對邊緣群體的排斥。憲法保護辦公室的報告及大量證據顯示，取締該黨具備必要性與合法性。檢方律師海內克（Gabriele Heinecke）在結案陳詞中指出：“該政黨對本國相當一部分人口構成威脅。”她的同事，記者兼右翼極端主義問題專家施佩特（Andreas Speit）補充道：“我們需要批判性對話，其中也包括‘到此為止，不能再進一步’的權利。”

控方提出的這些理由并不陌生，因此他們仍需面對這些說法通常會遭遇的挑戰。例如，控方主張取締AfD的證據是否真如他們所宣稱的那般“確鑿”？控方是否真能證明AfD在“系統性”地破壞德國的社會政治生活？此外，究竟誰有權界定“社會氛圍”與“到此為止，不能再進一步”？某些本應深入探討的議題，是否因被認定破壞了“社會氛圍”而被禁止“再進一步”討論？這到底算是堅守“道德底線”，還是沉溺于舒適的“信息繭房”？

辯方主要從AfD支持率飆升的原因出發，反對簡單地取締該黨。作家施維爾登（Fédérik Schwilden）認為，“AfD的力量不在于它的綱領，而在于其他政黨的失敗。”AfD的崛起并非源于其綱領的吸引力，而是源于主流政黨在移民、安全、身份認同等問題上的集體失語和信任流失。取締AfD更像是他們無力改變當下的“擺爛”宣言。馬滕施泰因進一步推演了取締AfD可能帶來的政治后果。他直言：“你們想在這里，在某種作秀審判中，討論取締一個政黨——這個黨在德國西部獲得20%的人支持，在東部獲得35%到40%的人支持。換句話說，我們在這里討論的是民主的終結，以及用別的東西取代它。人口中龐大且仍在增長的部分的意見，在未來將不再對政治有任何影響。”馬滕施泰因的這段話觸及了一個根本性問題：當近四分之一選民支持的政黨被取締，這些選民的意愿將如何安放？他們不會因為政黨被禁止而消失，他們的不滿不會因為禁令而消散。他們會尋找新的政治代言人——可能比AfD更聰明、更危險、更善于利用民主規則來摧毀民主。

這些辯護無疑是值得關注的。但是，他們又都不得不面對最致命的一個追問：AfD為何不愿與黨內極端勢力劃清界限，比如霍克（Bj?rn H?cke）？因為他是該黨至關重要的“選票收割機”。可現實政治利益的考量，難道能為放棄原則底線辯護嗎？強調尊重AfD中溫和支持者的訴求，是否就能掩蓋該黨內部的極端言論？

AfD的崛起和壯大不是一瞬間發生的，控辯雙方都看到了對方身上的致命弱點，所有人都意識到了問題，但是，正是無意做出實質性的改變，導致了這場“審判”的上演。因此，被告席上坐的不是AfD，而是“德國”本身。

科隆行政法院：一場真實的審判

2025年5月，聯邦憲法保衛局經過數年的調查，最終升級了對AfD的定性，即在全國層面上將該黨定性為“確鑿的極右翼組織”。此前，在勃蘭登堡州，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等5個州一級的憲法保衛局已經將該黨定性為“確鑿的極右翼組織”。聯邦憲法保衛局做出這一定性的主要理由是，AfD所提倡的“占主導地位的、基于族裔和血統的民族觀”與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不相容。這種觀念旨在“將特定人口群體排除在平等的社會參與之外，使其遭受不符合憲法的區別對待，并由此賦予他們在法律上低人一等的地位”。

德國選擇黨隨即提起訴訟，反對這一定性。憲法保衛局同意在法院做出最終裁決前，暫緩公開這一分類。科隆行政法院在上月的臨時決議中暫時凍結了憲法保衛局對AfD的這一定性。臨時決議支持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在AfD黨內存在反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傾向，但是，現有的證據并不足以將AfD整體歸類為“確鑿的右翼極端主義”。所以，法院禁止聯邦憲法保護局在最終訴訟裁決前，將AfD作為“確鑿的右翼極端主義”組織來對待。

科隆法院的這一臨時決議并沒有為AfD“洗白”。證據“不足”并不是說AfD沒有問題，而是法院認為，現有的證據鏈并不支持憲法保衛局能將對AfD的定性直接升級到最高等級。這其實反映了德國情報機構的權力與司法審查之間的謹慎平衡。內政部部長多布林特（Alexander Dobrindt）認為，法院的決議并沒有將AfD從右翼極端主義的“疑似案例”（Verdachtsfall）中排除。憲法保衛局依然可以通過線人和臥底調查員等情報機構的手段對該黨進行監控和調查。

這一判決在德國學術界看來，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說它在意料之中，是因為去年憲法保衛局公布對AfD的鑒定報告后，部分法學界人士就認為該報告證據過于薄弱——報告主要依賴個別言論、社交媒體帖子或地方成員的極端表達，但這些證據“不足以證明整個政黨”已被極端思想控制。批評者指出，這只是“案例的堆砌”，而非對該黨綱領或核心戰略違憲意圖的系統性證明。報告中許多被引用的例子最多只能被視為政治修辭，而非極端主義。德國法學界不認同憲法保衛局將AfD定性為“確鑿的右翼極端主義”的主要理由為以下兩點：“右翼極端主義”并不是一個嚴格的法律概念。德國當今法學界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前聯邦憲法法院院長帕皮爾（Hans-Jürgen Papier）提到“右翼極端主義”并不是一個嚴格的法律用語：“德國的《基本法》中并沒有右翼極端主義的定義。右翼極端主義的定義更為政治化。對一些人來說，即使是那些想阻止非法移民的人，也被視為右翼極端分子。”法律必須基于可驗證的事實和嚴謹的邏輯，而不能僅僅依賴于一個模糊的政治標簽。帕皮爾一直警告，使用右翼極端主義的標簽和對AfD的取締一定要慎之又慎。因為這樣做會放大AfD的“受害者心理”，強化“體制在針對我們”的敘事。禁令或者“確鑿的右翼極端主義政黨”標簽本身無法消除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這種受害者心理，恰恰是仇外心理和反建制情緒在遭遇外部打壓后的應激反應。所以，它只會夯實甚至壯大社會中的極右翼勢力。用帕皮爾的話來說，這是中了AfD的圈套。科隆大學刑法學教授羅斯塔爾斯基（Frauke Rostalski）指出，即便德國選擇黨采用“基于族裔與血統的民族概念”（der ethnisch-abstammungsm??ige Volksbegriff），也并不直接構成對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威脅。原因在于，德國《基本法》并未禁止使用這一概念。換句話說，德國《基本法》并不否定“主體民族”理念本身，它禁止的是“唯有主體民族才是德國公民”的主張，以及基于該主張對少數族裔實施區別對待、剝奪其平等權利的行為。由此，羅斯塔爾斯基強調了聯邦憲法保衛局鑒定報告中的兩處關鍵漏洞。首先，AfD的黨綱中并沒有要求差異對待不同族裔的條款，“聯邦憲法保衛局的法律觀點認為，僅‘基于族裔與血統的民族概念’本身即構成對人類尊嚴的侵犯……但與此前針對德國國家民主黨（NPD）禁令程序（例如該黨綱領中存在明確要求法律上不平等待遇的具體條文）相比，這份針對AfD的鑒定報告恰恰缺失了這一決定性要素。”其次，該鑒定報告甚至在客觀上幫助AfD“證明”其主張平等對待其他族裔：“聯邦憲法保衛局列舉的引文中，部分內容明確指出（血緣意義上的）‘非德國人’也可以成為國家公民并享有同等權利。”

德國奧登堡大學公法學教授伯梅-內斯勒（Volker Boehme-Ne?ler）則對判決結果略感意外，因為此前聯邦憲法法院在Covid-19、氣候變化等議題的多次判決中，均對行政部門政策予以迎合和確認，而非進行批判性審視。德國思想家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也表達了同樣的觀感：“近年來，司法機關和法院，尤其是憲法法院，正變得越來越政治化。”

從“確鑿的右翼極端主義”的定性到AfD的取締

聯邦憲法保衛局將AfD定性為“確鑿的右翼極端主義”，是為進一步取締該黨做準備。取締極端主義政黨的依據，源于德國獨特的“防御性民主”（wehrhafte Demokratie）理念。這一理念可追溯至對魏瑪共和國悲劇的反思：德裔美籍學者洛文斯坦（Karl Loewenstein）流亡美國期間提出的“戰斗性民主”（streitbare Demokratie），正是其前身。其核心思想在于：為維護民主制度的存續，民主國家必須立場堅定、采取必要防御措施，對抗那些試圖利用民主自由顛覆民主秩序的勢力。

聯邦憲法保衛局網站

這一理念本身存在悖論——民主制度為保護自身存續，必要時甚至需采取與自身理念相悖的手段，即不得不以非民主的方式保衛民主。盡管存在這種難以避免的矛盾，該理念仍貫穿戰后德國《基本法》的制定過程。最典型的例子是《基本法》第20條第4款，即“抵抗權”條款：“若其他手段均無法解決問題，所有德國人有權反抗任何試圖破壞這一秩序的人。”此類條款在西方其他國家憲法中并不存在，體現了德國獨特歷史背景下的緊迫性。此外，《基本法》第21條第2款為取締極端主義政黨提供了法律依據：“凡根據其目標或支持者行為，旨在損害、消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或危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存在的政黨，均屬違憲。”

在德國歷史上，共有兩次成功的取締政黨案例，另有兩次失敗的嘗試。聯邦憲法法院曾于1952年和1956年，分別取締了社會主義帝國黨（SRP）與德國共產黨（KPD）。2003年，針對德國國家民主黨（NPD）的取締申請因取證方式類似“無間道”而被聯邦憲法法院駁回——為獲取NPD違憲的證據，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在該黨安插了大量線人，法院認為，無法判斷NPD高層的言行究竟是出于自身意志，還是受線人誘導或指令影響。2017年，取締NPD的議題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此次憲法法院雖認定NPD的政綱確屬違憲，且該黨存在危害聯邦共和國的行為，但指出“缺乏確鑿跡象表明這些破壞憲法的行動具備成功的可能性”，因此NPD仍不滿足取締政黨的條件。兩次針對NPD的取締嘗試均以失敗告終：第一次因取證方式不合法，第二次則因NPD實力過弱，不足以構成現實威脅。

從上述失敗案例來看，在德國，取締政黨至少要滿足兩個條件：1）政黨必須明確追求違憲目標，如廢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或危及聯邦共和國的領土存在；2）政黨必須積極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有具體跡象顯示，這些敵視憲法的努力至少看起來有可能成功。簡言之，禁令的條件是有意愿，有行動，并且也要有能力。

AfD可能不滿足上述的任何一個條件。首先，從科隆行政法院的裁決中，我們不難發現，法院強調了，只是部分AfD的派別和成員有追求違憲目標。部分黨員的言行并不能代表全黨。帕皮爾曾經表示：“AfD有來自右翼極端主義陣營的支持者，但其中許多選民并非右翼極端分子——他們只是失去了政治歸屬感。”如今，帕皮爾的這一觀點也正越來越受到德國社會各界的認同。AfD的內部是極其撕裂的，充滿了派系紛爭。黨內既有霍克所領導的極右翼派別“翼派”（Der Flügel），也有溫和務實的經濟自由派。《對德國的訴訟》的受邀嘉賓之一佩特里在2017年時就因不滿霍克而以一種極其戲劇化的方式退出了AfD。但是，黨內的溫和派也不可能拋棄霍克，因為，AfD與聯盟黨之間支持率的差距非常小。如果拋棄霍克支持者的選票，AfD就等于自動放棄在下次大選成為第一大黨的可能性。即便民調數據高企，這種結構性的撕裂也是外界質疑AfD未來能否執政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也就很難證明AfD作為一個整體在破壞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

其次，第二個條件意味著必須證明AfD已經有廢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的行動，并且他們的行動很有可能成功。支持AfD禁令者往往會援引“防御性民主”或者“早期階段”等說法支持自己的觀點。AfD近年來在政治上的成功也給禁令支持者們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他們認為，AfD的成功大大增加了其實現破壞自由民主基本秩序目標的可能性，所以有必要盡早實施最嚴厲的防御性措施。但是，他們通過AfD中的極端分子的言論“假設”了整個政黨會按照黨內極端派的想法行事，執行這些最極端的政策，這與基本法的原意和此前的判例都不符。

德國《基本法》及此前的判例為政黨禁令設置了極高門檻，這并非意味著德國人已淡忘二戰的慘痛教訓，而是為了防止“政黨禁令”被濫用，淪為鏟除反對黨的便利工具。戰后數十年的實踐表明，德國的政治工具箱中已有足夠多的工具來防范二戰悲劇重演。正如前憲法法院法官穆勒所言，“政黨禁令”只能被視為最后的手段。然而在現實中，無論是主流政黨還是媒體，卻總希望不斷提高這一“最后手段”的使用優先級。這究竟是為何呢？

禁令是一種逃避

要回答上一節最后提出的問題，我們必須回到漢堡的那場虛擬審判中。“‘右翼’與‘右翼極端分子’這兩個詞是否更趨近于同義？”這是在《對德國的訴訟》這場演出中獲得高度關注的馬滕施泰因“證詞”中提出的一個問題。不出意外，他的這類問題引發了德國社會的又一次撕裂。左翼的《明鏡》周刊將其看作“可憐的顫音和神圣的憤怒” ，政治光譜的另一邊則把他的講話稱作“里程碑式的”。

在德國的公共辯論里存在一種傾向，即任何在移民、氣候、能源及性別等議題上與左翼敘事相悖的言論，很容易會被自動貼上“極右翼”的標簽。盡管保守派陣營在2025年大選中獲得了近六成的支持率，但其在德國社會中的合法性越來越“存疑”。柏林工業大學傳播學榮休教授博爾茨（Norbert Bolz）曾在德國《世界報》（Die Welt）撰文指出，現在德國的保守派處于一種無家可歸的狀態。基民盟的名字是具有欺騙性的，因為，默克爾已經徹底改變了這個黨的本質——該黨已經無法和“保守”的價值觀聯系在一起了。此外，“在施密特（Helmut Schmidt）甚至在施羅德（Gerhard Schr?der）時期，保守派選民都有可能選擇社民黨。”也就是說，當時的社民黨都會采納相對“保守”的政策。但是，如今這是完全無法想象的。因此，AfD成為了這些政治上的“無家可歸者”無奈的臨時落腳點。AfD選民基數的擴大并不一定意味著“極右翼”勢力的增強，更可能的情況是這個“無家可歸”的群體規模在變大。

減少“極右翼”勢力的方式或許在于為這些“無家可歸者”找到合適的歸宿，但現實卻是他們的立足之地不斷被蠶食。資深的社民黨黨員、德國政治學家默克爾（Wolfgang Merkel）認為，政治道德化（Moralisierung）的加劇是左右兩個陣營彼此的隔閡和敵意不斷加深的重要原因。社會政治生活必定需要道德，但是道德化恰恰是不道德的：“道德化則是一種帶有排他性與貶抑性的道德表達形式。它是一種自以為是的自我道德立場粉飾，是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的表現，是一種道德上的炫耀與身份確認，旨在彰顯自身道德的優越性。這種過度的道德化傾向，恰恰塑造了左翼自由派世界主義者陣營的特質。”

當地時間2026年3月19日，德國勃蘭登堡大科爾齊希，民眾參加德國選擇黨地區行政長官選舉舉辦的競選活動。視覺中國 圖

各類左翼精英通過在移民、氣候、能源和性別等議題上堅守自認為絕對正確、絕對道德的立場（典型的話語，如“科學已經確定……”，“沒有替代方案”），獲得了向社會上游流動的入場券，而社會中的大部分人卻要承受由此制定的錯誤政策帶來的代價。與此同時，德國的左翼精英還掌握著絕對的輿論話語權，任何對這些“絕對正確”的質疑，都可能被貼上“仇恨言論”，“極右翼/納粹”或“滑向危險的極右翼/納粹”等標簽。“極右翼/納粹”等標簽在德語世界各類討論中被通貨膨脹式地濫用，正是對戈德溫法則（Godwin's Law）最貼切的注解。1990年，美國律師、作家戈德溫（Mike Godwin）觀察早期互聯網的討論之后，發現了一個現象：“當一個對立的討論不斷延展時，參與者用納粹或希特勒來類比對方的概率會趨于1，也就是100％，幾乎沒有例外。”他指出，這種類比往往意味著討論的理性基礎已經崩潰。簡單粗暴地給對方定性，往往是為了逃避對復雜的社會和政治議題的深入討論。

薩弗蘭斯基指出了“政黨禁令”背后的政治算計，民意支持率節節敗退的左翼政黨心知肚明：“這項禁令根本不可能成功，但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可以讓政治對手受到質疑，將其污名化為麻風病人——這就已經足夠達到效果了。”他們試圖通過“污名化”的“恐嚇”手段，讓更多選擇AfD的選民改變立場。但是，博爾茨認為，左翼愈發頻繁地使用“防火墻”（Brandmauer）和“納粹”等詞匯，恰恰表明這些污名化手段正在失效。這些詞匯原本應有的威懾作用正逐漸減退：“禁忌效應（Tabu-Effekt）在不斷弱化。越來越多的選民認為與AfD開展議會合作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能想象自己會投票給該黨。而基民盟（CDU）和自民黨（FDP）每讓保守派選民失望一次，‘藍色’（指AfD）的潛力就隨之增長一分。”在剛剛結束的巴登-符騰堡州的選舉中，AfD得票率較上次選舉增加了一倍，達到了18.8%。要知道巴符州是德國最重要的經濟引擎之一，這里匯聚了大量知識與商業精英，長期以來，該州一直是基民盟與綠黨的票倉，被認為是德國最不可能支持AfD的地區之一。

絕大多數AfD選民不想要新的希特勒，他們想要一個新的施密特式的人物。批評一種功能失調的移民政策并不意味著拒絕所有形式的移民；質疑當前與熱力學、物理學和經濟學等基本原理相悖的激進能源轉型政策并不是對氣候變化的否定。這也不是“滑向危險的極右翼”，不是對民主的系統性攻擊。默克爾（Wolfgang Merkel）在德國《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上撰文嚴厲批評了社民黨早已脫離工人階層，綠黨則已經成為了特權階層的政黨：“中間派政黨非但不反思自己的選民為何流失，反而高筑防火墻、通過不兼容決議。”用禁令替代對話，用法律武器取代政治競爭，只會讓問題被掩蓋而非解決。取締選擇黨的呼聲越高，越可能成為一種危險的逃避機制：與其反思為什么20%的選民支持一個極右翼政黨，不如直接把這個政黨從政治版圖上抹去；與其傾聽那些投票給AfD的人的焦慮和不滿，不如把他們全部歸入“種族主義者”的陣營，拒絕與之對話。這種“道德豁免”固然令人感到正義，但它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帕皮爾認為：“溫和的中間主流政黨必須重振自身，重新贏回選民支持。”若想有效對抗德國AfD，或許應制定更完善的政策。

然而，現實卻與這些理性建議背道而馳。由左翼主導的“交通燈聯盟”無疑是戰后德國最糟糕的執政聯盟，去年大選時，選民選擇了保守派政黨。但默茨為了與社民黨——這一“唯一”可行的合作對象——談判組閣協議，在施政綱領上大幅向社民黨妥協。這直接導致，推動德國“去工業化”、推高國內物價的能源轉型政策未發生實質性改變；德國民眾最關心的移民政策也未出現根本性扭轉趨勢；過度膨脹的福利支出同樣未得到大幅削減；此前備受爭議的龐大特別基礎設施建設基金，被發現存在巨額資金挪用問題。盡管選民在大選中投票給了保守派政黨，最終卻只能接受左翼的政策。

雖然這些建議在理智層面不難成為社會多數人的“共識”，但在現實政治中，左右兩翼政黨不調整政策，一味堅持對AfD的強硬立場，卻有可能是最“符合”各方政治利益的選擇。從左翼政黨的視角來看，首先，堅持設置對AfD的防火墻暫時確保了左翼政黨在德國政治中“立于不敗之地”。如果，左翼政黨在大選中獲勝，自然他們可以主導組閣和政策；如果，聯盟黨勝選，由于防火墻，聯盟黨為了組閣必須向左翼政黨做出大幅度妥協。這是我們在默克爾和默茨執政期間反復看到的現象。其次，左翼政黨的經濟、政治和道德資本都已經與其此前的敘事和政策牢牢綁定在了一起。他們一旦開始反思過去在各方面的政策錯誤，就意味著對過去的政治遺產作徹底清算，這是左翼政黨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們只能堅持這些已經被公眾所唾棄的政策是“更好的政策”，“AfD從中作梗”是這些“更好的政策”無效最好的替罪羊。

從中間派右翼政黨，即聯盟黨的視角來看，首先，他們與左翼政黨面臨同樣的政治遺產包袱。在默克爾主政的16年里，她已經成功完成了對聯盟黨“社民黨化”和“綠黨化”的改造。聯盟黨的政治利益和遺產早已經與左翼政黨捆綁在了一起。其次，聯盟黨只有堅持對AfD的防火墻，才能獲得執政的機會。因為，任何與AfD聯合執政的嘗試都是政治自殺。

從AfD的視角來看，他們未必會“排斥”借助防火墻與政黨禁令展開的輿論戰和法律戰。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在德國取締政黨的法律門檻極高。也就是說，AfD被真正取締的風險很低。此外，防火墻雖然阻止了AfD實質性地參與聯邦層面的執政，但是，這也幫助AfD避免了過早暴露由于長期在野，執政能力不足的弱點。此前，歐洲的一些極右翼政黨上臺之后，因其施政不佳，支持率立馬跳水。另一方面，如果“中間派政黨”在政策工具箱中只剩下了反AfD，那就意味著“中間派政黨”在現實政治中已經黔驢技窮了。現實生活中越來越糟糕的民生和受害者敘事是AfD天然的助選人。另外，像霍克這樣的黨內極端分子也可以搭便車，不斷擴大其基本盤。

綜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幅極為吊詭的圖景：對于政治光譜的兩端而言，以極端化的方式對待AfD似乎都是實現自身政治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其最終的結果是德國政治的這口高壓鍋越來越趨向爆炸。AfD的崛起并不是德國政治邁向脫軌的原因，而是其結果。取締一個AfD，會有新的AfD不斷涌現。正如文中所引用的諸位德國重要學者所言，“原因”在于“中間派政黨”本身。但是，這些“中間派政黨”出于自身盤根錯節的利益算計，無意去做真正的改變，只愿意拿AfD的崛起作為替罪羊，以掩蓋真正的社會問題。

行文至此，筆者不禁想問，是否會出現一個AI一勞永逸地解決這樣的極化對立呢？又或者，隨著人文科學在數智時代的進一步式微，人的心智與判斷力會不可避免地進一步萎縮，以至這樣的對立會越來越頻繁地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