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火災報道記者：報道需要保持克制，但同樣需要人性的溫度

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屋苑宏福苑發生五級火災。全苑共8座大廈，其中7幢起火。此次火災事故造成168人死亡，成為香港近年最嚴重的居住樓火災之一。

這一組稿件想完成的，并不只是對一場大火的復盤，而是盡可能逼近災難的兩重本質：一重是真相，火為何燒得如此嚴重，圍繞事故產生的專業判斷、爭議與善后機制是什么；另一重是處境，身處其中的人究竟經歷了什么，他們的沉默、創傷、猶疑和無措，如何構成這起事故最具體的一面。

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選取了兩篇不同路徑的報道，并與其作者展開對話，追問報道背后的判斷與過程。

財新文思敏、王小青從專業視角切入，圍繞消防、工程與保險等維度不斷獲得信息增量；謝夢遙則從在場的第一視角出發，記錄那些難以被數據呈現的細節與感受。

它們共同構成了理解這場火災的兩個入口：看見災難，也看見災難中的人。

（廣福邨廣場 拍于27號凌晨）

Q：面對這起事故，你們最先捕捉到的核心線索或產生的核心疑問是什么？

A：財新文思敏：我們首先產生的核心疑問是：火災為何會如此嚴重？畢竟香港過去從未發生過如此嚴重的維修工程火災。這是最初驅動我們進行報道的根本問題。

圍繞這個問題，我們從多個層面展開思考。一方面，從建筑本身入手，關注是否存在特殊結構，或在維修工程中埋下了安全隱患；另一方面，考慮到在香港很難直接采訪到參與救援的消防員，我們轉而尋找具備豐富實戰經驗的消防領域專家。基于這一判斷，我們將目光投向內地消防系統。他們在高層建筑火災處置方面擁有更成熟的經驗和更充分的案例積累。

很幸運，我們采訪到了北京市某區一位擁有30多年經驗的消防支隊負責人。我向他提供了現場圖片、視頻以及香港發布會披露的信息，他則從自身經驗出發，分析了火勢為何會急速蔓延。因此，在我們的稿件中，很早就明確指出，大火蔓延與窗口粘貼的發泡膠板有直接關系。這一判斷，在火災發生三天后消防處的調查中才被提及，而我們在第二天的報道中就已點明。

此外，這次報道還有一個值得分享的發現。火災發生后，內地的輿論焦點大量集中在“竹棚”上，這有些出乎我們的預料。因為在香港本地的媒體報道中，這并非主要爭議點。我們理解這其中可能夾雜著一些情緒：有人覺得香港如此現代化，為何還會使用看似“落后”的竹棚。許多媒體也著重渲染竹棚的悠久歷史及其背后的利益保護問題。

但我們選擇了不同的角度：竹棚是否真是問題所在？我們專門采訪了香港理工大學研究木材防火與樓宇安全的專家，詳細詢問維修工程中哪些環節防火最為關鍵，并特別針對竹材部分進行了探討。隨后，我們單獨發布了一篇報道，探討竹棚在火災中的實際角色。這篇報道獲得了較多關注，也讓我們深刻體會到：作為媒體，不應完全被網絡上的聲量所裹挾，保持獨立判斷至關重要。

Q：在報道過程中，你們如何確定報道切入角度？

A：財新王小青：由于我在財新負責金融領域的報道，因此很自然地從保險賠付的角度切入。在重大災難事故中，除了政府的處置和民間的反應，市場化處理的部分往往是涉及金額最大的一環，保險正是其中關鍵的善后機制。我通過查閱大廈法團文件，梳理了其所購買的各類險種及其意義，并延伸到背后的保險鏈條，這構成了報道的專業基礎。

財新文思敏：香港在處理此類重大事件時，幾乎每天都會召開新聞發布會，這成為了我們重要的信息來源和選題參考。發布會不僅更新救援進展，也會直接回應輿論質疑。例如，當時內地輿論普遍質疑“為什么不用直升機滅火”或“云梯為何沒發揮作用”，我們不僅傳達了消防處的官方解釋，還結合采訪到的內地消防專家的分析，從專業角度解釋了高空滅火的實際操作限制——比如云梯車需要足夠的支撐空間，老舊小區的原有設計可能無法承受；直升機灑水對于高樓特定窗口的火災難以精準施救。這些內容為讀者提供了更立體、更專業的視角。

隨著事件推進，一些更為特殊、但同樣具有公共價值的環節也逐漸浮現。例如，香港在重大傷亡事件中會出動一支專門的遺體辨認隊伍，其運作機制對公眾而言既陌生又高度關切。這類選題并非事先設想，而是在持續跟進官方通報與現場信息的過程中，自然捕捉并深化出來的。

Q：在同題報道紛紛跟進的情況下，如何找到信息增量，確定有價值的選題角度？

A：財新王小青：我認為在于采訪過程本身，即是否能夠找到最合適的采訪對象，并從中獲取真正關鍵的信息。同一事件可以從許多角度解讀，深淺程度也各不相同。記者的核心能力之一，就是判斷誰最有能力解釋這件事、誰能把問題講清楚。所有報道最終都建立在采訪基礎之上，因此，采訪對象的選擇，以及記者在采訪中辨別信息價值的能力，是需要在職業生涯中不斷訓練和積累的。

財新文思敏：具體到這次報道，我們并沒有一開始就想著“一定要和別人不同”或“必須做出獨家”，而是從最基本的疑問出發：火災為何會如此嚴重？這是香港前所未有的情況。圍繞這個核心問題，我們開始尋找能解答它的人。例如在尋找消防專家時，我們聯系了多位消防員，但時間有限，必須快速判斷誰最合適——需要依據其經驗背景、是否參與過高樓救援等條件進行篩選。同樣，在工程安全方面，也需要分辨：是該找實際施工人員、樓宇設計師，還是專門研究地盤消防安全的人？這類判斷是在接到選題后首先要完成的。

在實際采訪中，我們往往無法事先準備好所有問題。尤其在重大事件面前，很多時候是通過與采訪對象的交流、不斷追問，甚至向對方提供我們已經掌握的信息并邀請其分析，才能逐漸明晰問題的關鍵。例如，我們向一位消防支隊負責人提供了現場圖片和發布會信息，通過共同討論，才梳理出火勢蔓延的可能原因。

當然，部分選題事先有所規劃。比如高層逃生策略那篇報道，我們預判讀者會關心“如果我也住在高樓該怎么辦”，這屬于主動設置的議題。但更多時候，選題是在采訪中浮現的。像“竹子腳手架是否導致火勢蔓延”這個角度，并不是我們一開始的預設，而是在尋找消防安全專家的過程中，發現香港理工大學有相關研究，進而聯系到專門研究消防材料的教授，才獲得了對于竹材防火性能的專業解讀，這成為了我們一篇重要的增量報道。

所以說，找到對的人，往往需要專業判斷，也需要一點運氣。尤其是在時效緊迫的情況下，能否迅速定位并采訪到擁有權威觀點的專家，有時直接決定了報道的深度與速度。

Q：我們注意到稿件中許多信息是通過檢索公開信息或采訪專家獲取的，現場采訪給你們帶來了哪些信息增量？

A：財新王小青：到達現場后，最直觀的感受是居民整體年齡偏大。盡管我們事先就知道這座屋邨居住著不少長者，但親眼看到從火場疏散出來的大爺、大媽們，手里還拎著裝有衣架等日常用品的購物袋，靜靜坐在臨時安置點——這種感受，與閱讀資料是完全不同的。這種體驗會自然滲透進寫作之中。報道需要保持克制，但同樣需要人性的溫度。記者的個人觀察與情緒，往往會在成文時以一種不自覺的方式體現出來。

此外，現場采訪也帶來了意外的信息增量。我記得采訪到一位大爺，他恰好是此前圍繞該維修工程產生的糾紛中的反對方之一。從他那里，我獲得了關于那場糾紛的一手信息，這是公開資料無法提供的。所以現場采訪至關重要，雖然其中也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你遇到誰、對方當時的狀態，都會影響采訪的走向。

在現場，我們會判斷受訪者的狀態。如果對方正處于悲痛或高度沖擊之中，我們不會貿然上前；如果狀態相對平穩，我們會先表明身份，禮貌詢問是否愿意交流。這位大爺當時情緒相對穩定，又恰好掌握此前糾紛的情況，于是我們的對話自然延伸到了這一部分。現場采訪無法預設結果，也不必刻意追求煽情或某種預設敘事。能遇到這位大爺、并由此補充關鍵背景信息，確實帶有一定運氣成分，但這正是現場采訪不可替代的價值所在。

（廣福邨廣場俯視圖 拍于27號凌晨）

Q：采訪親歷者時，面對其不確定的細節和內容，如何核實或處理這些信息?

A：財新王小青：一方面，可以通過記者本身原有的知識儲備去判斷事情的處置流程是否合理，另一方面則是通過不同受訪者之間的信息進行交叉驗證。我們很難確保寫出來的內容完全沒有錯誤，但應該在有限的時間范圍以及人力可及的范圍內，盡量去做好信息的交叉驗證，并在日常生活中多補充積累相關的行業知識。

Q：采訪專家時，如何確保觀點的客觀，做到平衡報道?

A：財新王小青：我們經常會遇到不同的采訪對象間觀點不一致的情況，這是正常現象。每個人對事件的理解，除了專業的看法之外難免也會有個人的主觀看法，甚至主觀看法會影響到專業看法。記者無需裁定觀點的對錯，只需真實地去呈現不同的聲音——只要該觀點出自受訪者本心且不摻雜其他的意圖。針對這個事件，我認為在符合寫作主題的前提下，受訪者真實的表達是可以在報道中呈現的。若信息存在事實性錯誤，必須予以剔除；如果僅為觀點上的差異，則應允許其呈現在報道中。

財新文思敏：我在完成這篇稿件時采訪了多位站在不同立場上的相關人士。一位香港建筑設計師向我們分析了竹制腳手架的優缺點。他指出，內地早已普遍采用鋼結構腳手架，雖然成本較高，但結構更為牢固且可重復使用。而從事建筑工程的受訪者則表示，香港的很多街道很狹窄，竹子因其具有柔軟性，搭棚會更快也更方便，成本也比較低。專業消防人員則認為竹子無疑是重要的助燃物，他們類比燒柴情況，認為竹子這種纖維物質肯定也能被火點燃。香港理工大學專門做消防安全研究的學者則指出，在燃燒的初期，竹子跟木材一樣難以點燃。

他們從各自專業出發，去分析竹子的結構以及竹子在燃燒中期變得更加易燃的原因，而這些內容我們都一一作了呈現。獲取了多元信息后，我們（記者）的任務并非是對某一方的觀點下判斷，而是把內容綜合呈現出來，給讀者自行判斷的權力。

Q：在組稿、信息編排的過程中遇到什么困難?

A：財新文思敏：當時火災發生在星期三的下午，我們最晚周五中午就得截稿了，時間上非常緊迫。我們的操作模式以實時更新網絡稿件為主，多數稿件在事件發生的過程中就隨之發出，而不是把所有的素材攢到最后集中刊發在一篇封面稿件中。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完成一篇封面稿件至少需要數個星期。這次采寫時間壓縮到只有兩天。

財新王小青：一直以來，財新在做報道時團隊之間的合作非常緊密。當需要現場報道時，為了節省時間，住得離現場較近的記者會優先前往。我們也會盡量參加線上發布會，從而減少通勤耗時。

同時，記者也不要害怕去提問。首先，需要引薦聯系相關專家、火場的災民或其家屬，這時記者心中難免會產生共情，不太想去太觸及他們的創傷，但為了真實呈現災情與影響，仍需要了解他們的財產損失或者是當時的經歷等等。記者需要把自己摘出來，當成是一個比較中性的角色。

Q：這次香港火災的報道，在信息獲取、線索梳理的過程中，有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地方？

A：財新王小青：香港的信息非常公開透明。維修工程糾紛、法團換屆等關鍵信息在法團的網站上都是公開的。我們也能夠調閱相關的法庭文件和其他官方文件，只要細致梳理，即可從中提取出相關的信息線索。

財新文思敏：香港跟內地在災難報道上存在一定差異，內地通常以通告的形式結束官方對事件的調查。但香港在這種巨大災難發生時，幾乎每一天都會舉行一到兩場發布會，實時跟進事件進展。會上，官方會通報現場的救援情況、人員的傷亡情況等最新信息，也會有側重地去回應輿論關切。

（香港宏福苑大火發布會現場 受訪者供圖）

作品鏈接:《宏福苑這一年：從大修開始，至大火結束》

一、我對自己只有一個要求，看到什么就記下來

我是26號晚上7、8點左右知道發生了火災，當時報道事故已造成四人遇難。看到不斷蔓延的火勢，我明白傷亡情況很可能更殘酷。

到現場后，我發現了兩件格外反直覺的事：

第一，我原以為這么嚴重的火災現場，幾百米內都非常炙熱。到了離宏福苑一街之隔的位置，隔著馬路看火場，我卻完全沒有熱的感覺。這給我的印象特別深。

第二，現場的火光沒那么耀眼。我從地鐵口出來時離火場大概四五百米，如果不定睛看、只是用余光瞥到，根本不會覺得那是火災。仔細看會發現，火場的每個房間都亮著光，像開著大功率的電燈，但外面看不到明火。焦味也很淡，不特意去聞根本聞不到。

在突發現場，每個人都像無頭蒼蠅。我只能看到什么就先記錄什么，替現場的人們講出他們的遭遇。我到了現場也一樣，不知道該做什么，也不知道受災的民眾在哪里，一切都跟著感覺走。出了地鐵站，看到有不少圍觀的人往一個方向走，我就跟著他們。看到人來人往，我有一個大概的想法：寫火燒起來的第一晚，記錄這一個不眠之夜。

我對自己只有一個要求：把眼前的一切都記下來。我沒想過最終要寫什么，只是盡量把自己的眼睛當成攝影機，記錄下眼前的一切，后續再整理。

二、第一晚最深的感受是安靜

27號凌晨，我在火災現場能采訪到的災民其實不多。大部分人都轉移了，留在現場的都是那些舍不得離開、要看著火災把家燒完的人。

我看到有人正在接受其他記者的采訪，就湊過去跟著聊了一會。其實算不上是采訪，因為一旦提起“采訪”，他們就會變得戒備。我只是隨意搭話，同時觀察著周邊的環境。

做這種圍繞事故的稿子，寫作者自身的感受很重要，你要調動所有的感官去感受現場的一切。第一晚給我特別深的感受是“安靜”。

想象中，現場應該是所有人在哭、在鬧、在流眼淚，但實際上，很多時候都只能聽到人們小聲交談，沒有人在大聲演講，沒有人會大聲控訴，所有聲音都很輕。很多人還站在那里，癡癡地盯著燃燒的樓棟，那一幕非常震撼。他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著那些東西被大火一點點吞噬。一切都是很安靜地進行。那晚給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稿子里有寫到那對一直坐在路邊臺階的夫婦。他們基本上沒有對話，彼此的交流全靠動作，比如男人輕輕摸了摸女人的頭，示意她吃飯，女人扒了兩口就把盒飯放在邊上，直到夜里三四點都沒動。我特別想和他們聊一聊，但看著他們沉默的樣子，始終不知道該怎么開口。

后來現場的人越來越少，我心想，再不抓住機會，可能再也沒有交流的可能，于是鼓起勇氣上前問那位先生愿不愿意和我聊幾句，他拒絕了。那樣的安靜里，我實在不忍心再去打擾他們，只好在旁邊默默觀察著他們。

火災現場是完全開放的，你不會受到任何限制與干擾。臨時安置點理論上不讓外人進入，但想進去并不難。我當時在安置點里可以采訪，那里有很多人坐著歇息，但我沒有采訪。

我現在也不知道那樣做是不是一種失職，一方面我極度社恐，一方面是覺得自己不該去打擾他們。后來我又感覺如果能夠去跟他們聊一聊，采訪到一些故事也挺好。我一直是處在很矛盾的心理。

回去整理錄音的時候，才發現這次采訪做得太差，真正有效的內容只有最初兩個采訪對象的表述，根本湊不成一篇稿子。加上我自己也沒信心，就想要放棄這個選題。

但到了28號，我的心又揚起來，覺得這么重大的事件不能這么錯過。要寫稿的話，肯定還得再去現場，于是當天下午過去，我又在那邊待到深夜。

那時廣福邨社區會堂被征用，供家屬辨認遺體，大量的人聚集在現場。他們剛剛經歷過巨大悲劇和創傷，要跟他們開啟對話很難。我自己也有心理障礙，不知道該怎么搭話。很多時候都是從寒暄說起，問他們是不是住在這兒、今天過來做什么，就這么慢慢聊起來，從聊天的過程里看他們愿意說多少，再一點點往回問。也不是那種你問我答的方式，更多是他們在借著這個機會傾訴。

那天我也被拒絕了很多次。我遇到過幾個親身經歷過火災、從著火樓里出來的人，聊了沒幾句，我想再深入問一點細節，他們就匆匆要走，我想跟他們交換聯系方式，也被拒絕了。這種情況下采訪真的挺難，我只能順著他們的意愿來，不勉強，盡量讓他們能借著聊天表達出自己的訴求。

當時居民對立案法團的意見很大，后來我遇到的受訪者也基本圍繞著幾個話題展開——這幾年小區的維修狀況怎么樣、多年前剛搬進來時是什么模樣、這些年又經歷了哪些變化，我發現這些話題能讓他們更愿意聊下去。

我稿子里提到的一個年輕人，他在門口舉著一面牌子，上面寫著“免費接送家屬前往殮房與醫院”，就那樣一直沉默地站著。我去問他能不能聊幾句的時候，他展現出了很大的敵意，眼睛都不看我，只是冷冷地說：“不聊，沒什么話說。”我又試圖解釋，但他還是非常有敵意，我就只能把這一幕記錄下來，最后也寫進了稿子里。

（傅一波攝）

三、現場出現了一道彩虹

28號，我遇到了Herman。他是個年輕人，但當時我沒有跟他聊太多，只記了聯系方式。因為那時我還是想找到最“慘”的人——家燒了的人、逃生的人，或者那種最有“戲劇性”、最和核心現場有關的故事的人。當我知道Herman是唯一沒燒那棟樓里的住戶時，并沒有把他當成一個很重要的采訪對象。

回來之后，我跟Herman通了一個多小時電話。沒有任何干擾的情況下，他的講述非常深入，很具體，有豐富的細節。很多東西不是我問出來，而是他自己講出來。

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盡量把一個人的感受都往外掏。他在現場看到了什么、想了什么、那一晚是怎么結束的，這些我都會問。我覺得每一個人對第一晚都會有自己的感受，這些都可以問。再往前，我也會問他在這里居住的經歷，比如這些年這里是什么樣子，他也補充了很多細節，比如過去的生活狀態。

客觀來說，他并不是那種最有“戲劇性”的受害者——他身邊沒有人去世，他的房子相對完整，最悲慘的事情沒有發生在他身上。

但很意外的是，我從他身上挖出來了一種新的感受，一種“幸存者的愧疚”。這是我一開始沒有預料到的。他講的很多，其實是一種自我折磨。

他會問自己，作為唯一沒有燒掉那棟樓里的住戶，這個身份是不是要跟隨自己一輩子？為什么我的房子還在？活著的人就更好嗎？“幸存者”這個標簽，是不是要一直帶著生活下去？

這部分其實很重要。即使是一個在外界看來相對幸運的人，也在承受著很大的痛苦。你可以想象，那些真正失去親人的人，或者有過直接創傷記憶的人，他們要面對的是什么樣的人生狀態。

我當時也確實沒有采訪到那些人，所以Herman的這部分感受，就成為我能寫出來的一部分。我覺得它有分量，也有價值。

“彩虹”這件事，就是那次通話里他說出來的。我想讓他把整個故事從頭講起，他就提到當時他看見了彩虹。我那時覺得非常神奇，因為我在任何一篇報道里都沒有看到過這個細節。我的采訪里，也沒有其他人描述過在現場看到彩虹。

這個細節給我的沖擊很大，因為它太反差了。我們想到災難悲劇現場，通常都是黑煙、哭喊，如同地獄一樣的世界，但那里居然出現了一道彩虹。這對我來說非常詭譎，我會去想，它到底意味著什么。我當時的理解是，彩虹在他的人生里，可能再也不只是美好的象征了。

所以我在稿子里寫了一句：彩虹在他余生記憶中，將永遠與死亡、災難綁在一起。

Herman沒有親口告訴我這句話。這是我賦予這處細節的一種感受。但我覺得，既然他講到了那道彩虹，而且他明確講了那是非常恐怖的感受，我可以這樣去寫。

四、稿子的結構，是后來慢慢長出來的

這篇稿子的結構，是在采訪過程中慢慢長出來的。

因為相關采訪不夠充分，“宏福苑第一夜”這個主題走不通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要不要放棄。

后來南方周末的吳筱羽一直鼓勵我。她跟我分享了南周何海寧老師的點子，建議我把時間線拉到事發前一年，寫宏福苑這一年里那些預示風險的不安信號是如何一點點出現，又被大家忽略，最終走到這場火災。

這個思路讓我意識到，可以把現場、歷史、隱患和災后串在一起。

雖然之前的采訪素材很雜，但我有關于現場的內容，還采訪到了知道整個事故是如何釀成的潘焯鴻，他提供了非常多的信息。我有了大概的寫作思路，開始試著寫。

我把現場看到的一個個場景，都記在腦子里，回到家后就立刻開始動筆，重現那個現場，把我感受到的一切都寫了出來，后來逐漸形成了一個基本的敘事框架，大致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寫第一晚發生了什么，把災難最直接的現場感放進去。

第二部分是寫這棟樓原來是什么樣子，住著什么樣的人。雖然外界普遍認為這里老人很多，但實際生活中，它并不是一個高度緊密的社區，很多人彼此并不熟悉。

第三部分是寫維修和隱患的問題，也就是那些最早出現的不安信號——有哪些原本可能阻止災難發生的節點，被一步步錯過了。

第四部分是把視角再拉回到災后，寫這幾天發生了什么，到落筆時的狀態，有哪些人在救助他們，這種救助是如何展開的，以及整個城市是如何被動員起來的。我在現場看到的一些細節，以及Herman的“幸存者愧疚”，也被放在這個部分里。

大致是先有了這樣一個分塊，再把素材往里面填，能用的盡量用，把它們“榨干”，放進結構里。

五、從個體出發，走向公共性

文章初稿第一段寫出來后，我感覺有些像隨筆，文中的自我感受會更多。比如初稿里有一句的大意是“人們在等天亮，沒有文學指向的天亮，只是等新的死亡數字會到來”。再比如我初稿寫了一些我問他答的過程，“我問他，他回答我‘不用問我任何問題’”。

后來我把這部分刪掉了。這種寫法太像隨筆，可能會被人解讀為輕佻，甚至是賣弄文字。所以我在后來的行文上更克制了，多用一些白描，這樣會更有力道。

寫作上的克制是第一層。與此同時，記者也必須處理事實問題。

住戶有時會在采訪中講錯事實，需要一點一點交叉驗證。特別是當受訪者做事實描述時，比如一些指控、吐苦水的內容，都要去驗證，對時間線、看公開的官方信息，有時也需要結合其他媒體的報道。事發當天晚上，有人跟我說這個房子特別差、特別便宜，但其實這個地方對很多本地人來說都是一個好住所，它近海，甚至算是“樓王”，大家都很羨慕（居住的人）。

報道里有一部分提到香港的工程圍標現象，我在報道中加上了一句“但目前并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宏福苑存在這些問題。”這種關于管理不當等重要事實的指控都要謹慎核實。但記者的能力有限，很多時候采訪不到目標對象，比如掌握招標全貌的法團主席。所以我采用這樣的方式，讓不同的說法一起呈現，把判斷交給讀者。

很多時候特稿中的某個故事都由單人講述，世界上沒有真相能夠百分百確定。我覺得即使官方有一個說法，但官方也有可能出錯。所以我首先會有初步判斷，然后去閱讀大量的信息，判斷這一事件的真實性。

更多是一種經驗，讓你決定這個無法被百分百核實的“事實”要不要寫。在不完全確定的情況下，我更傾向于把判斷的重心放在具體的“人”以及所經歷的事上，而不是先去構建一個問題。

因此，公共性不是一開始就設定好的目標。不是一開始就帶著一個目的，比如我要通過這個人的故事去驗證一個制度漏洞。

我更關心這個人的情感世界，他經歷了什么，他在被什么困擾，他如何面對這些東西。當你足夠進入這個人的時候，他最終面臨的那些問題，往往會和外部的制度、結構發生關聯，這些東西是自然浮現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不同類型的報道有不同的公共性。這些路徑并不沖突，它們都可以實現公共性，只是方式不同。

有一些報道很硬，比如油罐車事件，它的公共性非常直接，揭示制度漏洞、明確責任歸屬。但也有一些報道更像“文藝片”，它關注的是人，是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同情，從而讓更多人意識到這件事與自己的關系。

作者 | 王新瑞 汪 淦 徐佳揚 賴 榆美

編輯 | 梁鍵強 李大武

值班編輯 | 李熙悅

編委｜孫小雯 黃柏涵 梁素綺

運營總監 | 葉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