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勛：原中央委員曾任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很多人聽過焦裕祿的名字，也都知道紅旗渠的傳奇，可很少有人記得，當年拍板推焦裕祿去蘭考，頂住壓力支持修紅旗渠的，就是這位曾經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這一輩子他接的全是沒人愿意碰的燙手山芋，救過無數人，扛過無數罵，最后帶著爭議離開，臨終還在申辯自己的信仰。

1913年他出生在河北滄縣一個普通農家，算不上富裕也沒窮到揭不開鍋，18歲那年入了黨，剛好趕上北方局勢最亂的階段。那時候黨在白色恐怖下掙扎，組織網絡天天被破壞，他被派去北平做地下工作，任務就是重建被搗毀的團組織。天天換聯絡點，傳消息靠暗號，每次散會誰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見面，這段日子磨出了他的性子：謹慎，但絕不軟。

抗戰全面爆發后，他離開北平進了太行山，在敵后根據地撐著地下工作體系，不顯山不露水，卻沒人能拔掉這根釘子。解放戰爭打響，他跟著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幾萬人深入國民黨腹地，糧彈全靠自籌。他一門心思發動群眾建基層政權，愣是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扎穩了根，也養出了他這輩子不變的判斷：只要人心在，再爛的條件也能辦成事。

新中國成立后，他先去湖北又轉去廣西，1957年廣西鬧嚴重饑荒，中央派他去收拾殘局。剛把廣西的爛攤子理順，1960年河南又出了問題，餓死人的消息傳到中央，大家又想到了他。鄧小平送他出發的時候說的實在，你命苦，哪里出問題就讓你去頂，這話不是玩笑，接過來就是潑天的風險。

47歲的劉建勛正式就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剛到任沒開大會沒做長篇報告，直接下基層摸情況。賬面的數字好看得很，實際倉庫全空著，浮夸風掏空了好幾年的生產底子，再疊上自然災害，好多地方就剩一口氣吊著。他當場就說，按原來的路子走，人都死光了，還談什么政策，命比什么都重要。

他推了后來被叫做“借地渡荒”的政策，把集體的土地暫時借給農戶自己種，收成全歸個人，不算口糧也不征購。這在當年絕對是在鋼絲上走路，全國都講一大二公，把地借給農民單干，隨時會被扣上走資本主義的帽子，他不是不知道這個風險。那又怎么樣，只要能讓老百姓活下去，這個帽子他敢戴。

沒種子他就找新疆建設兵團的老戰友調馬鈴薯種，土豆耐旱耐瘠產量還高，好多農民餓著肚子都舍不得吃，非要留著下種。才兩三年時間，糧食產量就上來了，1964年河南全省經濟開始全面好轉，不知道多少家庭靠著這步棋撐過了最苦的日子。可這個決定也埋下了爭議的種子，后來政治風向一變，少不了有人拿這件事做文章。

河南剛緩過一口氣，蘭考的爛攤子又擺到了桌面上，風沙鹽堿內澇三害，把蘭考折騰得沒人愿意接這個爛攤子。1962年冬天省委討論人選，有人提到了在洛陽工作的焦裕祿，說這人作風扎實，敢啃硬骨頭，能吃苦。有人反對，說焦裕祿資歷太淺，壓不住蘭考的爛攤子，劉建勛直接拍板，蘭考現在要的是能干事的，資歷慢慢攢，責任我擔。

焦裕祿到了蘭考就扎進了田間地頭，治沙治堿熬壞了身子，1964年就因為肝癌走了，才42歲。后來焦裕祿成了全國縣委書記的標桿，成為整整一個時代的精神符號，好多人都忘了，如果不是劉建勛當初那一句，焦裕祿根本沒機會走上蘭考的崗位。給對的人一個機會，就能改變一整個地方的命運，說的就是這事。

林縣十年九旱，老百姓世世代代缺水，1960年林縣縣委書記楊貴提出要在太行山絕壁上鑿渠，引漳河水進林縣。方案拿到省里，一片反對聲，工程太險太大，缺技術缺設備缺資金，搞砸了誰來負責。劉建勛沒在辦公室拍板，自己跑遍了林縣的山，看了地形，聽老鄉講了半輩子缺水的苦。

回去他就拍板，林縣不解決水的問題，世世代代都得受這個苦，再難也要干，省里想辦法湊資金物資，責任我擔。開工之后趕上國家困難，鋼材水泥炸藥全都缺，有人建議先停工緩一緩，他沒松口，硬生生從省里擠出來物資，還協調周邊調糧食，工程一天沒停。整整修了十年，漳河水順著渠流進林縣，有老鄉捧著渠水蹲在邊上放聲大哭。

后來紅旗渠被叫作人工天河，連外國專家都贊嘆是奇跡，可當初做決定的時候，沒人能預見今天的結果，他就是把所有風險攬到自己身上，給老百姓換一條活路。文革開始后河南也亂了，各派批斗，局勢失控，他夾在中間想維持基本秩序，最后自己也被拉出去批斗游街。他只能偷偷護著當年提拔的老下屬，在材料上把話說得緩和點，能網開一面就網開一面。

那幾年他頭發白了一大半，人也瘦得脫了形，私下說很多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滿是說不出的疲憊。1975年8月的一個凌晨，特大暴雨砸在駐馬店，板橋水庫水位告急的紙條送到了劉建勛面前。他沉默很久，只說馬上派人下去查清情況，沒多久災難就來了，六十多座水庫連鎖潰壩，幾十億噸洪水傾瀉而出。

這次災難是新中國成立后最嚴重的水庫潰壩災難，一百多萬人受災，兩萬六千多人遇難，京廣鐵路中斷了十六天。災情最急的時候，他調集所有能調動的力量搶險，通信斷了路毀了，他派人進京求援，含著淚說只要能炸開阻水工程救人，所有責任我擔。洪水退了，要有人承擔領導責任，1978年他被調離河南，這時候他已經在河南待了快二十年。

調離前他一個人在省委大院走了很久，從蘭考的沙地到林縣的渠堤，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在腦子里過了一遍。后來他被安排去陜西，職務降了不少，說白了就是冷處理，他很少再提河南的往事，有人問起，就說能做的都做了。晚年他身患重病，臨終前寫遺囑，專門說我是一個為共產主義奮斗了一生的共產黨員，不是別人說的那樣。

1983年他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歲，后來按照遺愿，骨灰歸葬了太行山，就是他年輕時候干革命的地方。葬禮那天，有個從河南趕過來的老農，站在墓碑前盯著他的名字看了很久，只說了一句話，他在我們那兒干過事。就這五個字，沒有華麗的贊譽，沒有驚天的評價，卻是老百姓給一個地方官最樸素也最真實的認可。

他推借地渡荒活了一批人，選了焦裕祿留下了時代標桿，頂壓力修紅旗渠改變了一方人的命運，最后也扛下了潰壩的所有責任。歷史本來就不是非黑即白的，功過哪是一句話就能說清的，他這一輩子，從來沒站在邊上看熱鬧，所有的事都擔在了自己肩上。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 《劉建勛同志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