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一味唱衰美國、幻想快速取代，不是“愛國”，是“害國”

“美國現在確實面臨政治撕裂、社會對立這些爛攤子，但這只是階段性的陣痛，遠沒到體系崩盤的地步。”

這段直白而冷靜的論斷，出自著名學者鄭永年之口。在當前中美關系持續緊張、國內輿論場充斥著“美國衰落論”的背景下，這番提醒顯得尤為清醒，也尤為必要。

回看歷史，美國經歷過的危機太多了——內戰、大蕭條、越戰、水門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2020年社會騷亂……哪一次不是“到了崩潰邊緣”？但每一次，這個國家都靠著制度彈性、創新能力，以及手里攥著的科技軍事實力和全球盟友網絡緩過勁來。甚至，外部壓力越大，它內部反而越容易抱團。

鄭永年的觀點擊中了一個要害：盲目唱衰美國，不是真正的愛國，恰恰可能是一種“害國”行為。它讓我們高估自己、低估對手，最終做出錯誤的戰略判斷。

一、美國的“陣痛”不等于“崩盤”

不可否認，當下的美國確實深陷一系列困境。

政治上，兩黨極化達到內戰以來的最高點。2024年大選后，國會山騷亂的陰影尚未散去，特朗普與拜登之間的政治斗爭仍在持續。2026年中期選舉前夕，民主黨和共和黨在移民、墮胎、槍支管控等議題上的對立幾乎不可調和。政府停擺的威脅、債務上限的爭吵，已經成為華盛頓的“保留節目”。

社會上，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美聯儲的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掌握了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富，而底層50%的家庭只擁有不到3%。種族矛盾、文化戰爭、LGBTQ權利爭議，讓美國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撕裂。

外交上，烏克蘭戰爭和中東沖突讓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受到質疑。從阿富汗撤軍的混亂，到在沙特與伊朗之間左右為難，美國的盟友體系出現裂痕。

但“陣痛”不等于“崩盤”。鄭永年提醒我們注意幾個關鍵事實：

制度彈性。美國的三權分立和聯邦制雖然低效，卻也具備強大的自我糾錯能力。從進步主義運動到民權法案，從羅斯福新政到奧巴馬醫改，美國的制度史就是一部不斷回應社會壓力的調整史。政治學家福山曾指出，美國制度的“否決點”太多，決策效率低下；但反過來看，這種“低效”也防止了任何單一勢力對制度的顛覆。

創新能力。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數據，美國在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半導體、量子計算等關鍵領域仍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全球排名前20的大學中，美國占據15席；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中，美國占比超過40%。這種創新優勢，不是幾年就能追趕的。

科技軍事實力。美國2026財年國防預算超過9000億美元，超過其后10個國家的總和。美軍在全球擁有約800個海外軍事基地，控制著世界16個海上咽喉要道。硅谷、華爾街、五角大樓構成的“軍工科技復合體”，仍然是全球最強大的戰略資產。

全球盟友網絡。北約、美日韓同盟、五眼聯盟、AUKUS……美國主導的盟友體系覆蓋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經濟體量。即使在特朗普推行“美國優先”時期，這些聯盟結構也沒有瓦解。俄烏沖突中，北約反而實現了“復活”和“北擴”。

歷史反復證明：外部壓力越大，美國內部反而越容易抱團。珍珠港事件后，孤立主義一夜消失；9·11襲擊后，舉國上下迅速凝聚。這種“聚旗效應”雖然短暫，卻足以讓美國在危機時刻爆發出驚人的動員能力。

二、盲目唱衰的“三重危害”

鄭永年警告的“害國”效應，集中體現在三個層面：

第一，盲目唱衰讓我們高估自己。

當輿論場充斥著“美國崩潰論”時，一個危險的傾向是：我們開始相信“超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仿佛什么都不用做，靜待對手倒下就行。

這種心態在歷史上屢見不鮮。19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許多美國人相信日本將“買下美國”，富士山將取代國會山成為世界中心。結果呢？日本在“泡沫”中狂歡了十年，最終迎來了“失落的三十年”。今天，中國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科技、金融、軍事等方面仍有明顯差距。在長跑中，最忌諱的就是在途中“提前慶祝”。

第二，盲目唱衰讓我們低估對手。

將美國描述為“日落西山”，意味著我們可能忽略它的自我修復能力。2008年金融危機后，唱衰美國的書籍汗牛充棟；但十年后，美國卻實現了戰后最長的經濟擴張周期。

今天的美國，正在經歷新一輪產業回流和科技突破。拜登政府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和《通脹削減法案》，正在吸引半導體和新能源制造業回流美國。人工智能領域的ChatGPT、Sora等突破，再次證明美國在顛覆性創新上的領先。如果我們的戰略判斷建立在對對手的“低估”之上，一旦美國完成調整，我們將措手不及。

第三，盲目唱衰讓我們忽視自身短板。

最危險的，不是對手有多強，而是我們看不到自己的弱項。鄭永年直言：真正的愛國，不是喊口號，而是沉下心把教育、科技、產業、治理這些短板一個個補齊。

教育方面，中國有14億人口，但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學數量仍遠少于美國。科技方面，高端芯片、工業軟件、航空發動機等“卡脖子”領域仍有待突破。產業方面，如何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如何培育更多華為、比亞迪這樣的世界級企業，仍是長期課題。治理方面，如何平衡效率與公平，如何激發社會活力，如何構建更完善的法治體系，都是硬骨頭。

這些問題，不會因為“美國不行了”就自動消失。相反，如果我們沉浸在唱衰對手的快感中，真正需要解決的內部問題就會被擱置。

三、歷史給我們的啟示

鄭永年提醒我們：大國崛起是場長跑，不是百米沖刺。

從歷史看，任何大國的崛起都是長期而艱難的過程。英國從光榮革命到工業革命、再到成為“日不落帝國”，用了近百年；美國從建國到南北戰爭、再到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也用了上百年。

在這個長跑中，“等待對手犯錯”是最危險的策略。真正的競爭，不是比誰更會唱衰對方，而是比誰更能解決自己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當日本經濟狂飆突進時，美國做了什么？里根政府推行減稅、放松管制、鼓勵創新，催生了硅谷的崛起；克林頓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抓住了互聯網革命的歷史機遇。美國不是在抱怨“日本威脅”，而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

今天，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在做同樣的事情——推動產業回流、加大科技投入、鞏固盟友體系。我們不應期待對手會自行倒下，而應做好長期競爭的準備。

四、真正的愛國是什么

鄭永年給出答案：沉下心把內部改革做實。

真正的愛國，不是在網上喊幾句“美國崩潰”，不是盲目自嗨式地自我感動。它應該體現在以下幾個維度：

教育上，讓更多孩子接受優質教育，培養出更多世界級科學家、工程師、思想家。中國需要的不只是“做題家”，而是能夠引領創新的拔尖人才。

科技上，沉下心攻克“卡脖子”技術，而不是滿足于“非對稱競爭”。芯片、高端裝備、生物醫藥……這些硬骨頭，需要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持續投入。

產業上，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培育更多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從“世界工廠”到“世界創新中心”，需要制度環境和企業家精神的雙重支撐。

治理上，完善法治體系，激發社會活力，讓14億人的創造力充分涌流。一個國家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能管住多少人，而在于它能釋放多少人的潛能。

心態上，保持開放和學習。任何大國崛起，都不是關起門來的“自嗨”，而是開放包容的“共生”。中國越強大，越需要向世界學習；越自信，越不需要通過貶低他人來證明自己。

鄭永年說：“面對復雜的中美關系，我們更需要保持理性，別被情緒和口號帶偏，專心把自己的事做好，這才是大國崛起最穩的路。”

五、結語：長跑者的定力

中美關系的本質，是兩種制度、兩種文明、兩條道路的長期共存與競爭。它不是一場可以速決的百米沖刺，而是一場需要耐心和定力的馬拉松。

在這場長跑中，最大的風險不是對手太強，而是我們自己心態失衡。盲目唱衰對手，只會讓我們放松警惕；幻想快速取代，只會讓我們忽視短板。真正的愛國，是清醒認識自己與對手的差距，一步一個腳印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真正的大國，不是靠“唱衰別人”崛起的，而是靠“做好自己”崛起的。今天的中國，已經有足夠的底氣面對競爭，也應有足夠的定力做好自己。

正如鄭永年所言：“中國發展快、底氣足是事實，但大國崛起是場長跑，不是百米沖刺。真正的愛國，不是喊口號，而是沉下心把教育、科技、產業、治理這些短板一個個補齊，把內部改革做實。”

這，才是大國崛起最穩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