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平治」王巍：為世界提供“文明標準”的中國方案

王巍：為世界提供“文明標準”的中國方案

學思平治

文明起源研究是人類歷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課題。何謂文明？具備哪些條件或因素可以稱為文明？關于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在國內外學術界一直流行以“文明三要素”，即“文字、冶金術、城市”，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

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推進，這套源自西方經驗的文明判定標準，在解釋中國乃至世界多區域文明起源時，逐漸顯露出局限性。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一級研究員，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王巍接受《瞭望》新聞周刊專訪，圍繞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解析中國考古人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的原創性貢獻。

突破西方“文明三要素”桎梏

《瞭望》：

西方學術界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具體指什么？

王巍：

西方學者曾依據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術和城市”作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性元素，即“文明三要素”，并在很長一段時間被國際學術界奉為圭臬。

依據這樣的標準，由于暫時還沒有發現比甲骨文更早的成熟文字系統，中華文明只能從以殷墟為都城的商代晚期算起，只有3300年的歷史。社會上和國內外學術界的一些人，也因此對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史持懷疑甚至否定態度。

2004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主要學術目標就是依靠考古發掘獲得的新資料來研究和證實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這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判斷怎么樣才算是進入文明社會。

我們通過對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研究得知，世界幾大原生文明并非都符合西方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如中美洲的瑪雅文明就沒有冶金術，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而是結繩記事，但國際上都承認它們是文明。

由此可見，西方“文明三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它更像是一把以特定文明為模型打造的“尺子”，當我們用這把尺子來衡量中華文明——尤其是早期形態時——就出現了明顯的不匹配。

這促使我們反思：一套基于部分區域經驗的標準，不應成為衡量全人類多樣文明形成的絕對標準。

《瞭望》：

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是如何得出的？有哪些核心元素？

王巍：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圍繞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期間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里頭等都邑性遺址，以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遺址實施重點發掘，并對這些遺址周邊的聚落群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

在此基礎上，對各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環境背景、生業形態、社會分化、相互交流，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模式與機制、道路與特點，進行多學科綜合研究。

根據中國考古發現的實際材料，兼顧其他古老文明的特點，我們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有簡版和繁版兩種。

繁版有“八條標準”：一是農業顯著發展；二是手工業取得顯著進步，部分具有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如琢玉、冶金、精制陶器燒造等）專業化；三是人口增加并聚集，出現城市；四是社會出現日益懸殊的貧富貴賤的分化；五是出現表明持有者尊貴身份的禮器和維護貴族尊貴身份的禮制；六是社會形成金字塔式的結構，出現了集軍事指揮權和祭神權力于一身的王；七是形成穩定的區域性政體——國家；八是戰爭和暴力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

簡版有“三方面”：一是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二是社會分工和社會分化不斷加劇，出現階級；三是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

其中，國家出現是進入文明社會最主要的標志。國家的出現在考古遺存中是一定會有所表現的，可以概括為“五大特征”：都城、宮殿、高等級大墓、禮器以及戰爭和暴力。當考古遺存具備這些特征，即便沒有文字、冶金術，因為國家形成了，就可以判斷它已經進入了文明社會。

《瞭望》：

按照上述標準，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呈現出一幅怎樣的圖景？

王巍：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認為，距今6000年左右，長江中下游、黃河流域、遼河流域的文明化進程開始提速，出現社會分化、人口增加，形成中心性的遺址，社會內部出現了不同的階層。

在距今5000多年前，中國各區域農業發展，人口增加，區域中心逐步發展為規模宏大的都邑。制作玉器、綠松石器、精致陶器、漆器等具有高技術含量的手工業專業化，并為權貴階層控制。各地區都出現了脫離勞動、專門管理社會事務的階層，社會出現較大的貧富貴賤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階級，出現了掌握軍事與宗教權力的王，以及由王控制、依靠社會規范和暴力進行管理的政體——早期國家。

距今5000年至4500年，原產于西亞的小麥、黃牛、綿羊和冶金術傳入中國西北地區，大約在4300年前被中原地區吸收，成為中原文明的組成部分。西亞冶金術與中原地區1000℃高溫冶煉的技術結合后，出現了陶范鑄造法，最終發展為夏商周時期高度發達、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青銅容器鑄造技術。

距今4300年至4100年，相當于古史傳說的堯舜禹為聯盟首領的時期，長江中下游的區域文明相對衰落，中原地區持續崛起，在匯聚吸收各地先進文化因素的基礎上，政治、經濟、文化持續發展，為進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礎。

夏王朝建立后，經過約200年的發展，在河南偃師二里頭建造了同時期全國范圍內規模最大的都邑，形成了擇中建都、擇中立宮、中軸線理念、青銅禮器和玉禮器等一整套禮儀制度，對包括三星堆在內的周圍廣大地區產生了強烈輻射，形成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王朝氣象”。

這些禮器及其蘊含的觀念向四方輻射，形成方位廣大的中華文化影響圈，中華文明從距今5000年到4000年期間的各區域文明各自發展、交流共進，轉變為中原王朝引領的一體化新進程。

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創性貢獻

《瞭望》：

提出“文明標準”的中國方案，對于中國考古學意味著什么？

王巍：

這標志著中國考古學在研究理念上的一次重要飛躍。

自1921年中國現代考古學發軔以來，一代代中國考古人肩負著“證經補史”的使命，即用地下材料印證文獻記載，補充古史的缺失。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以來，我們要依托考古實證材料，搞明白一系列重大問題：中華文明是何時、何地、如何起源的？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為何會形成連綿不斷、兼收并蓄、多元一體的總體特征？其背后的動力和機制是什么？

回答這些問題，就不能簡單套用別人的概念和框架，而必須在扎實材料的基礎上，構建自己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模型。

“中國方案”的提出，正是這種理論自覺的體現。它源于中國大地上的考古實踐，又能更貼切地解釋中華文明的形成路徑。

《瞭望》：

中國方案與西方“文明三要素”有何不同？對世界其他文明而言，有何意義？

王巍：

文明起源是一個世界性的研究課題。世界各地區的自然環境、資源稟賦不同，其文明化的具體道路和表現形式必然各具特色。因此，進入文明社會的表現往往也會各有特色。

西方“文明三要素”是文明某些常見的“文化表現”，是現象；而中國方案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抓住了文明的最本質特征，即“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因此，中國提出的“文明標準”也適合世界其他地區的原生文明。不同文明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各有特色，但在出現王權和國家這一制度文明方面是共同的，只是各地彰顯王權的方式和國家形態各不相同。

譬如在中國，彰顯方式如精美的玉禮器、青銅禮器、規模巨大的土木宮殿、模仿地上建筑的墓葬等；在兩河流域和古埃及，則用黃金、寶石、宏偉的石砌神廟、金字塔和大型墓室來表現王權和國家。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這套基于中國實踐、又觀照了世界其他文明而總結的標準，對于理解世界各地沒有文字或冶金術的早期復雜社會，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同時，它有助于推動建立更加平等、開放的全球文明史觀。正所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文明研究，也應如此。

走向歷史深處，登上國際舞臺

《瞭望》：

目前，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是否已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認可？

王巍：

關于文明的定義及相關概念，國內外學術界素來有多種理論，也確實存在諸多分歧。

這里要重點講講浙江余杭良渚遺址。2006年起，考古人員在這里發現了修建于距今約5000年前、面積達300萬平方米的內城和630萬平方米的外城（分別相當于4個和8個北京故宮的面積）；發現了為防止洪水而修建的長十余公里的高壩和低壩；修建古城和巨型水壩，假設動員1萬人也需要數十年，反映出良渚王權組織開展大規模公共建設的能力……一系列發現表明，良渚當時已經出現了階級、王權和國家，進入文明社會。

2019年7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給出的理由是這樣的：良渚古城遺址展現了一個存在于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并存在社會分化和統一信仰體系的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印證了長江流域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杰出貢獻。

可以說，良渚申遺成功，標志著我們提出的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以及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了世界公認。

《瞭望》：

展望未來，我們還將對世界考古學作出怎樣的“中國貢獻”？

王巍：

近十年，中國考古的國際合作與交流非常活躍，已從早期的“引進來”學習，轉向主動“走出去”。據不完全統計，僅“十四五”期間，我國26家考古機構、高校與國外43家機構建立合作關系，開展中外聯合考古項目35項，涉及亞洲、非洲、美洲、歐洲25個國家和地區，涵蓋人類起源、世界古代文明、絲綢之路考古等國際前沿學術領域。

除了中國周邊國家和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作為考古“走出去”的重點外，中國考古人還奔赴中美洲洪都拉斯發掘瑪雅文明的核心遺址，在埃及開展對孟圖神廟及孟菲斯地區塞赫邁特神廟的考古發掘，在非洲肯尼亞巴林戈湖、博戈里亞湖周邊調查發掘舊石器時代遺址，在歐洲羅馬尼亞雅西市發掘庫庫特尼史前文化遺址。

這些境外的合作發掘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都展示了中國考古人良好的學術意識和獨特的發掘技術與方法，同時也將中國考古的理論創新與豐碩成果不斷宣介出去，表明我國考古學界積極參與人類起源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研究的意愿和能力，呈現中外互動交流的良好態勢。

此外，從2013年開始，每兩年舉辦一次的“世界考古論壇（上海）”獲得國際聲譽。論壇不僅有力促進了國際考古學界的交流，還提高了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成為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密切聯系的紐帶和學術交流的平臺。

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不斷增強，可以說，中國正在由考古資源大國向考古研究強國進發，勢必為世界考古學貢獻更多中國成果與中國智慧。

（載于《瞭望》2026年第10期）

【王巍：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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