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是誰主持解決的“陜北肅反”問題？

來源：《北京日報》2014年8月25日

原刊：《黨史研究與教學》2013年第3期

原題：《張聞天主持解決“陜北肅反”研究》

作者：魏德平（現為陜西師范大學副教授）

長期以來，毛澤東主持解決“陜北肅反”的說法廣為流傳和盛行，而張聞天在解決這件事情上發揮的作用卻被有意無意忽略和淡忘。改革開放以來，毛澤東主持解決“陜北肅反”的說法受到質疑和挑戰。尤其是《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張聞天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以及其他資料的問世，對毛澤東初到陜北的基本事實有詳細的介紹，這為研究毛澤東和張聞天在處理“陜北肅反”問題上的貢獻創造了條件。筆者試就上述問題做一點考證和辨析。

一、毛澤東沒有主持解決“陜北肅反”問題

關于毛澤東主持解決“陜北肅反”的說法，講得最具體、最形象生動的是當時負責調查“陜北肅反”的紅軍保衛局局長王首道。他回憶說：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紅軍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在吳起鎮和紅二十五軍勝利會師。正當毛主席緊張部署直羅鎮戰役的時候，陜甘邊區的干部和群眾向毛主席反映了一個嚴重的情況，一個多月前，劉志丹、習仲勛、馬文瑞等大批負責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殺害了。對此，廣大干部群眾無比義憤，希望毛主席、黨中央公道處理。毛主席仔細地傾聽了當地干部群眾的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王首道還對毛澤東決策為劉志丹等“陜北肅反”的受害者平反的史實做了比較生動和詳細的記載：

“直羅鎮戰役結束以后，毛主席來到了瓦窯堡，我們即將審查劉志丹‘案件’的情況向毛主席、黨中央作了匯報，毛主席、黨中央肯定了我們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瘋狂病’，應予立即釋放。同時，為嚴明黨紀，毛主席、黨中央對制造這起冤案的有關負責人作出了處理。對戴季英給予最后警告處分，并撤消了他的領導職務。”

在王首道的回憶中，領導解決“陜北肅反”的是“毛主席和黨中央”，只字未提張聞天在解決“陜北肅反”問題上的作為。在后來的許多著作或研究文章中，由于王首道是直接參與處理過“陜北肅反”的重要當事人，又留下了到目前為止，公開出版的中共中央解決“陜北肅反”問題最詳細、最生動的文字材料，因此在論及這段歷史時，在史實依據方面大多援引這段論述。

但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毛澤東主持解決“陜北肅反”問題的觀點也開始隨之動搖。雖然毛澤東對“陜北肅反”問題也采取了積極干預的態度，但是當時解決“陜北肅反”的具體工作毛澤東則無暇顧及。在得知“陜北肅反”嚴峻形勢和劉志丹等被關押的情況后，毛澤東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在得知“陜北肅反”的詳情后，毛澤東明確表態，積極制止了肅反的惡性發展。此后，中共中央直接介入“陜北肅反”問題，通過調查研究，最后頒布《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關于戴季英、聶洪鈞二同志在陜甘區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決議》兩個文件，對“陜北肅反”進行了處理和解決。

在此期間，毛澤東一直在前線主持打退國民黨對西北根據地第三次“圍剿”的軍事工作，沒有直接負責處理“陜北肅反”問題。毛澤東在參加下寺灣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后，根據會議決議11月4日率部南下，組織領導以直羅鎮戰役為中心的反國民黨“圍剿”的軍事作戰，一直在前方，直到12月13日才返回當時中共中央駐地瓦窯堡。關于處理“陜北肅反”問題，只是在“11月18日，在張村驛，毛澤東同周恩來、彭德懷致電張聞天、秦邦憲，請他們詳細考慮陜北蘇區肅反中的問題，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提出糾正肅反中的錯誤。”（《毛澤東年譜（1893-1949）》）這里必須強調的是：從毛澤東給張聞天等的電文中可以看出，當時毛澤東雖然認為“陜北肅反”在執行中犯了擴大化的錯誤，造成了“錯捕”的“事實”，必須糾正，但是對于肅反本身是否正確，毛澤東并沒有明確表態。

二、張聞天領導解決了“陜北肅反”問題

新世紀以來，一些相關著作的問世出版和相關史料的面世，使張聞天主持解決“陜北肅反”的史實逐漸為世人所知。

學者何方在其著作中說：“長征到達陜北后，糾正陜北肅反錯誤、釋放劉志丹等人，是張聞天直接領導和親自處理的。”（《何方談史憶人：紀念張聞天及其他師友》，世界知識出版社）中共中央領導處理“陜北肅反”重要的歷史見證人，張聞天夫人劉英的回憶也明確談到了張聞天主持解決“陜北肅反”的史實。劉英回憶：“聞天抓得很緊（指處理‘陜北肅反’問題——引者注），錯誤很快得到糾正。十一月下旬就為劉志丹、習仲勛等徹底平反，被關起來的紅二十六軍干部也都放了出來，恢復了他們的工作。”（《我和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中共黨史出版社）“陜北肅反”期間擔任陜甘晉省委副書記的郭洪濤在回憶中也明確講：“具體處理過去的冤案，釋放劉志丹等同志，這些工作都是張聞天同志領導的。”（《郭洪濤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

以上研究和回憶是肯定張聞天主持解決“陜北肅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尤其是《張聞天年譜》（中共黨史出版社）、《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等有分量著作的問世和一些珍貴史料的公開，為研究張聞天在解決“陜北肅反”問題上的基本史實創造了條件。

張聞天在得知“陜北肅反”基本情況后，明確表達了制止肅反的意見，及時派人制止肅反的擴散蔓延。在吳起鎮期間，活動在當地的原紅二十六軍干部張明科、龔逢春等先后向張聞天、毛澤東等匯報了“陜北肅反”的部分情況，使張聞天、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意識到肅反的嚴重性和解決肅反問題的緊迫性。在得知“陜北肅反”比較詳細的情況后，張聞天提出要糾正“陜北肅反”問題，并采取了初步措施。中共中央抵達甘泉縣下寺灣后，張聞天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一起同紅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等會面，聽取郭洪濤關于肅反問題匯報后，當即與毛澤東一致表示：“陜北肅反”搞錯了，要糾正，要立即釋放劉志丹，并決定派王首道、賈拓夫、劉向三等帶無線電臺先去瓦窯堡，制止錯誤肅反，調查情況，等候中央處理。（《張聞天年譜（1900-1976）》）

在到達關押劉志丹等人的瓦窯堡后，張聞天直接領導了對“陜北肅反”的調查研究、分析定性和解決處理等工作。11月10日（一說11月7日），張聞天率中共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進入瓦窯堡，隨即接管了原西北代表團保衛局，任命王首道為保衛局局長，并指示成立五人（王首道、董必武、張云逸、李維漢、郭洪濤）領導小組負責調查審理“陜北肅反”問題。五人小組“在洛甫領導下”（《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經過整整二十天的調查，十一月二十六日，以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義，作出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董必武傳（1886-1975）》，中央文獻出版社）11月30日，張聞天主持為劉志丹等平反舉行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張聞天年譜（1900-1976）》）至此，以張聞天為首的中共中央完成了對“陜北肅反”的基本處理工作。

通過以上資料的介紹，可以清晰地看出張聞天主持解決“陜北肅反”的概況，是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主持解決了“陜北肅反”，代表中共中央釋放了受到殘酷刑訊折磨和政治誣蔑的劉志丹等原陜甘邊根據地為主的西北根據地領導人。自此以后直到延安整風西北高干會召開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關于“陜北肅反”問題都基本維持著張聞天主持確定的相關結論。

三、張聞天在解決“陜北肅反”問題上的貢獻與局限

張聞天在主持解決“陜北肅反”問題上，做出了重要貢獻，也遺留了嚴重問題。這些問題給后來幾經起伏的“陜北肅反”爭論以及張聞天歷史功績被埋沒留下了隱患。

張聞天在主持解決“陜北肅反”問題上的局限性在他主持制定的關于處理“陜北肅反”的標志性文件《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中共西北中央局黨務委員會關于戴季英、聶洪鈞二同志在陜甘區域肅反工作中所犯錯誤的決議》中表現比較明顯。這兩個文件肯定，“過去陜甘晉省委領導反右傾取消主義斗爭與堅決肅清反革命右派的斗爭，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確的”。對“陜北肅反”存在的問題僅僅認為是：“個別領導同志認為右派在邊區南區和紅二十六軍中，有很大的基礎，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肅反斗爭中犯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和‘瘋狂病’的嚴重錯誤。”因此僅僅處理了當時直接負責肅反工作的原西北軍事委員會主席聶洪鈞和原陜甘晉省委政治保衛局局長戴季英，但是主持領導“陜北肅反”的機關及其主要負責人的責任都沒有追究。這造成了受迫害當事人的嚴重不滿，給“陜北肅反”后續斗爭留下了組織隱患。這也是張聞天在解決“陜北肅反”后其歷史貢獻不被認可或者被刻意回避的重要原因。

與此相對的是，毛澤東在解決“陜北肅反”后續爭論問題上起了決定性作用，在推動“陜北肅反”問題解決上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延安整風期間解決了“陜北肅反”的主要爭論問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毛澤東親自領導和參與的西北高干會，幾乎完全否定了張聞天主持制定的解決“陜北肅反”的結論，為受到冤屈的劉志丹、高崗等人平反昭雪。11月21日、23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作了《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在西北高干會上的報告》的長篇演講。毛澤東在講話中，對朱理治和郭洪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并對他們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定性。同時，對在“陜北肅反”中受到打擊迫害的劉志丹、高崗等人作了高度的肯定和贊揚。12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一九三五年陜北（包括陜甘邊及陜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這個決定再次肯定了劉志丹、高崗等的歷史貢獻，并指出，一九三五年中央黨務委員會所作決定中的錯誤內容，“其基本原因是在于那時中央還沒有做出‘在遵義會議以前一個時期內中國黨內占據統治地位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這一決定的緣故。朱理治、郭洪濤在陜北所執行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正是這一錯誤路線在陜北的具體化，其所造成的錯誤肅反，則是這一路線的登峰造極的結果。”“中央黨務委員會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的決議除對戴、聶處分仍保留有效外，應當取消。”（《朱理治傳》，中共黨史出版社）至此，張聞天主持制定的關于“陜北肅反”的結論基本被否定，“陜北肅反”受害者在政治上徹底翻身，在組織上受歧視和排擠的問題也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深入了解了西北根據地的歷史后主持解決了“陜北肅反”相關遺留問題，思想上，分清了是非，清算了“左”的指導思想；政治上，肯定了劉志丹、高崗等在西北根據地歷史上的功績和代表“正確路線”的地位；組織上，繼續追究“陜北肅反”領導者、參與者的責任，啟用和重用“陜北肅反”受害者。由于上述原因，當事人在回憶“陜北肅反”時，在評說領導人歷史功績和貢獻時，淡化和回避張聞天，高度肯定和頌揚毛澤東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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