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清朝海軍司令聽聞志愿軍打進漢城，興奮作詩：終有揚眉吐氣天

1950年元旦剛過，福州的冬天還帶著些潮冷。佛教醫院的一間病房里，一位滿頭華發的老人，正支起身子，盯著身邊小收音機發呆。廣播里反復提到兩個地名：清川江，漢城。陪護的年輕人小聲說：“薩老，這回志愿軍打得真解氣。”老人微微點頭，嘆了一句：“若當年在海上也有這股勁，事情就大不一樣了。”

說這話的人，叫薩鎮冰。晚清的海軍統制，民國的海軍總長，新中國成立后又成了共和國的政協委員。他的一生，幾乎和中國近代海軍的全部起落糾纏在一起，從馬江失利，到甲午慘敗，再到抗戰艱難，再到解放戰爭的風云轉換，親眼看盡。

有意思的是，這位曾經的“前清海軍司令”，真正感到“揚眉吐氣”，并不是在自己掌舵海軍的那些年，而是在九十多歲、臥病在床的時候，聽到志愿軍打進漢城的消息那一刻。

一、從雁門到閩江：一個“外姓人”的海路起點

追溯薩鎮冰的來歷，會發現一個頗為復雜的家族軌跡。他姓“薩”，這在傳統漢姓里并不常見。史料記載，他的先祖原本是元代的色目人，跟隨元世祖忽必烈出征吐蕃有功，被賜姓“薩”，后來在中原落腳，又遷徙輾轉，漸漸形成雁門薩氏一族。

雁門在今山西代縣一帶，邊塞風氣濃重，世家多出武人。元末明初動蕩之際，薩氏的一支又南遷福州，在閩地扎下根來，成了當地頗有名望的“福州八大家族”之一。到了19世紀中葉，家族早已漢化，與閩地官宦人家往來密切，既帶著舊邊地家族的剛烈氣質，又吸收了江南、閩地的新式觀念。

1859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這一年，薩鎮冰出生在福州澳橋。那時的中國，已經被西方堅船利炮敲開大門，卻仍舊在“洋務”“守舊”之間搖擺。薩家在福州頗有聲望，父親與時任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楨交好。也正是這層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替這個少年打開了通往“海”的大門。

1869年，10歲的薩鎮冰考入福州船政學堂。這所學堂，是晚清在海軍領域最重要的近代化嘗試之一，既教造船、航海，也學外文、兵學，是當時少有的系統培訓海軍技術與管理人才的機構。在很多后來人的眼里，這里幾乎就是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

從進入船政學堂那一刻起，薩鎮冰這一生便與“海軍”二字難解難分。不得不說，他趕上的，是一個既充滿機會又充滿苦澀的時代：制度陳舊，觀念分裂，但也在竭力尋找出路。

值得一提的是，薩鎮冰這一代學員，眼睛是向外看的，卻又常被大環境拖著后腿。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接待中日兩國來購艦的代表團時，曾說過一句頗刺耳的話：中國人關心的是“哪家炮好、價格多少”，日本人則談“制度、政體、改造”。這話未必盡全對，卻點中了當時中國改良的猶豫與局限。

二、馬江、威海與日島：從恥辱到“留下一顆種子”

如果只看履歷，薩鎮冰的人生幾乎被失敗串聯。他當海軍將領的那些年代，正是中國在海上連遭重創的時期。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馬江海戰成為中國海軍史上的慘烈一幕。當時，法國艦隊強闖馬尾軍港，清廷卻下令福建水師不得“先開炮”，甚至強調“雖勝亦斬”。這樣的命令，在戰場上無異于束手待斃。8月23日，法軍先發制人，輪番開火，福建水師猝不及防，大敗而去，七百余名官兵陣亡，清軍艦艇損失慘重，法軍傷亡卻只有寥寥數人。

消息傳到北方，已經在水師系統中嶄露頭角的薩鎮冰悲憤難平。他原本已被調往天津水師學堂任教，得知戰況后力求上前線，直到兩年后才獲準，出任“威遠”艦管帶。那時的他，心里非常清楚：海軍不是不行，人不是不敢戰，問題出在制度和決策——但一個年輕軍官，很難改變太多。

1894年，甲午戰火燃起。黃海海戰時，薩鎮冰奉命守衛日島，沒有參加主力艦隊的決戰。他的同學鄧世昌，指揮“致遠”艦在那一仗里與敵血戰，最后除少數人獲救外全艦覆沒，鄧世昌殉國。對薩鎮冰來說，這是刻骨銘心的一筆，他后來在很多場合都提到這位同學的犧牲。

日島的位置很關鍵，是威海衛軍港的一道前沿屏障。薩鎮冰率部駐守那里，島上條件極差，吃喝全靠劉公島補給。為了防備日軍偷襲，他帶兵晝夜巡邏，身體被硬生生熬垮。夫人陳氏從福州遠道趕來探望，卻被他攔在艦外，他命人撤下舷梯，硬是不讓登艦。周圍人勸說，他卻只留下一句：“此地非同尋常，此時非同尋常，告她當我已死。”這一段，后來在海軍圈子里流傳甚廣。

1895年初，威海衛之戰爆發。隆冬季節，大雪迷蒙，日軍以十多艘艦艇輪番進攻日島，又利用已被攻占的炮臺反砸島上守軍。薩鎮冰苦撐十一天，才接到提督丁汝昌命令撤離。此后不久，劉公島陷落，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丁汝昌飲藥自盡，甲午戰爭宣告失敗。

據后來回憶，當時薩鎮冰也萌生殉國念頭，被部下死命拉住。他那句“忍辱負重，為中國重建海軍”并不是漂亮話，而是在殘局中做出的清醒選擇。

戰后，清廷并未真正檢討制度弊端，反而把許多責任往北洋官兵身上推。總理海軍衙門被撤，海軍學堂停辦，軍官大量遣散，有的還被革職查辦。某種意義上，這等于把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一點基礎又一腳踢翻。

有意思的是，在這輪追責風暴中，薩鎮冰卻沒有被處分。學者薩本仁在《薩鎮冰傳》中分析，原因在于他“苦守日島，紀律嚴明”，而且所管帶的練習艦“康濟”在戰斗中并未被擊沉。

即便如此，他還是被編入遣散行列。回到福州后，他一度靠在官宦人家做私塾養家，夫人陳氏不久又病逝，幾乎是雙重打擊。后來有人問他為什么終身未再娶，他只是淡淡說了一句：“天下若再有一個女子，和我太太一樣的我就娶。”話不多，心卻重。

1898年前后，局面出現了一點轉機。兩江總督張之洞重視海防，重新啟用薩鎮冰，讓他負責吳淞炮臺。清廷開始籌劃復建海軍，從英國、德國訂購“海天”“海圻”等新艦。原北洋副將葉祖珪摘掉“戴罪”帽子，被任命為北京海軍水師統領，但他認為無論能力還是學養，薩鎮冰更合適，主動舉薦對方出任統領。

出乎許多人意料，薩鎮冰堅決不肯越位，只接受了幫統兼“海圻”號管帶的職務。看似退讓，實則保全了一點軍中人際的尊重，也讓他得以專心在艦上練兵。

辛丑條約簽訂以后，卻又出現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提議：有議和大臣竟建議將幾艘大中型軍艦出售，以示“不再備戰”的誠意。對一個一生盼著海軍強起來的人來說，這無異于刀扎心口。薩鎮冰據理力爭，態度之堅決，引起不少人側目。后來事實證明，如果沒有這些“留住”的艦艇，民國時期的海軍恐怕更加空虛。

從晚清起，他逐漸成長為海軍系統中舉足輕重的人物，直到1921年卸任民國海軍總長。不得不說，他想做的事很多，能做到的卻有限。環境束縛、國內動蕩，常常讓他“有心無力”。但哪怕是在最艱難的時刻，他始終堅持一點：得給海軍留一顆種子，不能讓這條路斷了。

三、從“無艦之海軍”到起義艦隊：后輩們的接力

進入民國后，中國的海軍發展依舊蹣跚。裝備落后，財政拮據，加上軍閥混戰、政局頻變，很多人對這支“弱海軍”并不看好。可在這個階段，薩鎮冰在人才培養上的布局，開始逐漸顯出意義。

20世紀初，他參與創辦煙臺海軍學校等機構，為海軍系統輸送了一批骨干。方伯謙的侄子方瑩，就是其中頗有代表性的一位。抗日戰爭后期，方瑩作為海軍將領，被任命為接收日本艦艇的中方代表。戰后，他不愿卷入內戰，選擇歸隱。新中國成立后再次出山，擔任華東海軍研究委員會委員，1950年升任中國人民海軍第六艦隊副司令員。這種軌跡，既反映了個人選擇，也折射出舊海軍系統中一部分人的價值觀轉向。

還有薩鎮冰的侄孫薩師俊，出身海軍世家。1938年武漢保衛戰期間，他指揮著名的“中山艦”與日軍激戰，雙腿被炸斷仍堅持指揮，直至犧牲。“中山艦”被炸沉后，那一幕在當時的軍隊中引起巨大震動。薩師俊被認為是抗戰期間中國海軍陣亡的最高級別將領之一，對老一輩海軍人影響很深。

更值得一說的，是后來率艦起義的林遵。這個名字，被很多海軍史研究者視為晚清、民國海軍傳統與人民海軍之間的一條“橋梁”。林遵出生于海軍家庭，早年就讀的煙臺海軍學校，正是薩鎮冰1903年前后參與創建的。他本人對內戰極為反感，始終主張“海軍不打同胞”。

1949年4月23日，南京江面風急浪高。當天，林遵率領國民黨海軍23艘艦艇起義，調轉艦首，駛向人民解放軍一側。這次起義，被毛澤東稱作“南京江面上的壯舉”，直接改變了長江下游的軍事格局，對解放南京乃至長江流域有著實質意義。

起義之后，林遵受張愛萍邀請，出任華東軍區海軍第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站在家族的角度看，他算是薩鎮冰后輩中比較“幸運”的那一位，既保住了本行，又趕上了新階段的起步。

抗戰時期的中國海軍，處境更加艱難。為了阻止日軍溯江而上，國民政府曾下令封鎖長江航道，甚至炸沉自家艦艇，造成“有海軍而無艦”的尷尬局面。再加上情報被漢奸出賣，封鎖計劃打了折扣。那之后，海軍官兵很多時候只能在江河之間布雷作戰，用簡陋手段擊沉了數百艘敵艦艇。這個階段的海軍，說到底已經很難用傳統意義上的“艦隊”來衡量，更像是一群在水上苦撐的游擊隊。

1945年抗戰勝利，很多人記得的是陸軍受降場景，但有一幕很容易被忽略：一些衣衫襤褸的士兵，打出“海軍”的旗號在街頭出現，周圍民眾看了，不少人眼眶發紅。那是一支幾乎沒有像樣艦艇的海軍，卻還是倔強地把旗幟舉了出來。

從這個角度看，說薩鎮冰“一生失敗”并不準確。他確實沒有在自己手上打造出一支真正現代化的強大艦隊，卻帶出了一批骨干，種下了一些觀念。這些人，這些觀念，在新中國成立后，與解放軍原有的傳統結合，漸漸變成另一條發展路徑。

四、拒往臺灣、盼建新海軍：九旬老人的“漢城詩”

1940年前后，中國的抗戰進入相持階段。那時，已近八十歲的薩鎮冰仍未完全從公共事務中退下。他曾有意前往延安看看，了解那支在敵后堅持斗爭的武裝力量。遺憾的是，行至半途被軍政高層攔回，負責截人的，是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的人。客觀說，這也符合當時國民黨高層對延安的戒備心理。

到了1948年前后，局勢急轉直下。東北、華北大局已定，國民黨軍在各大戰場節節敗退。1948年，福建各界曾為90高齡的薩鎮冰籌備祝壽大會，成立專門委員會，可見他在地方仍有不小威望。

1949年夏天，福州形勢趨緊。8月，薩鎮冰因病住進福州佛教醫院。這時，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親自登門，看望這位前輩，同時轉達蔣介石的意思：希望他赴臺灣，繼續擔任“海軍方面”的象征性人物。

面對這樣的邀請，不少人可能會考慮現實利弊，但薩鎮冰選擇了拒絕。他清楚看到，舊政權已無力回天，而新的力量正在崛起。他留在福州，一方面是身體確實不便，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態度。他后來還主動為解放軍接管福州做了一些協調工作，這在當時的統治階層中并不多見。

新中國籌備成立時，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由于年事已高、身體欠佳，薩鎮冰無法親自赴京參加，但仍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并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周恩來曾特別提到，對于像他這樣年逾九十、行動不便的代表，可以“列名而不參加”，算是一種特殊安排。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1949年10月5日，92歲的薩鎮冰聯合在福州的原國民黨海軍212人，聯名致電毛澤東和朱德，祝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勝利召開，并明確表態，愿在新政府領導下，“為建設強大的人民海軍而努力”。同一天，他還專門發電，祝賀毛澤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對一位歷經清廷、北洋、南京諸多政權的老海軍來說，這些措辭并不是隨口說說，而是一種態度上的轉向。

時間走到1950年冬天，中國面臨新的戰事——抗美援朝。10月，志愿軍入朝，局勢跌宕起伏。1950年12月31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與朝鮮人民軍發起第三次戰役，向漢城方向展開進攻。隨著戰線推進，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被迫全線后撤。

1951年1月3日凌晨，美軍指揮官馬修·李奇微下令：“全軍撤至漢城以南組織防御。”緊接著，1月4日，中國人民志愿軍第38軍、第40軍和朝鮮人民軍一部順利進入漢城。聯合國軍被迫撤至北緯37度線附近，第三次戰役取得重大勝利。

就在這時，福州的那間病房里，九十三歲的薩鎮冰聽到了“志愿軍打進漢城”的消息。據當時身邊人的回憶，他激動得幾乎要從病榻上坐直。之所以震動如此之大，不單因為勝利本身，更在于漢城這個地名對他那一代人的特殊意義——57年前，甲午戰爭的導火索，正是朝鮮半島局勢。那場戰爭，給中國帶來的是屈辱、割地和長期的陰影；而這一次，中國軍隊是在同一塊土地上打出了完全不同的結果。

情緒激蕩之下，這位一生與海軍、與國家興衰糾纏在一起的老人，提筆寫下四句詩：

“五十七載猶如夢，舉國淪亡緣漢城。龍游淺水勿自棄，終有揚眉吐氣天。”

短短二十八個字，帶著明顯的個人體驗：從甲午到抗美援朝，整整57年，仿佛一場漫長的夢。甲午之后，中國“舉國淪亡”幾乎是從那步開始滑落；而今，曾經被動挨打的一方，變成在同一塊土地上主動出擊的一方。末句“終有揚眉吐氣天”，既是對現實局勢的贊嘆，也是對幾十年壓抑心情的一次釋放。

1951年國慶節前夕，他又寫下一首《一九五一年國慶頌詩》：“中華解放兩周年，耕者而今各有田。治匪法嚴無報警，救鄰師壯盡稱賢。”字句樸實，談的都是土地、治安、出兵援朝這些具體事情，不談虛玄，卻能看出他對新政權某些政策的認同。

1952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給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葉恭綽的信中，還特地提到薩鎮冰的詩作：“數月前寄讀惠書，并附薩鎮冰先生所作詩一首，不久又接大作二首，均極感謝。薩先生現已作古，其所作詩已成紀念品，茲付還，請予保存。”從這段文字看得出，中央領導對這位老海軍頗為尊重，也珍視他留下的這些文字。

同樣是在1952年，臨終前，薩鎮冰寫下另一首詩，感嘆國家版圖的變化、政治局面的分合，并寄望未來能實現真正統一。詩中有句“國疆昔小而今大，民治雖分終必聯”，既是對現實的冷靜觀察，也是老一輩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念想。

1952年4月10日，薩鎮冰在福州去世，享年94歲。福建省人民政府為他舉行公祭，公祭文中評價他“一生廉樸，禮賢下士”，并肯定他“愛好和平、擁護民主”的態度。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也發來唁電，表達哀悼。

從1859到1952，這位老人的一生橫跨清末、民國、新中國初期，經歷了鴉片戰爭余波、洋務自強、甲午慘敗、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到最后看見新政權在廢墟上起步。他沒有親眼見到人民海軍真正成規模地發展，也沒看到國家完全統一，這確實是遺憾。但從他晚年的詩句和態度來看，他對中國的前途已經不再那么悲觀。

“龍游淺水勿自棄”，這一句說的是當年，也未嘗不是寫給后人的一句話。在一場又一場風浪中，那些看似孤立無援、幾乎被逼到絕境的人，并沒有全盤放棄。有的守住了職業操守，有的保留了一點專業積累，有的在關鍵時刻轉身站到了新一邊。這些人的選擇和堅持，層層疊加，才有了后來海軍重新起步的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看，薩鎮冰那首“終有揚眉吐氣天”的詩，并不只是一時興起的感慨，而是一個歷盡沉浮的海軍老兵，對半個多世紀風云的樸素概括。他一生想做的事，自己沒能完全做成，但他畢竟把路延續下去了。對那個跨越多個時代的老人來說，能在生命最后幾年看到方向發生根本性改變，已經足夠讓人心里踏實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