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缽山留守紅軍浴血奮戰，三將領犧牲，一妻子苦等七十二年

1935年深冬，贛南瑞金的一個小山村里，下著冷雨。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女人抱著一面小方鏡，對著鏡子輕聲說了一句：“才蓮，你說過會回來的。”她不知道，丈夫犧牲在銅缽山，已經大半年了。

這面小鏡子，是她和丈夫之間唯一能握在手里的東西，也是把個人命運與那場血戰緊緊拴在一起的見證。要講銅缽山的故事，很多人習慣從戰場的槍聲說起。但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時間線拉長，就會發現，這一仗早在很多人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就已經埋下了伏筆。

銅缽山，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山頭，卻見證了中央蘇區留守紅軍的最后拼殺，也見證了幾個家庭被永遠改寫的命運。

一、銅缽山緣何成了“最后的屏障”

江西瑞金城西北二十多公里，有一座海拔八百八十五米的山峰，名叫銅缽山。遠遠望去，山形像一位仙女捧著銅缽，因此得名。地理位置極其微妙：一邊連著瑞金九堡鎮蓮塘村，一邊接近于都方向，又扼守著周邊山區通道。

山高林密，云霧繚繞，石崖嶙峋。當地老百姓早就知道，這樣的山，是躲人、打仗的天然去處。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銅缽山因為地勢險要，逐漸成了紅軍在這一片的一個重要據點。

尤其是1934年以后，銅缽山的意義完全變了味。那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從瑞金等地開始長征。許多老兵是在夜色中離開的，走的時候，蘇區還保留著一絲完整的樣子。

主力北上后，敵軍并沒有松勁，反而拋出了所謂“鐵桶計劃”。十余萬兵力，從北、東、西三面撲向蘇區，意圖封死所有出口。國民黨軍當時的態勢，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掃干凈一個山頭，燒光一處村莊”。

中央蘇區中央分局和留守機關此時面對的局面，已經不是一般的“圍剿”，而是全面的“追剿”和“清剿”。中央分局被迫將留守紅軍壓縮在瑞金一帶狹小山區里面，銅缽山恰好處于這個范圍的關鍵位置。

有一點不得不提：留守部隊的人數并不多，加上地方武裝也就是一萬多人，而敵軍卻是十幾倍的優勢。為了打破敵人的壓縮圈，1934年底，中央分局做出決定，將部隊分散展開游擊，史稱“九路突圍”。

這個決定，讓銅缽山從一個普通據點，變成了九路突圍中一塊關鍵的支撐點。幾支隊伍在這里集合、轉移、掩護，許多生命，也在這里畫上句號。

一、九路突圍中的銅缽山戰場

“九路突圍”這四個字，在一些老人回憶起那段日子時，往往只剩一句短短的評價：“實在太慘了。”慘，從哪兒看得出來？一看兵力對比，二看環境，三看結果。

當時的戰略要求很明確：突圍部隊要分散成幾路小股，以游擊形式在山地中機動穿插，利用伏擊、襲擊、夜行等辦法，牽制敵人，保存骨干。中央分局提出的方針很現實——占領山地，靈活機動，伏擊襲擊，出奇制勝。簡單說，就是不能再硬拼了，只能靠山吃山，在山里與敵人周旋。

銅缽山一帶的山林密集，山道曲折，是天然的伏擊地。九路突圍的人馬中，有三支隊伍的高層領導，先后在這里轉戰。他們分別是瑞金游擊司令部司令員劉連標，中央政府總務廳廳長趙寶成，以及少共中央分局的領導、中央局委員李才蓮。

這三個人的出身經歷各不相同，卻在這座山上走到同一條路上。他們帶領游擊隊、地方武裝和留守紅軍，在銅缽山組織伏擊、阻擊，掩護突圍。可以說，銅缽山上的血戰，是九路突圍中最典型的一幕。

敵軍對銅缽山也看得很重。主力長征之后，殘存的紅色政權機構大多隱蔽在山區，銅缽山這類地方，就成了敵軍重點“清剿”的目標。敵人動用了三個師的兵力，以“梳篦子”的方式，一坡一坡、一村一村搜索。

對比之下，銅缽山上的紅軍和游擊隊，人數不多，裝備簡陋，彈藥有限。這樣強弱懸殊的交鋒，注定不會輕松。也正是在這種環境下，一些短暫而又兇險的戰斗被打成了足以載入地方史冊的戰斗。

灣塘岡伏擊就是典型一例。1934年底，敵人“追剿軍”從北、東兩路猛撲中央蘇區腹地，企圖一舉壓縮瑞金。為了減輕會昌方向的壓力，劉連標率部緊急趕赴謝坊、灣塘岡一線，準備在山谷之間實施伏擊。

戰斗打了一個多小時。山溝里面槍聲密集，紅軍利用地形居高臨下，對敵人前鋒展開火力打擊。這一仗殲滅了敵軍半個旅規模的兵力，擊斃敵團長、營長各一人，俘虜百余人，繳獲步槍五百多支、機槍三挺，在主力紅軍北上之后的艱難局面中，這是一場難得的勝利。

有意思的是，這仗打完，劉連標并沒有戀戰。他知道敵人后續部隊很快會壓上來，于是帶著收攏起來的部隊向銅缽山方向轉移，準備依托山地繼續游擊。銅缽山，也就從此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座山。

二、三位將領，在同一座山上的結局

銅缽山那一帶的山路狹窄，多為泥石小徑。雨季一來，路就變成了泥漿，人走上去，鞋子拔出來都是困難。就是在這樣的路上，這三位將領帶著各自的隊伍，一次次轉移，一次次迎戰。

劉連標的故事，從“扛著鋤頭去趕圩，順手就參了軍”開始。他出生于瑞金的雇農家庭，1929年春天去九堡趕圩，碰上紅四軍在圩場做宣傳。他本就對紅軍好感極深，聽完動員會，干脆沒回家，直接找到隊伍要求參加紅軍。

加入紅軍后，他在贛南、閩西一帶打了不少硬仗。攻打于都楊梅嶺“土圍子”的戰斗中表現突出，被提拔為排長，之后連升連長、營長。再后來，負責地方武裝建設，擴紅、建政，都有他忙碌的影子。瑞金地方武裝編入紅三十五軍時，他已是團長。

中央蘇區衛戍司令部成立時，劉伯承任司令員，他擔任副司令員。這期間，一二三四次反“圍剿”作戰中，都能見到他的身影。他既懂野戰，又熟地方情況，屬于那種既能打，又能組織群眾的人。

1934年，紅軍主力長征，他被任命為瑞金游擊司令部司令員，負責留守部隊的武裝斗爭。灣塘岡伏擊戰勝利后，部隊退守銅缽山。敵軍越圍越緊，三個師壓向銅缽山區域。山嶺之間，槍聲如麻，一道山坳打完，轉身就是另一道山坡。

在一次激烈對拼中，他帶著部隊與敵人短兵相接。面對數量數倍的敵人，只能以山為屏，以林為掩，邊打邊移動。當時彈藥消耗很大，戰士靠著地形不斷換陣地。戰斗拖得很長，沖鋒一輪接著一輪，劉連標在指揮中中彈，壯烈犧牲，終年三十三歲。

另一位，則是從山西千里迢迢來到贛南的趙寶成。

趙寶成1902年生于山西五寨縣三岔堡村，家庭條件算是當地的大戶。他父親是清末秀才，后來在太原警憲處當秘書。這樣的家庭背景，本來可以走一條安穩的路。但軍閥混戰、外患頻仍，社會動蕩，讓他在念書時就生出強烈的救國之念。

1923年，他考入北平京都大學。在北平，他接觸到了新思想，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他離開北方，輾轉來到中央蘇區，先后擔任中央工農通訊社副社長、中央政府總務廳廳長等重要職務。

這些職務，看起來遠離前線，其實壓力極大。物資調配、機關運轉、工作保障，很多都壓在他們肩上。1934年紅軍長征時，他遵從組織安排，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斗爭，曾任興國縣委書記。

敵人圍攻加緊后，他所領導的部隊轉入銅缽山一帶山區，同樣地處絕境。那時的情況，已經不是“緊張”能形容。戰時供給被切斷，部隊在山里轉來轉去，糧食吃完，就上山找野果；野果吃光了，就挖草根、刨樹皮；連皮帶都被煮著嚼過。

更麻煩的是彈藥。子彈打完后，只能靠冷兵器。長矛、大刀、石頭，甚至拳頭腳、牙齒，都成了武器。根據當時一些戰友的回憶，山坡上的肉搏戰，往往是雙方幾乎貼在一起拼死纏斗。趙寶成在一次反“清剿”戰斗中帶隊阻擊，終因敵眾我寡，身負重傷，仍然堅持戰斗，最后英勇犧牲，也是在三十三歲。

相比之下，李才蓮的故事，又是另一種色彩。

李才蓮是興國茶園鄉教富村河塘人，出身貧苦農家。十四歲從清源小學畢業，算是村里少有念完書的人。1928年，他參加秘密農會，成為早期的農村積極分子之一。后來進入贛南干部學校學習，結業后被分派到贛西南上猶工作，隨后又調回贛南辦事處，擔任營前區委書記、少共江西省委書記等職務，可以說是那一批少共干部中的骨干。

主力紅軍長征后，他留在蘇區，領導地方武裝繼續斗爭。在“九路突圍”部署中，他率領獨立第七團，從會昌突穿封鎖線，一路游擊，穿越汀瑞邊界，轉入閩贛蘇區，再折回寧都以北地帶活動。

這一路行軍，可以想象非常困苦。敵人的封鎖線一道又一道，既要躲飛機偵察，又要防地面部隊夾擊。在向瑞金九堡方向轉移的過程中，他的部隊遭到敵軍突然阻擊，遭重創，被迫分散突圍。殘部向汀瑞邊銅缽山區靠攏，也就這樣，他和銅缽山緊緊聯系在一起。

銅缽山戰斗最緊的時候，敵軍重兵分段包圍。按照當時的判斷，為了保存有生力量，必須讓大部隊設法突破。李才蓮主動要求，帶一小部分戰士留在山頭，吸引敵人，掩護大部隊轉移。

當敵人開始沖鋒時，他喊了一聲：“同志們，打啊！”戰士們從林中躍出，與敵人迎面相撞。山頭上，陣地一會兒在紅軍手里，一會兒被敵人奪去，像拉鋸一樣反復爭奪。

隨著時間推移，子彈越來越少，傷亡越來越大。到最后，只能靠石頭、槍托、刺刀，甚至赤手肉搏。戰斗變成了你死我活的糾纏。就在這種關頭，一件極其令人憤慨的事發生了——他身邊的警衛班副班長，露出了叛徒面目。

那人趁李才蓮專注指揮時，從背后舉槍射擊，妄圖打死首長，搶走由他保管的那點經費跑路。槍聲響起，他中彈倒地，卻在最后一刻強撐著開槍，反殺了叛徒，然后倒在銅缽山的山坡上，年僅二十二歲。

這一幕，在后來當地人口口相傳。掩護突圍的那一小股戰士，在他犧牲后，沒有人選擇投降，繼續邊打邊后退，最終全部戰死在山林里。

同一座山，三位不同出身、不同年齡的領導干部，幾乎在同一時期相繼倒下。他們的職位不同、路數不同，但在銅缽山這個節點上，命運匯成一條鮮血染紅的河。

三、一面小鏡子，七十二年的守候

戰場上的槍聲，很快被后來的風雨沖淡，山林恢復了平靜。真正難熬的，是山外那些等消息的人。

李才蓮的妻子池煜華，就是其中最令人唏噓的一位。

這段婚姻時間極短，卻牽扯了一生。兩個人成婚時，他正忙于工作，只匆匆在家里呆了十天左右，然后就匆匆離開，投入九路突圍的緊張準備。誰都沒有想到，這一別，就是永訣。

臨走之前，他送給妻子一面小方鏡。那時候，農村家庭有一面鏡子并不容易。這件東西，后來成了她與丈夫之間唯一有形的“憑證”。

等了一段時間，始終沒有丈夫消息，她心里開始不安。聽人說銅缽山打得很激烈，她咬咬牙，決定親自去找。一個年輕女子，背著簡單行囊，沿著山路，一村一村打聽。她走過的地方，幾乎遍及贛南大半個山區。

山高路遠，通信中斷，信息閉塞。很多散落的失蹤紅軍和游擊隊員，看她這樣找人，心里明白真相，卻又不忍心告訴她。有人只能安慰說：“李書記從銅缽山突圍出來了，跟著主力去了別的地方。”

這一句話，給了她一個可以抓住的希望。她不再在山里繼續尋找，回到了家鄉，把被敵人燒毀的土坯房重新翻蓋好，心里只有一個念頭——等他回來。

從那以后，她每天早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那面小方鏡，仔細梳頭。她對著鏡子心里想著：“他要是突然回來了，總不能看見我蓬頭垢面。”

門檻也被她站得很熟。每天閑下來，她就站在高高的門檻上，望向山路那一頭。凡是遠處有個人影，她都會下意識一陣緊張。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自我安慰。這樣的日子，延續了幾十年。

新中國成立后四五十年代，政府開始對烈士家屬進行登記。有關部門找到她，鄭重其事地送上《革命烈士證明書》，告知李才蓮已在銅缽山壯烈犧牲。這時距離他犧牲，已經過去十多年。

她卻堅持搖頭：“你們搞錯了，他沒死。他說過要回家的。”在她心里，丈夫走的時候還那么年輕，記憶停在那十天的短暫團圓里。證明書上的字，對她來說，不如那句臨別囑托來得真實。

時間，往往是最無聲卻最殘酷的東西。青絲一天一天變白，山路也一天一天被腳步踏熟。她繼續在那面小鏡子前梳頭，梳著梳著，頭發變稀了，眼睛也花了。村里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很多見證早年戰亂的人，也漸漸離世。

七十多年過去，從二十多歲，到九十多歲，她等的那個人始終沒有出現在門口。她臨終前的那幾年，精神狀態已經很弱，但梳頭這個習慣還在，只要能坐起來，就要摸一摸那面鏡子。

不得不說，這樣的守候，在很多家庭并不是個例。那段戰火年代里，有人死在山谷，有人葬于異鄉，有人下落不明，留下的，是無數個等不到消息的人。池煜華之所以被更多人記住，是因為她這種漫長而頑固的堅持，把銅缽山這場戰斗的后續影響，從戰地延長到了民間生活的最細微處。

從歷史的角度看，銅缽山血戰，是中央蘇區留守紅軍抗擊“鐵桶計劃”中的一個局部戰場。九路突圍整體上并不算成功，大部分部隊遭受重大損失，中央蘇區的武裝力量被進一步削弱。但在這些看似“失利”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另一層面：無論是出身雇農的劉連標，還是山西書香人家的趙寶成，抑或是興國農村走出的李才蓮，在強敵壓境、彈盡糧絕的情況下，都沒有選擇退縮，更沒有改變立場。

銅缽山后來漸漸恢復為一座普通的山峰，山上依舊林木蔥郁，云霧繚繞。從山下仰望，很難想象當年這里曾經有過何等慘烈的肉搏和密集的槍聲。戰場的痕跡，留在零散的回憶、支離破碎的史料里，也留在幾戶人家永遠空著的門檻前。

對于那一代人來說，山是一道屏障，也是一道生死線。有人倒在山上，有人守在山下，同一段歷史，在不同人的生命里呈現為完全不同的樣子。銅缽山的名字，也就在這樣的交叉里，悄悄寫進了那段紅色斗爭史的側頁。